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欲令全国思想都改观
1915年6月，陈独秀蹈海归来。苍茫大海上，眼看着浪花翻涌，陈独秀思绪翻飞，考虑着回上海后如何养家、如何照顾高君曼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事，只见大海上波光潋滟，陈独秀心中渐渐明朗。
早在1902年，陈独秀就协助章士钊打理过《国民日日报》。1904年，单枪匹马创办《安徽俗话报》，并说：“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安徽俗话报》广泛报道国内外时事政治并加以评论，灌输近代国家观念与革命思想等，可以视作创办《新青年》的一个预演。1914年，在日本协办《甲寅》，也有一番作为。可以说，做出版是陈独秀目前为止最擅长也是最好的谋生营业。为此，他决定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他觉得：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立马游说亚东图书馆老板兼挚友、《甲寅》发行人汪孟邹，让他赞助自己，并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令人听在耳里，有如惊雷。
此时，中国出版业十之八九集中在上海。
说到上海的出版业，最早可上溯至宋、元时代，当时松江、金山地区官府、私家和书坊都有刻本流传。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松江杨潜修《云间志》3卷，此为上海地区较早成书者，也有明、清时抄本传世。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华亭县学徐民瞻刻《陆士龙文集》10卷，为现在流传下来的极其有限的宋刻之一，且为现存上海最早的刻本。
上海开埠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于1843年12月23日在沪创办了墨海书馆。1860年，美华书馆迁来申城；1864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创办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创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意味着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开始，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此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申报馆、广学会和商务印书馆等中式书坊相继应运而生。
到1905年，上海成立了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同年又建立以出版新书为主的书店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商会，上海出版界由此形成，而一条大约位于今延安东路与福州路间、河南中路两侧的街道，因其纵横排列形似棋盘而得名棋盘街，逐渐发展成为书店林立的文化街。自此，凡大书局必于此处设立营业窗口，书店越开越多，后来延伸到福州路，这就是福州路成为今天上海文化街的渊源。
辛亥革命后，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书局也陆续开业，上海出版业更见繁盛。
竞争激烈，刚开办两年的亚东图书馆生意并不见好，又在承担《甲寅》的印刷发行，已经没有能力接受老友的托付，汪孟邹帮忙联系了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群益书社实力比亚东稍显雄厚一些，他们一拍即合，商定了印刷出版等具体事宜。
对此，陈独秀挚友汪希颜之子、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道：“据我大叔回忆，民国四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
一步迈出，就是里程碑。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开张，编辑部和《安徽俗话报》如出一辙，只有光杆司令陈独秀一人。
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绒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并以“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将挽救民族颓势的重任放在了“青年”身上，还打广告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
其实，第1卷《青年杂志》近一半文章出自陈独秀之手，读者来信也不过陈独秀角色扮演自卖自夸，第2、 3卷的封面甚至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字样。此外的作者，包括高一涵、易白沙、高语罕、刘叔雅、谢无量等人，主要来自安徽，与陈独秀有着密切的个人交往，也算得上“一时名彦”，但并未成为《新青年》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作者群。
《青年杂志》风格带有《甲寅》的印记，栏目基本仿照《甲寅》设置，并极力宣传与《甲寅》的继承关系以吸引读者。1915年，《甲寅》杂志第8期、第9期上，赫然刊出《青年杂志》的广告：“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陈独秀踌躇满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由此认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所以他“涕泣陈词”，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自觉而奋斗：“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为此，他指出了自觉奋斗所要达到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认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敬告青年》提出科学与人权的主张，其后发展成为“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主旋律。
杂志出版到第6号，渐渐声名鹊起，办有《上海青年》杂志的上海基督青年会，写信给群益书社，要求《青年杂志》更名。汪孟邹日记称，1916年3月3日，晚饭后去到陈独秀家中，遇见陈子寿。“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仲与予均表赞同也。”
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风暴陡然形成。
陈独秀抓住这一契机，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面貌，在第2卷第1号《新青年》上发出一则通告：“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免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此通告所列“当代名流”，后来大多相继登场，但除胡适之外，在《新青年》并无出彩之处。相反李大钊、刘半农、杨昌济等并未“通告”的作者，在第2卷登场后，带来意外的惊喜。李大钊和胡适日后也跟陈独秀一起成为《新青年》旗手式人物。
1916年9月，李大钊《青春》一文，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1号。他以澎湃文笔激励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涤荡历史之积秽”，不断地以“青春”的精神来改造自我，“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读来令人热血沸腾。
李大钊在文中倡导“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天下者，不在龈龈辨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这篇文字以乘风破浪之磅礴气概，吹响了为古老中国再造重生的冲锋号，使当时的青年学生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影响极大。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刊发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并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
