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録
校後記
——關於《花間集》的板本源流一
一
《花間集》是唐末和五代的中國韵文學的特殊産品，是漢、魏樂府的蜕變和唐詩的流派的發展，直接成爲宋詞的先導。它在中國韻文學史上有一定的樞紐地位，特别它關聯到當時的音樂製作和文學風尚。
這個校本不擬去研究和解決上面那些問題，而只是根據宋、明本文字的異同、正誤和因爲文字而影響到的意境的高下，斟酌、較量，整理出來一部可以通讀無礙的《花間集》。
這個校本所用的底本是這幾個本子：
（甲）南宋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晁謙之跋本，簡稱“晁本”。原本現藏北京圖書館，有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在這個本子的系統下，另有明正德辛巳（一五二一）陸元大覆刻本，因它校正了晁本許多錯字，仍有極大參考價值，簡稱“正德覆晁本”。從這個覆本，又有清代徐氏叢書的翻刻本及近時雙照樓的宋金元詞的影刻本。
（乙）南宋淳煕十一、十二年（一一八四—一一八五）鄂州册子紙印本，簡稱“鄂本”。原本原藏聊城海源閣，現藏北京圖書館，有清代四印齋影刻本。從這個覆本，又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的排印本。
（丙）明汲古閣毛晉刊本，簡稱“毛本”。其底本是有開禧元年（一二○五）陸游兩跋的南宋本。清代《四庫全書》的底本就用的是“毛本”。
（丁）明萬曆庚辰（一五八○）茅一楨[1]刊本，簡稱“茅本”。茅本亦是以正德覆晁本爲底本的，不過它補選了李白以下十四人的七十一首詞爲《花間集補》，這就成了後來許多明刊本的一個有補選的單獨系統的開端。一是萬曆壬寅（一六○八）玄覽齋巾箱本，簡稱“玄本”，原本現藏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的影印本。二是天啓甲子（一六二四）鍾人傑[2]刊本。三是雪艷亭活字本，無年月可考，約在明末，簡稱“雪本”。這三種都是以茅本爲底本的。
（戊）萬曆庚申（一六二○）湯顯祖評朱墨本，簡稱“湯本”。
（己）王國維輯《唐五代二十一家詞》，簡稱“王輯本”[3]。
二
《花間集》現流傳下來的，没有北宋本。但應該是有的。
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録“唐《花間集》”，依尤氏的時代計[4]，應是北宋本。
晁謙之在紹興十八年刊本的後跋上寫着“建康舊有本”，並且這個舊有本與《六朝實録》一起，都當作給在建康任職的官吏卸任時的送行的禮品。這個舊有本，即晁本的底本，極大可能是北宋本。
鄂州印淳煕册子紙本，有説北宋本的，證據力不大。當係南宋本，理由將在説明鄂本時詳之。
至於楊慎在《詞品》（卷二）中所説的他在成都昭覺寺[5]。發現《花間集》，假如真有這件事，只能理解爲有一種《花間集》的蜀本，不能確指爲北宋本或南宋本，因楊説並没有表明是甚麼時候的本子。且楊説本身是可懷疑的。
汲古閣秘本書目有“北宋本《花間集》四本”的著録。但汲古閣印《花間集》時所採用的底本，却是南宋開禧間陸游跋本，不知其故何在？且也不知著録的這個北宋本究竟是甚麼？
