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的隐喻

想了解一部经典的成书背景，一般有两个步骤：一是考察这部书诞生的时代背景，二是研究这位作者的人生经历。关于《资治通鉴》诞生的时代背景，上一章已经作了介绍。那么接下来就要关注它的作者了。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文化大师，司马光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相比，特长和表达方式都不一样。欧阳修、苏东坡擅长用文学手段表达思想，王安石则专注于研究儒家经典，为何唯独司马光选择用一部史学著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换个角度说，《资治通鉴》为什么是由司马光编成的？这就必须进入司马光的个人世界，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寻找答案。

绝大多数人知道司马光这位历史人物，是通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宋史·司马光传》讲了司马光的两个童年故事，第一个是“司马光读《左传》”，第二个才是“司马光砸缸”。司马光7岁的时候，听老师讲解《左传》。《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丰富的编年体史书，它讲述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对春秋时期几次重要的争霸战争都有非常精彩的描写。小司马光听了老师的课，就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得非常认真，放学以后还经常给家里人讲《左传》里的故事。这说明司马光从小复述能力就很强，更重要的是，从此司马光开启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征程。

关于司马光的第一份权威传记是苏东坡撰写的，标题叫《司马温公行状》。“温公”是皇帝封给司马光的爵位，“行状”就是对生平事迹的描述。司马光去世后不久，苏东坡就写了这篇传记，里面特别强调了司马光从小喜欢读《左传》，并说小司马光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这是《宋史·司马光传》里第一个关于司马光的童年故事的来源，应该是非常靠谱的。由于司马光从小就培养了史学兴趣，所以他才发愿，也要写一部编年体通史。《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而《资治通鉴》则是从紧接着春秋的战国时期的历史开始讲起。也就是说，《资治通鉴》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可见《左传》对司马光影响有多大。但是，相比于“司马光砸缸”，爱读《左传》这个影响着司马光一生成就的故事，知道的人却很少。

《资治通鉴》编修完成之后，司马光给皇帝写了一道《进〈资治通鉴〉表》。其中说道：“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越是天才人物，越是谦虚。司马光说自己非常愚蠢，做什么都不如别人，但“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意思是说，对于以前的历史，他还算是稍微花过一点心思，从幼年到老年唯一没有改变的爱好，就是读史书。请注意“自幼至老”这四个字，和苏东坡讲司马光从7岁以后专注于读《左传》，专注于历史，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问题是，只要喜欢历史、有意于历史创作，就能写出《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吗？宋朝擅长历史学的学者有很多，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做成这件事呢？在这里，我想先理出一条重要的线索：司马光和宋朝皇室的特殊关系，是司马光能完成《资治通鉴》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资治通鉴》是一部篇幅巨大的通史，共294卷，300多万字，内容纵跨1300多年历史。光搜集资料，就得花费大量时间。修《资治通鉴》，并不是司马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工作，而是他身边有一个团队，有很多助手帮他一起收集资料，打草稿，最后由司马光删定，这些人都要发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珍贵的书籍收藏在宫廷图书馆里，不能随便拿出来，得找人去抄写，光是抄写手就得雇不少，这些人也得发工资。再往下讲一层，还有笔墨纸砚的供给。所以光凭司马光一个人，无论是从精力还是财力的角度来说，都很难完成《资治通鉴》这个庞大的项目。司马光之所以拥有这么多便利条件，能做成这件事，和皇帝的支持有莫大关系。

这要从宋朝的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说起。司马光就是在宋仁宗时代考中进士，并步入仕途的，那时候他才20岁。到宋仁宗执政晚期，司马光已经是中级官员中青壮派的代表人物了。司马光能力出众，性格耿直，受到很多前辈的赏识。他批评过欧阳修，但欧阳修曾说，晚辈里面司马光是最有出息的。

