三种模型的比较

这些模型存在根本差异，然而也有重要的共同点。为了锁定我们想知道的内容，我们对每个模型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让体系中的行为体决定维持和平并接受自身的位置？第二，什么样的力量对比对于和平至关重要，什么样的力量对比可能导致战争？第三，也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每一个模型中，什么样的力量对比可能导致和平或者引发重大冲突？

精英的目标

很明显，每个模型对于决策者让本国远离冲突或者卷入冲突的动机，给出了根本不同的解释。在均势模型中，一国领导人寻求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强大的国家试图扩张，而其潜在受害者为了保护自身不受侵略，会相互结盟以增强其进攻性或防御性能力。在集体安全体系中，决策者的动机是预防或击退侵略的理性诉求。

权力转移模型与其他两个模型有根本不同。它并没有尝试提出一般性原则，以解释和预测精英在什么情况下倾向于打仗。另一方面，它警示人们，权力结构变化本身并不会导致战争。感到满意的大国不会认为感到满意的小国获取的优势对其构成了威胁。此外，强大的和心满意足的国家不会发动战争。除非大国认为体系的变化挑战了其地位，或者它们不再认可利益分配的方式，这时权力转移才是危险的。

因此，三个模型均认为国家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前两个模型与第三个模型的差异在于，集体安全模型认为决策者是由对体系效用最大化的渴望驱动的；而均势模型认为，行为体的动机是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整个体系中的成员获得的收益不过是每个成员自私行为的结果。熟悉自由放任经济学派的读者，当然会觉得这套说法似曾相识。两个模型均假定影响战争与和平并能维系体系的趋势是可以控制的，这些趋势可以而且必须被控制。对外政策精英是舞台上的关键角色。这些模型适合那些行为导向的人。

根据权力转移模型，对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渴望以及在狭义上确保安全的一厢情愿的诉求并不是一国发动战争的原因，尽管后者往往是人们提出的借口。在这个模型中，一国之所以发动一场大战，是因为对其在体系中地位的普遍不满或者重新制定国家间关系规则的渴望。

我们应该注意一点。权力转移模型并不需要一位“客观”的观察者来判定挑战者心存不满是合理的。不满的国家愤愤不平并不一定需要“充分的理由”。尽管它们和几个大国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它们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却享有显著的优势。确实，根据这个模型，真正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往往过于弱小，不能破坏和平。然而，无论正确与否，在权力转移模型中，重要行为体选择的路径仍然是可以预测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模型与其他两个模型是一致的。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点差异。使各国相互冲撞的轨迹是不容易被控制的。时常有人尝试微调各国的运动轨迹，这样做的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权力转移的根本变化是既定的，而且无法被操纵。第三章有关战争的结果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因此，权力转移模型可能会让那些尝试通过国际工程来维持和平的活动家感到有些不安。

重新分配权力的机制

是什么导致了引发战争的恶性力量对比呢？这些模型对这样的权力变化作出了不同解释。均势模型和集体安全模型认为，这一变化是结盟的产物。体系的单元是不会改变的，至少不会有太大改变。它们只是以不同方式组合，不同的力量对比是组合的结果。规则很简单：一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或者利用盟友的帮助提升本国能力，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均势。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提升其权力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可以加强武装，诉诸武力或者弥补自身弱点。然而要提升权力地位，一国可以使用的代价最小也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与朋友的力量联合起来，或者破坏对手的联盟。我们应该注意到，很多人支持这样的观点。11

我们的以权力转移概念为基础的模型不认可上面的结论。该模型假设一国权力的主要来源是本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若非如此，我们应如何解释苏联和美国的崛起，或者英国和法国的衰落呢？这些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发生在正常的同盟模式之外，它们对于体系稳定性和生命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同盟的分分合合。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偏向其中一方，几个大国的关系也是不平衡的。因此，要想预防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带有威胁性的变化，多数情况下不能通过结盟来达到目的。在和平时代，主导国比其他大国都要强大得多。我们可以从权力转移模型的视角来思考目前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目前的领导国美国和紧随其后的挑战者苏联存在较大权力差距，尽管两者之间差距在缩小。在权力转移模型中，可能引发大战的因素正是挑战者和主导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梯队的大国德国和日本与苏联的差距同样大，第三梯队的法国和英国与第二梯队的差距也很大。