这又是《新青年》早期所刊发的一篇影响深远的重量级作品。
胡适此人与上海颇有缘分，他原籍安徽绩溪，但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也就是今天浦东新区川沙镇。2岁时随母亲前往台湾其父胡传任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母亲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后回到祖籍绩溪，进家塾读书。13岁再到上海，入梅溪小学堂就学。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五年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
由于汪孟邹与胡适都是绩溪人，早就认识，他替陈独秀和胡适牵线搭桥，令他们两人在通信中成为知交。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刊载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寄陈独秀》，胡适在信中首次列出八事（排序与后来成文不同），明确提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成为《文学改良刍议》的预告。
胡适主张“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并尝试着用白话做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对陈腐的旧文学形成很大冲击，可以说掀起一阵狂澜……
而陈独秀态度本就激进，他举起“文学革命”大旗，于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既为胡适助阵，又更进一步高呼“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颇有冲击力。
不过，周作人曾经嘲笑陈独秀虽然高呼进行文学革命，但写的还是古文。这一现状到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新青年》全部启用白话文才得到改观。
在那之前，书业萧条，《新青年》发行不畅，陈独秀常与汪孟邹、陈子寿等聚谈，讨论将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社合并，扩大为书局等事宜。为此，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汪孟邹赴北京招股，为两家出版机构合并募集资金，住在离天安门不远处的一间中西旅馆里。关于此事，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万元，亦可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
每天，陈独秀和汪孟邹早出晚归，一为探访旧友，二为寻觅商机，晚上没事就去看戏。只是，事与愿违，书局合并之事最后终成泡影。
在北京住了将近一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来访，汪孟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
据说，蔡元培曾经三次上门，与陈独秀相见。最后一次，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元培就搬了一张凳子坐在房间门口等他，确实求贤若渴啊！此时，《新青年》在知识界也有声名，主编陈独秀可以称为新潮思想的标杆人物，笼络此等人才，自可为北大扩张声势。
等到陈独秀终于起床，还没用早餐，蔡元培再一次提出了邀请。
“仲甫才疏学浅，恐怕难担重任啊……”陈独秀深思片刻后推辞道。事实上，他办杂志是认真的，也有办杂志的雄心壮志和方略，但他也明白自己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从未在大学上过课，蔡元培直接让他担任文科学长，委实令他诚惶诚恐。
“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完全可以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
陈独秀见蔡元培有如此诚意，又道：“仲甫目前在编《新青年》杂志，每月出一期，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这才是陈独秀真正在意之事，《新青年》杂志毕竟是他一腔心血所注，无论如何，不会放下。
蔡元培一听，这事更好办了，“先生可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嘛，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陈独秀听了，大喜过望，答应下来，回沪携带家小去也。
1917年1月15日，北京大学张贴出蔡元培签署的布告：“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月下旬，陈独秀携家小赴京上任，住在距北大新校舍汉花园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来此处，此时《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刚刚出版。
房东住在西院，陈独秀则住东院，北房三间为办公室、书房和卧室，南房三间则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
据北大校长蔡元培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周豫才、周启明即鲁迅、周作人兄弟是也。而胡适和刘半农，一个博士学位没拿到，一个中学没毕业，他们都被给予教授职位，“兼容并蓄”之意味确实够足了。此外，杨昌济从湖南一师调来，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馆长，新思潮蔚然成风。
而他们相继加入《新青年》作者阵营，一时间《新青年》名流荟萃，可谓璀璨夺目。
《新青年》搬到北大算得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张国焘《我的回忆》曾写道，此前“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等到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
当然，仅仅占领北大这样一个小市场还是不够的，8月间，《新青年》出完第3卷第6号后，订数还是太少，刊登的广告也基本仅限于群益书社的书籍教材，群益不堪重负决定停刊。陈独秀等人各种斡旋，群益这才答应次年1月复刊。
复刊时，此一境况立即改观。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新青年》不仅全部改用白话文，还决定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等人轮流主编，同时取消投稿。“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
敢有这番自信，因为陈独秀早已不再是上海弄堂里的光杆司令，“独人杂志”已成为同人杂志，且这群人有名气有高薪，不用稿酬，极大节约办刊成本。胡适后来对此回忆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
后来编辑有所替换，沈尹默回忆说：“《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付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这些人无疑都是当时的第一流知识者，他们的加入，他们的著作，令《新青年》声名日隆。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曾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北大中文系学生罗仲言也说：“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不读的人很少。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学生，出于好奇也要看看。”又说陈独秀“对批评旧思想很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一来，不管说什么事，我们都希望早点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