宋仁宗做了40多年皇帝，有很多孩子，其中也有过3个儿子，但儿子最终都夭折了，这对古代帝王来说是非常要命的事。如果宋仁宗没有生育能力，那也就算了，倒霉就倒霉在他有生育能力，却没有儿子，那皇位传承怎么办？有很多大臣都劝宋仁宗，在侄子里面认养一个。宋仁宗偏不认命，非要自己生，却始终没能如愿。

直到晚年，宋仁宗大病一场，许久才痊愈，算是死里逃生，慢慢康复了。这一次临近死亡的经历，让宋仁宗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立太子这件事还是应该早点确定下来，传给侄子总比储位空置，最后导致天下大乱，或被外人抢走皇位来得好吧。也正是这个时候，司马光和其他一些官员共同催促宋仁宗赶紧选定太子。在这件事上，司马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给宋仁宗上奏章，还当面向皇帝分析利弊，说明立太子的必要性。司马光的努力促使宋仁宗下了最后的决心，在侄子当中选了一个继承人，宋仁宗选中的和司马光推荐的是同一个人，就是后来的宋英宗，名字叫赵曙。

宋仁宗去世以后，宋英宗顺利即位。他当然对司马光心存感激，于是把司马光叫来，问他想要什么奖赏或有什么要求。这时候，司马光表现出高风亮节的一面，他没有要求高官厚禄，而是说自己有一个志向，想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删繁就简，把和国家兴衰、“百姓幸福指数”相关的内容提炼出来，编成一本书，让皇帝在治国理政的时候，能以史为鉴，加以参考。

编史书这件事，其实司马光早年已经动手在做了。他在宋仁宗晚期编过《历年图》，就是《资治通鉴》的提纲。而《资治通鉴》最前面的8卷，也是在宋仁宗晚期就打好了草稿。但是再往下编，他觉得以个人的精力和财力，以及私人藏书的局限性，无法支撑起这项艰巨的任务。趁此机会，他就对宋英宗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希望能把这部书编成，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于是，宋英宗让司马光开设一个史局，在朝廷官员里面挑选擅长史学者加入，《资治通鉴》的编纂成为官方行为。我们今天能看到这部伟大的著作，跟宋英宗对司马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可惜的是，宋英宗在位3年多就去世了，继承皇位的是他儿子宋神宗。喜欢历史的读者应该对宋神宗不陌生，他就是启用王安石变法的那位皇帝。我们知道，司马光恰恰是带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一意孤行起用王安石，让王安石主持变法。所以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就相当于反对宋神宗。很多人因为反对新法被流放、被贬官。司马光也因为反对意见不被接受，离开了首都开封。略经辗转，司马光来到了洛阳，在此居住了15年。从仕途上讲，这15年是司马光的不幸阶段，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却是大幸，因为《资治通鉴》基本就是在这15年里编成的。假如当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成功了，他去做宰相了，哪有空来编这部大书？

所以说，《资治通鉴》的成书条件很苛刻，它对主编人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得是一位大学者，历史学功底很深厚，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其次，这位主编还得懂政治，因为《资治通鉴》直接为治国理政服务，它是有政治导向功能的，只懂历史不懂政治的学者，编不出这样的书。反面例证很多，比如在清朝，几位在史学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联合编了一部《续资治通鉴》，出版后遭到很多批评，因为他们光有历史学问，不懂政治，所以编出来的史书达不到司马光的政治高度。第三，如果司马光把精力全部用在政治上，那也不行。宋神宗即位之初，大家都在猜测，新皇帝会任命谁做宰相？最热门的两个人选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如果当时被选中的是司马光，那他哪有时间来编《资治通鉴》？所有的时间都要消耗在处理既复杂又琐碎的政务上了。就因为他在政治斗争中暂告失败，才留出了15年时间，一心一意地编纂《资治通鉴》。