此外，尚有錢曾的《述古堂書目》及《也是園書目》均著録“《花間集》十卷，宋板”；豐道生在《真賞齋賦》上提及《花間集》時只有“紙墨精好”四字，後統結以“皆傳自宋元”；孫石芝《上善堂書目》著録：“宋板《花間集》，季滄葦藏本。”可惜這些記載均極簡率，又無傳本作證，很難確指爲北宋本或南宋本。
總之，從證據上——如晁本所跋，《汲古閣書目》所記，從事實上，《花間集》應該有北宋本，但没有流傳下來。現在只有鄂本有些北宋本的嫌疑，但可斷定不是北宋本。
三
《花間集》現流傳下來的宋本只有南宋本，是這兩種：
（甲）晁本，紹興十八年刊，有晁謙之跋，這是在今南京（建康）刊印的。曾經著録這個本子的有：錢曾的《讀書敏求記》與《天禄琳瑯》（續卷七）[6]，但兩者都没有行格記載，很難確定是不是真的晁本，或者竟是正德覆晁本。錢曾在《述古堂書目》與《也是園書目》中著録的宋本《花間集》，自然也就是在《讀書敏求記》中著録的這個同一本。可是從現傳世的一本的鑑藏歷史看來，據藏印，在明代約是王履吉、顔仲逸和侯富民；在清代約是張遠、張繼超、楊墨林、孫伯繩、朱筠、朱澂、席鑑和徐乃昌，這些都和錢曾與清朝皇帝没有一點關係。
（乙）鄂本，淳煕十一、十二年册子紙印，這是在今武昌（鄂州）刊印的。從用淳煕册子紙來説，可以是淳煕以前的（假定北宋的）刊板，以後才用淳煕册子紙來印的；印的時候必須等到這種册子已經失去時效，變成了作廢檔案以後才行。這就是説北宋刊板，南宋印刷。但更可以是淳煕以後的刊板，把過了時的淳煕册子紙翻過來印的。假如是北宋刊板，爲甚麼不用比淳煕更早的作廢了的檔案紙？因此不能判定其必爲北宋刊板。其次就只好看刊板的風格了。照原書的刊板的行格（每行十七、十八字不等）與字體看來，都已經比較草率了，應該認爲是南宋的。但楊紹和於《楹書隅録》中著録此書時[7]，逕稱爲：“宋淳煕十四年丁未鄂州使庫所刊板”，則完全是臆定的。王鵬運寫四印齋覆刻本的跋時[8]，也僅説：“此本其刻於鄂州乎？”連刊刻地方都出以謹慎懷疑的態度。怎麼可以因爲用了淳煕十一、十二年的册子紙，就把刊刻時間定在“十四年”，刊者定爲“鄂州使庫”？這個本子是南宋淳煕十二年以後在鄂州刷印的，但時間不能臆定爲“十四年”，刊者不能臆定爲“使庫”。楊氏又稱：“卷一前四葉，卷十後三葉及歐陽序、陸游二跋均佚，毛氏抄補極工。”此本是否被汲古閣藏過，關係不大，而現藏本上却只有“徐”“查”“楊”“周”四家藏印，没有毛氏藏印。楊氏説後來把毛氏三印丟失了，殊不可信。何以毛鈐印不在鈔補的叙葉上，第一卷第一葉上，下册的第六卷第一葉上，而僅鈐在全書尾葉？尤其是説毛氏把陸游兩跋抄補在這個本子上，就更加荒唐了。鄂本和陸游跋本肯定是毫無干涉的兩個本子，主要在文字上有極大的差别。又按陸跋在開禧元年，遲淳煕十二年有二十年之久，若謂印刷時用二十年前之册子紙，這理上説不通。這對楊氏淳煕十四年刊板之説，更自陷於矛盾了。
此外，還有一個（丙）本，即汲古閣毛本的底本有陸游跋的南宋本。現原書已佚失，僅可從毛本看出有這麼一個南宋本的大概樣子。集後陸游兩跋的某些字句，宋人陳振孫在他的《直齋書録解題》的《花間集》目下，曾加以引用[9]。根據《直齋書録解題》，證實確曾有過這樣一個南宋本。《汲古閣祕本書目》又有“《花間集》二本，南宋板精抄”的著録，是不是就是它？既説“南宋板”，何以又説“精抄”？均無從查考。陸、陳都是浙江人，這個本子可定爲是在杭州刊印的。
