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暴风雨来袭
1939年9月1日星期五的晚上，前英国第一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像往常一样换上了他的无尾礼服，前往萨沃伊烧烤店与他的妻子黛安娜和三位保守党同僚共进晚餐。阳光灿烂的白昼退去后，迎来了温暖惬意的夜晚，在这间华丽的装饰艺术风格的餐厅内，没有任何迹象预示有危机存在。然而危机随后便浮现了出来，库珀夫妇困惑地发现他们自己置身于一片漆黑之中——这是匆忙强制停电的结果。出租车无处可寻，这对夫妇开始思考他们该如何回家，这时第二任威斯敏斯特公爵“本多”·格罗夫纳坐着他的劳斯莱斯汽车出现了，并且邀请他们搭顺风车。库珀夫妇欣然接受，只不过当这位公爵开始痛斥犹太人时，他们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公爵坚称犹太人该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负责。库珀不断提醒着自己，他和妻子是公爵车子上的客人，于是有着火暴脾气的库珀保持了缄默。然而，当公爵表示他很高兴英国还没有与德国开战，因为“我们”确实是希特勒“最好的朋友”时，这位前第一海军大臣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就在库珀夫妇匆匆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前，他爆发了，告诉公爵他希望希特勒“很快便能发现我们是他最坚决、最无情的死对头”。第二天，库珀听说威斯敏斯特公爵正在四处说：如果英国最终真的参与到战争中去，那么这一切都是“犹太人和达夫·库珀”的过错。他被这一说法逗笑了。[1]
就在12个小时前，150万名德国士兵、2000架飞机和2500多辆坦克从北面、南面和西面入侵了波兰。纳粹德国空军轰炸机时下正在肆意损毁机场和城市，同时装甲师正在闪电般地穿过波兰乡村。在伦敦，政客和公众都确信他们已经身处战争的边缘。基于6天前刚刚签署的《英波协定》的条款，英国承诺在波兰遭遇攻击后立即给予援助。“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那天上午，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向波兰大使爱德华·拉琴斯基伯爵保证道，“英格兰从不对它的朋友们食言。”[2]
当天晚些时候，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下议院掀起了一阵喝彩声，当时他一拳重击在长桌上的公文递送箱上，宣称“这场可怕灾难的责任全在于一个人——德国总理，是他毫不犹豫地让整个世界陷入苦难，只为满足他自己那愚蠢的野心”。听到这一席话，保守党议员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禁不住回想起张伯伦在仅仅一年前的慕尼黑会议上吹嘘的，要保证“我们时代的和平”。然而现在，这位首相表现得坚定，甚至好战。那天上午内阁已经批准全面动员，同时英国驻柏林大使则已经告知德国外交部长，如果德国政府不准备停止战争行为并且撤出它的军队，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履行他们对波兰的义务”。然而，英国政府显然没有给这个半最后通牒设定一个期限。[3]
第二天，9月2日星期六，天气变得闷热难耐。当不习惯在市区度周末的议员们奋力让自己愉悦起来时，乌云开始在地平线上聚拢，显然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中。与此同时，针对英国宣战后预计会迎来的轰炸袭击的预防措施正在持续进行中。女人们正在被撤离至乡下，跟随着她们的孩子（其中大部分前一天已经离开）以及来自国家美术馆的绝大部分大师画作。政府大楼前堆满了沙袋，同时，头顶上方，一支防空气球舰队无精打采地飘浮在空中。温莎公爵，也就是前爱德华八世，以一种妄想的徒劳姿态给希特勒发去一封电报，敦促他“为和平竭尽所能”。[4]
下午，随着内阁大臣们抵达唐宁街以及议员们匆匆赶至议会，人群开始在白厅里汇集。据刘易斯镇保守党议员、海军少将塔夫顿·比米什指出，当时的气氛与25年前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明显不同。“当时白厅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他们不去想那些面临屠戮的上百万条生命、即将到来的征兵、肮脏的环境和苦难，还有混乱……现在我看到了沉重的心情、清晰的头脑和坚定的决心。”[5]
议会议员们则没有那么镇静了。他们被张伯伦前一晚欠缺严谨性的发言搅乱了心绪，于下午2点45分汇集到下议院议事厅，期待听到英国已经投入战争。约翰·西蒙爵士代替首相站出来解释说，首相要事缠身，将在晚上晚些时候发表声明。令人不安的谣言四起：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已经提出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而英国内阁正在考虑加入；工党已经拒绝加入任何联盟；法国人正准备叛变。