显然，如果不同梯队的国家之间差距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大，结盟可能仅能改变不同梯队间差距的大小，却无法改变主导国际体系的大国的基本排名。

此外，结盟的形成和解体并非易如反掌。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六七个主要大国，很多组合方式是荒诞而不合理的。合理的组合寥寥无几。多数组合不合理的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社会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纽带将各个国家聚到一起，这种关系不会单纯为了争取权力优势而破裂。我们目睹了美国想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礼尚往来的外交关系面临的困境。尽管在一战之后的几十年，德国若能和法国建立联系，赶超英国的概率将显著提升；但德国要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却举步维艰。均势模型的潜在假定是，考虑权力的定律足够强大能够指引国家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行为，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

然而，国家确实会改变它们所在的阵营。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和日本从协约国阵营转移到德国的阵营。在二战战败后，它们又和德国一起再次改变了阵营。我们只能猜想，究竟是哪些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这些变化。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同盟的变化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掌权精英的组合发生了变化，而这些精英决定改变阵营。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加速了同盟变化的过程。各国的社会经济变化可能是每个国家在启动现代化进程后均必然经历的发展过程，也可能是由于在大战中惨败而被其他国家强加的。前者可以解释意大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转变，后者可以解释为什么二战结束后轴心国转向同盟国的阵营。

在一些权力转移模型可以解释的例子中，同盟确实会改变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如前所述，这种例子寥寥无几，尽管它们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显然，如果大国之间权力差距比较大，而体系的单元并没有变化，权力排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根据权力转移模型，体系中的单元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由于实力增长，几个主要国家会赶超此前遥遥领先它们的对手。这一过渡时期可能跨度为几十年，主要竞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和平则岌岌可危。在这一时期，主要国家不同的结盟方式可能会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德国赶超了法国，并正在赶超英国。在这一阶段法国若与德国结盟，后者将成为主导国家，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按照权力转移模型，我们可以猜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将超越苏联，但不会超过美国，而中苏结盟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比人们的预期更早结束。另一方面，美国若与苏联结盟，将延缓中国成为主导国的进程。这些例子说明，在同盟行为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情况下，能否将同盟视为在短期内实现力量重新分配的重要机制，取决于观察者在这一时期的利益。然而放眼未来，同盟却无法改变长期的趋势。

力量分配

在比较三个模型的时候，如果你要问，什么样的力量对比可以维持和平或导致敌意爆发，就会发现三个模型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差异。在这个问题上，三个模型的区别不同于此前探讨的问题。权力转移模型和集体安全模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了维持和平和安全，力量对比必须倾向于某一方，体系的维护者应该拥有相对于潜在攻击者的压倒性优势。均势模型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案。均势模型认为，主要竞争者只有实现力量的平均分配，才能确保和平。因为当一方开始获得相对于另一方的显著优势的时候，战争的危险将急剧上升。

此外，均势模型预测强者会进行攻击。集体安全模型假定侵略者比联盟更弱小。而权力转移模型认为进攻者是较弱的一方。

最后，在权力转移模型中，主导国和挑战国的权力在一段时期内是大致相等的。挑战国最终赶上了主导国，超越是一个现实，双方的精英均认为权力的变化危机四伏。该模型认为，实力快速增长的国家正是为了加速赶超主导国，所以发动了进攻。与此同时，仍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对挑战国展开丧心病狂的围追堵截，以延缓其发展速度，最终导致战争。此外，赶超的过程可能并不快，也许历时几十年，因此这一时期可能被几场武力冲突所打断。此外，该模型强调，主导国阻挠快速发展国家获益的企图将会是徒劳的。无论在战争中命运如何，挑战者很可能迟早会“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