這樣，至晚到毛晉時爲止，還流傳下來三種南宋本的《花間集》。現存兩種。
附説一句：没有元本的《花間集》傳世，也没有元本《花間集》的任何公私著録。
四
明本，最早的是正德覆晁本，寫校和印刻都比較謹嚴，將晁本錯刻，校正約三十處，是極大優點。此外，宋本的首數都是接行寫刻，不分列的，對〔竹枝〕〔楊柳枝〕這類七言四句體的詞，很容易兩首混爲一首。正德覆晁本都分别加以“其二”“其三”等，就清楚多了。但多爲後印本，末葉末行“正德辛巳吴郡陸元大宋本重刻”被剷去了，便蒙混作宋本。有的著録就誤認爲是宋本，如清代《徐氏叢書》本徐幹的序就是這樣寫的。現在晁本已有影印本，只須核對一下行格就明白了：晁本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正德覆晁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不過也有反把時間推晚，誤認爲是“嘉靖”刊的，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著録剷去末葉末行的這個本子時，就注明是嘉靖刊本。
毛本以南宋本爲底本，與晁本、鄂本均有不同，但接近鄂本。它的好處是目録完備。雖然刊刻時間較晚，明末，但比起其他萬曆、天啓本子來，還算是規矩的，没有亂分卷帙，臆改字句之處。
茅本在根據正德覆晁本重刊這部分——原《花間集》十卷，尚能追摹正德典型，但因鑑於《花間集》選録有不週備的地方——它是十世紀在四川（成都）選成的，自然不可能選到所謂南唐二主的作品，因此就增入一位温博的補選，計兩卷。補選名單是李白七首，張志和五首，元結四首，劉禹錫十五首，李涉三首，王建六首，白居易八首，薛能一首，徐昌圖一首，劉燕哥一首，無名氏二首，李璟一首，李煜十四首，馮延巳三首。選録極爲草率，並没有補救得了《花間集》的缺陷，反而替以後《花間集》的濫刻開闢了一條道路。顧梧芳萬曆壬午（一五八二）叙《尊前集》説：“余素愛《花間集》勝《草堂詩餘》，欲傳播之。曩歲刻於吴興茅氏，並有附補。”顯然就是這個本子。《故宫善本書目》有“明萬曆間刻本”的《花間集》，不知是否即指此本，還是别的萬曆刻本？
玄本是從茅本覆印的，在歐陽烱叙後即刻明“萬曆壬寅孟夏玄覽齋重梓”。它並没有保存茅本的優點，反而錯字百出，且擅裂十卷爲十二卷，毫無根據。有人以爲“明刻當以此爲最具之本”[10]，或“印刻俱精……然篇數字句兩本（其一指正德覆晁本——筆者）皆無同異”[11]，則甚是淺識與妄談。還不如原藏者葉景葵説的老實，“余别藏萬曆玄覽齋本，遠遜之”（指鄂本）[12]。祁承㸁《澹生堂書目》著録“《花間集》十二卷”，或就是這個本子。
鍾本輯刻均不佳。刊印人鍾人傑還自題“箋校”，實則既未箋，也未校，僅於少數詞後贅一兩句極乏意義之評語。特殊的地方是把原書次序打亂重編，不以温庭筠的〔菩薩蠻〕開始，而是依字數少多爲先後，改以〔南歌子〕一調開始。但《花間》原詞五百首，現被選落一百零八首，只剩三百九十四首了[13]。温博補選計十四家，又被剔出元結、徐昌圖、薛能及無名氏四家，李煜詞亦被删去〔望江南〕、〔虞美人〕、〔一斛珠〕與〔望天長〕四調。錯誤尤甚的是温庭筠詞被署作牛嶠，韋莊詞被署作温庭筠，不一而足。對校訂工作，殊乏參考價值。