为了打发时间并让他们紧张的神经镇定下来，议员们在下议院的吸烟室里大肆放纵。“饮酒的量之大简直惊人！”前内阁秘书汉基勋爵记录道。[6]“人们议论纷纷，”一名保守党议员回忆道，“对于我们对波兰的担保，每个人心里都感到焦虑万分。”[7]另一名见证者指出：“我们感觉到英国的名誉正在我们眼前消失殆尽。”[8]终于，钟声响起，议员们怀着满腔“酒胆”挤回了议事厅，去聆听他们以为的迟来的战争宣言。[9]当时的气氛“就像一个正在等候陪审团裁决的法庭”。[10]
晚上7点42分，张伯伦走进议事厅，他的支持者们报以欢呼。两分钟后，他站了起来。议员们都前倾着身子。路易斯·斯皮尔斯写道：“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等待宣布战争已经打响。”[11]但是期待落了空。在疲倦地谈到英国政府近期与德国的交涉之后，首相证实了关于意大利提议召开五国会议来解决德波争端的传闻。当然，他解释道，当波兰“遭受侵略”时，便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再深思熟虑了。然而，如果德国政府“同意撤出他们的部队，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愿意认为他们的立场和德国部队越过波兰边界之前一样”。的确，他们对于随后的任何谈判都做好了参与的准备。[12]
整个下议院对此感到震惊。波兰人已经遭受了超过36小时的最可怕的狂轰滥炸，而英国政府居然还在搪塞。更糟糕的是，许多议员推断首相正在积极寻求一个并不光彩的妥协方案——第二个慕尼黑阴谋。“议员们坐在那里仿佛变成了石像。”斯皮尔斯回忆道。“人们是如此震惊，以至于有那么一刻，在首相坐下时，都没有半点声音和动作。”[13]在张伯伦的发言结束后，连一声“说得好，说得好”都没有。
当代理工党领袖亚瑟·格林伍德起身回应时，周围的声音密集得像一堵墙一样向他压倒过来。他自己的议员们像往常一样为他鼓劲，可反常的是来自议会保守党那边的大声鼓励。“为英格兰发言！”前殖民地大臣利奥·埃默里（Leopold Amery）大声叫嚷道。[14]格林伍德大吃一惊，诧异到差点踉跄。不过他抓住机会顺势而为，宣称“每一分钟的拖延”都意味着“危及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荣誉的根基”。首相的犹豫或许是有合理原因的（他知道英国政府要让法国人就最后通牒的时间范围做出承诺是很困难的），但是这种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在我们看起来动摇的时候，就在那一刻，独裁政府便知晓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没有被打败。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不能被打败。但拖延是危险的，而我希望首相……在明天中午议会开会时能够告诉我们最终的决定是什么。[15]
格林伍德坐下时，议事厅内一阵骚动。通常很顺从的保守党后座议员们挥舞着他们的议程文件为这位工党领袖喝彩直到他们的喉咙沙哑。“所有那些想去死的人都在滥用恺撒大帝这个形容。”初级外交大臣亨利·“奇普斯”·钱农（Henry‘Chips’Channon）记录道，这是“过去对慕尼黑事件的愤怒的卷土重来”。[16]一名支持和平主义的工党议员试图揍他的一名主战的同僚。张伯伦脸色惨白。或许他应该如此，国民工党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心想：“此时此刻，这位首相最热忱的拥护者们正全力以赴地为他的对手喝彩。前座议员们看上去仿佛有人狠狠揍了他们的脸。”[17]
在过道下方的席位上，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没有人比温斯顿·丘吉尔更能证明纳粹德国构成的危险了。在他一生中最漫长、最绝望的政治斗争里，从1932年开始，他便一直在为重整军备、坚决反对德国的侵略而大声疾呼。如今，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他却沉默了。现在使他进退两难的是，他已经在前一天同意加入战时内阁，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将自己视为政府的一员。另一方面，在那之后他没有从张伯伦那里听到任何消息，而现在看来，英国正在对波兰的承诺上犹豫不决。他情绪激动地召集志同道合的资深议员们，于当天晚上10点半在他的公寓里开会。在那里，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鲍勃·布思比（Bob Boothby）、布伦丹·布拉肯（Brendan Bracken）、达夫·库珀（Duff Cooper），还有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共同考虑着全面起义的问题。依布思比看来，张伯伦已经永久地失去了保守党，而当下丘吉尔有责任在明天走进下议院去为他自己攫取政权。
这时，暴风雨真正地袭来了。当雷声似大炮般炸裂开来，雨水猛烈地击打着哥特式的窗户时，12名内阁成员在约翰·西蒙爵士位于威斯敏斯特宫的办公室里上演了一场哗变。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内阁已经同意应对意大利关于召开会议的提议予以驳回，并且给德国发布一份最后通牒，而且不管法国人做出何种决定，这份通牒的期限截止到午夜。现在，这12名大臣——超过了内阁人数的一半——认为首相在这个决定上出尔反尔，他们拒绝离开大臣办公室，除非张伯伦同意组建新的内阁。这是史无前例的，农业部大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回忆道：“我们是在罢工。”[18]
