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每位读者在翻开一本新书时多少都是在碰运气。因为只有在读过之后，他才会知道此书究竟是否值得一读。因此，作者应该在书之伊始就告知读者此书讲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写作此书，这样做是再合理不过的了，尽管它并非易事。

这是一本关于政治哲学的书，更准确地说，是关于近年来政治哲学的消亡的书。因为相比大众情绪，在知识界，多年动荡、战争和极权主义引发的政治无助感同样强烈。宏大的政治思考似乎已成为徒然无功之事。相反，我们拥有了文化意识，关心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化与历史。谁都无法忽视纷至沓来的、标着诸如“现代人向何处去？”“再见了，西方”或“欧洲文化的宿命”等题目的著作。而有关政府和政治生活的原创性理论的缺失同样显而易见。我们不仅对政治过程和制度作了大量描述性分析，相关历史考察也同样充分。但为人类未来的政治勾画宏大蓝图的动力却消失了。这一事业所需的乌托邦信仰的最后残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如今，任何理性的人都无法相信任何进步“规律”了。不仅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独裁以及大屠杀时期，这一信仰只会被认为是愚蠢的，乃至更糟：被视作一种可鄙的自满形式。不过问题还不只是乐观主义消退了。相较于一门心思展望未来，我们更倾向于回顾过去，问自己欧洲文明是如何以及为何会落到如今这副田地的。事实上，如果说在我们这样复杂的时代，各类社会观念中还有什么统一特征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倾向于将西方文明，或者至少将现代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评判，去发现它的问题。本书讨论的正是这些评判。

尽管如今我们感受到了大到史无前例的文化灾难感，但这种感受算不上是彻头彻尾的新事物。哪怕在上个世纪，浪漫主义思想家和基督教思想家也已经觉得与周围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了，现如今，这些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各种社会衰败理论最引人瞩目的倡导者。浪漫主义者一向认为文明已变得机械化，它摧残个体，陷入平庸。对许多基督教思想家而言，没有宗教信仰的欧洲似乎注定会由内而外地衰败。两派都认为下面这点显而易见：政治行动完全没法应对这些顽疾；事实上，我们的政治问题只是更为根本的精神失序的一种表现。简言之，政治已然成为徒劳之事。现如今，这类看法不再只是对最近事件的反应；事实上，它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新鲜的地方在于，它们不仅被广为接受，而且还未受到任何重要的政治哲学对手的挑战。与浪漫主义式和基督教式政治宿命论的传播相伴随的是，支配上个世纪的政治观念事实上消失了。尤其是，如今没有什么称得上是真正的激进哲学了。自由主义不仅变得戒心重重且保守，还怀疑自身的道德基础了。它当然没有对社会绝望作出任何回应，从根本上看，它也带有这种绝望情绪。社会主义的情形也大差不离。尤其是那些极度依赖某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社会主义理论，它们已经看到其所有的“科学”预测都破灭了，且无法创建一个既可解释当下，也能指引未来的新概念体系。它们同样是普遍政治疲软的受害者。即便极端的战后绝望如今已缓解，且我们都在调整自我以适应永恒的不安，但在思想层面，文化绝望论的倡导者们还未遭遇任何强有力的对手。

本书主要致力于探讨浪漫主义式和基督教式的社会绝望，因为两者对当代情绪作了最清晰的表达。特别是浪漫主义，它把握到了敏感多思者的迷思幻想，本书绝大部分内容都以它的精神为主题。为了补全这一图景，我还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衰落作了阐述。这些趋势明显是对诸多历史事件的反应，但将观念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不是本书的目的，尽管这类分析是有价值的。准确地说，本书是观念史中的一个章节，力图借助其精神前身来理解当代思想模式。简言之，这是一个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政治乐观主义逐渐衰落的故事。读者不必期望找到一个直面流行看法的“新”理论——这一点或许令人遗憾。作者多少也沾染了时代精神：我既不能、也无意于创建一个原创性政治理论。事实是，我们几乎不可能坚信，展现在政治行动中的人类理性的力量能够实现它的目的。上世纪以来开始流行的各种宣扬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早就在摧毁这种希望了，历史上的灾难则使这个过程彻底完成。而如果这种乐观主义消失殆尽，政治理论将变得不可能。如今，我们没有政治理论，只有文化宿命论。浪漫主义者的文化疏离感和基督教宿命论的绝望感是其最极端、最令人信服的表达。然而，本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它们提供支持，相反，它致力于对它们进行批判，这不是因为它们就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未能对自己如此反感的世界作出解释。这一分析得出的其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是，眼下我们很可能无法提出更充分的解释。然而，即使某种程度的文化宿命论不可避免，不加批判地接受为之辩护的理论也是不合理的。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本书才会对这些理论的历史和论证作详细的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