雪本特殊的地方也是把原書的次序打亂重編，既不以人分卷，也不依詞調字數，而是以〔菩薩蠻〕調開始，將同調的詞都輯在一起。次〔更漏子〕等。對温博的補選則僅抽去薛能，留下十三家。這個本子是明清間活字排印的，板心葉數下均有“雪艷亭”三小字；也是校對粗疏，尤多臆改及誤植處，不過也顯有舊本訛脱而校正極愜的地方。雪本與鍾本有相同的兩點：一是都把原十卷合併爲上下兩卷；二是都把温博的補選詞與《花間集》原詞依調混排，消滅了原書與補選的分别。
湯本特殊的地方是有朱印的湯顯祖的評語，雖然這些評語的内容極爲貧乏，但它是《花間集》加評語的第一個本子，後來才是鍾本。卷帙亦經過編併，合十卷爲四卷，不過人和調都仍照原來次序，没有變動。
所有這些明本，當然要以正德覆晁本爲首選，毛本次之，茅本再次之。
據《歙縣志》，明吴勉學師古齋亦刻有《花間集》。考師古齋所刻書皆屬萬曆本，是此刻亦當在萬曆中。他明本皆爲杭州刻，蘇州刻，吴興刻；此乃徽刻本之見於著録者。但惜無傳世之本可作驗證。
五
傳世的宋、明本《花間集》，就是這些了，就已知的而論。
楊慎在《詞品》（卷二）毛文錫條中説：“此集（指《花間集》）久不傳，正德初予得之昭覺僧寺……後傳刻於南方云。”楊慎的這個説法是不足徵信的。第一，正德以前至少原有宋刊的晁本、鄂本、陸游跋本在流傳着，其中兩種一直流傳到現在。何得説“此集久不傳”？第二，楊慎卒於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他的所謂“後傳刻於南方”的“後”只能包括正德、嘉靖，不能《推背圖》式的預言到他卒後的隆慶、萬曆等。正德覆晁本刻於正德最後一年，辛巳，比楊慎的所謂“正德初”是晚了十幾年，但顯然它是從在南京刻的晁謙之跋本來的，與楊慎所説的無關。别無第二個正德本。至嘉靖本《花間集》，除了《鐵琴銅劍樓書目》的錯記以外，其他公私著録均未發現。第三，現傳世的宋、明本《花間集》都是在南方刻的，包括南京、武昌、杭州、蘇州、吴興等處，宋本不用説了，就是明本，都找不出一點昭覺寺的來歷的影子。甚至在叙中提到楊慎這個故事的湯本（萬曆），在首葉次行題“新都楊慎品定”的鍾本（天啓），也只具有明人刻書的濫套，而無從證明它們是來自昭覺寺的。
總結起來，《花間集》的板本源流應該是這樣的：
依上列表，可以看出來，明板本并以後的清代及近時板本的源流系統，是由三個南宋本依時間的遞邅而形成起來。上表詳於宋、明，對清代及近時刊本則僅舉例説明因替關係，没有加以細列。
其中只有一個湯本，没有歸屬。從它的板本、卷帙、序跋、目次等來考察，都無法測定它的來歷。從文字上着手，它一般的接近於鄂本；但某些鄂本誤而晁本正的地方，它又多從晁本；和毛本則大有區别。它是一個接近鄂本而又比較獨立的本子，現在還難於就把它肯定在這個或那個本子的系統下。所以把它單列起來。在没有其他證據以前，只好闕疑。
清代及近時的刊本，流傳尚多，就不加論列了。
六
《花間集》的“校”，如前所陳，只是在裁定文字的正誤和斟酌沿字義兩通而來的意境的高下。文字顯然一正一誤的，取正。字義兩通而意境一高一下的，取高。對於板本没有偏好，並不以宋本爲主。宋、明本比較之下，明本也自有好處，爲宋本所不及的。六個明本（未用鍾本）比較之下，即最差的本子亦有一兩處精到的地方。因此，校的時候是拿兩個宋本，六個明本通讀較量的。