但问题又来了，大学者、大政治家、有时间，集齐这些条件就能够编出《资治通鉴》吗？也不见得。再举个例子，此人和司马光一样，同时符合上述三大条件，但他没有可能去编《资治通鉴》。苏东坡，这是一位大学者，对历史也有非常独到的看法，写过很多有名的历史评论，对现实政治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可以称得上是政治家，甚至他对于很多现实问题的看法比王安石、司马光都要深刻。用朱熹的话讲，王安石跟司马光都是少年富贵，重要的履历都是在中央朝堂。而苏东坡一辈子倒霉，总被皇帝贬，一会儿贬到这儿，一会儿贬到那儿，所以对民生疾苦特别了解。司马光是北方人，对北方的情况了解得多，王安石是南方人，对南方的情况了解得多。苏东坡被贬到各地，东西南北的情况他都了解，所以很多时候他的看法比这两个人都深刻。但由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缺乏稳定的工作环境，苏东坡就没有条件去完成一部类似于《资治通鉴》的皇皇巨著。

司马光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身为反对王安石的精神领袖，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虽然离开了政治核心，但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打击，还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能安安稳稳地编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宋英宗能够顺利即位，司马光出了很大的力，所以宋英宗感激他。宋神宗同样要感谢司马光，毕竟他爸要是当不上皇帝，哪来他的皇位继承权呢？所以，即便宋神宗在政治理念上与司马光相左，更信任王安石，但在情感上，他却是亲近司马光的。因此，司马光的政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的生活环境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无非就是离开开封，去洛阳领一个闲差，拿很高的工资，继续编《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还是一部其他时代没有办法复制的伟大著作。一部书能不能被称为经典，除了原创性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被学习、模仿。如果没有人模仿，那说明吸引力不够；倘若别人一模仿就超越了，那也不行，说明独创性不够。所以经典往往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资治通鉴》当然符合这个条件。后来续写、模仿《资治通鉴》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像《资治通鉴》这么成功，这么出名的。原因就是成书条件过于苛刻，还是那3条：第一，大学者；第二，懂政治；第三，有闲暇时间。例如明朝的张居正也是一个懂政治的大学者，但是他给万历皇帝上课时，只能拿着《资治通鉴》做教材，没时间自己编一部。懂政治的大学者什么时候有闲暇时间？往往是政治斗争失败以后。但一般政治斗争失败以后，就更没条件编《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了，苏东坡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还有第4条，要确保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不受打击。这可太难了。古往今来，同时符合这么多条件的，只有司马光一人，没有第二个。所以《资治通鉴》也只有这么一部。正是因为司马光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资治通鉴》也是不可复制的。

司马光在洛阳编《资治通鉴》期间，虽然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但并没有停止关心政治，更没有改变忧国忧民的初心。宋神宗、王安石的一举一动，新法给国家、社会、百姓造成的问题，司马光都看在眼里。司马光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也都一一体现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的政见，他对时局的关心，都是通过对历史典故的解释、评价表达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对《资治通鉴》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就来源于王安石变法的影响。砸缸的故事其实是假的，并没有真实发生过。这个故事是司马光去世很多年后才被编出来的，到南宋以后才开始流行。但这个故事是一个重要的隐喻，虽然是假的，却对帮助我们认识司马光的人生有很大意义。为什么说这是个隐喻呢？其实故事里司马光砸掉的那个水缸，就暗指王安石的新法，被拯救出来的小孩，是受新法之苦的黎民百姓。古人经常用“水深火热”比喻糟糕的生存环境，处于这种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溺水之人，若有圣贤能把老百姓从这种状态下解救出来，就被称为“拯溺”。“司马光砸缸”本质上就是一个“拯溺”的隐喻故事。

宋神宗去世以后，司马光被太皇太后召回开封担任宰相，改弦更张，废黜新法。北宋灭亡后，绝大部分士大夫都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是导致北宋政权衰败的罪魁祸首，相反地，他们崇拜自始至终反对王安石的司马光。在这个背景下，“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被编造出来，得以流传。从这个隐喻故事中可以看到，王安石变法对司马光一生来说是何等重要。如果脱离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司马光的思想，也无法全面理解《资治通鉴》。

关于司马光不同于王安石的主要见解有哪些，是如何通过《资治通鉴》表现出来的，将在后面的篇章中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