最终，在和巴黎通过多次电话并与法国大使进行了一次会面后，张伯伦在晚上11点半再次召开会议。疲惫不堪的持异见的大臣们冒着暴雨来到唐宁街10号，在那里他们尴尬地发现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已经抽空换上了晚宴装。张伯伦冷淡地为误解向内阁致歉，并解释了他与法国人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法国人拒绝在完成他们的动员并且将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撤离之前考虑最后通牒。然而他愿意接受他的同僚们的观点，即英国应当发布一份最后通牒，并且这份通牒将在明天中午议员们再次召开会议之前到期。英王陛下政府驻柏林大使将遵照指示，于次日上午9点钟拜访德国外交部长，并递送一份将于英国夏令时上午11点整到期的最后通牒。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吗？没人回应。“好吧，先生们，”张伯伦作结道，“这意味着战争。”多尔曼—史密斯回忆道：“他话音未落，便响起了一声最巨大的雷声，整间内阁会议室被一道刺眼的闪电照亮。这是我人生中听到过的最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它真的撼动了整座大楼。”[19]
11个小时后，张伯伦向全国广播了这一决定。
注释
[1]John Julius Norwich (ed.), The Duff Cooper Diaries 1915–1951 (London, 2005), 3 September 1939, p. 274.
[2]Hugh Dalton, The Fateful Years: Memoirs 1931–1945 (London, 1957), p. 263.
[3]Hansard, HC Deb, 1 September 1939, vol. 351, cols 125–33.
[4]Nigel Nicolson (ed.),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1907–1963 (London, 2004), 27 September 1939, p. 203.
[5]Beamish Papers, Diary, 2 September 1939, BEAM 3/3.
[6]Hankey Papers, Hankey to his wife, 3 September 1939, HNKY 3/43.
[7]Beverley Baxter, Men, Martyrs and Mountebanks: Beverley Baxter’s Inner Story of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behind the War (London, 1940), p. 14.
[8]N. A. Rose (ed.), Baffy: The Diaries of Blanche Dugdale 1936–1947 (London, 1973), 2 September 1939, p. 149.
[9]Robert Rhodes James (ed.), ‘Chips’: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 (London, 1967), 2 September 1939, p. 212.
[10]Nicolson (ed.),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2 September 1939, p. 418.
[11]Major-General Sir Edward 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Vol. I: Prelude to Dunkirk July 1939–May 1940 (London, 1954), p. 20.
[12]Hansard, HC Deb, 2 September 1939, vol. 351, col. 281.
[13]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p. 20.
[14]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 (eds), The Leo Amery Diaries, Vol. II: The Empire at Bay 1929–1945 (London, 1988), 2 September 1939, p. 570.
[15]Hansard, HC Deb, 2 September 1939, vol. 351, cols 282–3.
[16]James (ed.), ‘Chips’, 2 September 1939, p. 213.
[17]Nicolson,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2 September 1939, p. 419.
[18]Sir Reginald Dorman-Smith, ‘Recollections’, Sunday Times, 6 September 1966.
[19]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