此外，還利用了王國維輯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因爲這個輯本除了南唐的李璟、李煜二主及韓偓外，餘十八家即是《花間集》的十八家，所有《花間集》的詞都收録進去了的。王氏輯此書時，亦下過一番校勘的工夫。不過王校有許多歧出的地方，大半根據《全唐詩》，與《花間集》各本都不一樣。其中屬於文字推敲的多。如“椒户”改“朱户”，“咬損”改“咬破”之類，兩相衡量，看不出王校一定勝過原字。又一些則校得過於穿鑿，反而損害原有的詞意。如將“玉樓氷簟”校作“玉爐氷簟”，僅在以“爐”對“簟”；“倚蘭橈”校作“艤蘭橈”，僅在呆釋橈之不可倚，故易以“艤”。亦有考證不週，仍沿舊本之誤者。如以“燒春”作“燒香”，“解觹”作“解攜”，實疏陋之甚。現對王校歧出的地方，都按條列入校注之内，可供參考。
這是一個校本，既未箋釋，亦無注解。假如對於一詞一句，都去摭拾一些舊文，標識其源流所自，恐也未見得標識得當，而不能説明全詞的意義，這種注釋方法已顯屬繁瑣而陳舊了。假如專攻名物訓詁，比如第一首的“小山”是甚麼，“羅襦”是甚麼，“金鷓鴣”又是甚麼，這種孤立起來的訓詁，即令精當，對於了解全詞旨意，也無多大必要的帮助。假如按詞都去敷衍一個本事，不能説《花間集》的詞全無本事，但《花間集》距今已過千年，用想當然的説法去找，就不免傅會多而實證少，反會把詞意弄得過於玄虚了。因此，這個校本，除非因爲錯字而走了詞意，就没有搞任何的考據。所有的本子都是“燒春”，而没有“燒香”“澆春”這些錯誤出現，就不會定要去求救於李肇的《國史補》了。
《花間集》的問題是中國文學史要處理的問題。應該從漢、魏樂府，唐詩流派，當時的音樂製作，文藝風尚和社會環境去研究。即就詞而論，也主要是了解它歌詠的主題，表達的方法和意義的感染力。既然如此，就缺乏典實源流，名物訓詁的所謂注釋，也還不怎麼妨礙我們達到上面的目的。譬如《花間集》中名物，一大半是婦女妝飾和閨房陳設。利用《花間集》來研究唐五代時的婦女生活，進而研究唐五代時的社會風尚，或唐五代時的四川的社會風尚，完全是可以的。但反過來，想通過婦女妝飾來研究《花間集》，就没有甚麼意義了。校者之所以没有去做典實溯源、名物正訓的工作，而止於做做文字核對的工作，其起意就是如此。可是在搜求板本，權衡字義上，也確實費了不少的時間和勞動。
當然，校勘和注疏、箋釋并不是對立物，校勘本身也多少包含着這樣的工作。不過這就是一個校本，要求讓隨便唸唸的人不會撞上一個錯字，亦給治文學史者有一個可信賴的依據；更没有其他的侈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一日
李一氓
[1] 吴興茅氏以刻印書籍名於時，同時有茅元禎刻印《玉臺新詠》及蘇詩等。
[2] 鍾人傑曾參輯《唐宋叢書》，此本是與《草堂詩餘》合刻的。
[3] 王輯本除去李璟、李煜、韓偓外，即《花間集》的十八家。
[4] 尤袤，南宋紹興時人（一一二七—一一九四）。
[5] 昭覺寺在成都，現尚存。
[6] 兩者均見本書附録。
[7] 見本書附録。
[8] 見本書附録。
[9] 見本書附録。
[10] 見《明代板本圖録初編》，卷八，《花間集》條。
[11] 見《四部叢刊書録》，《花間集》條。
[12] 見葉景葵《卷盦書跋》，《花間集》條。
[13] 《天禄琳瑯》著録《花間集》時亦説是三百九十四首（而不是五百首），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