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金陵得名
越国的衰亡
说到战国史，教科书总是讲“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小学生都会背。然而韩、赵、魏三家分晋，得到周王室认可，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的事情。司马光《资治通鉴》便是从这一年的史事开始写。在此之前的强国，并不是这七个。越国一度成为东方霸主，鲁、宋、中山、巴、蜀等大国也都存在。当然历史上还有其他的划分法，如以孔子《春秋》的起讫年代（前722—前481年）作为春秋时期的始末。
从春秋到战国，很难划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新趋势的显化，即衰微的周王室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威权，像齐、晋那样能号令天下的超强霸主也已消失，只剩下越国这样的地域性盟主。各个强国不再谋求盟主的虚名，而是直接吞并周边的弱国，以图扩张领土的实惠。没有能够阻止弱肉强食的力量，战争就必然不断发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春秋时期并存的几十个国家，在连年征战中不断消亡，剩下先后称王的战国七雄。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秦国统一天下为止。
由分裂走向统一固然是历史的大趋势，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各个国家仍在依惯性完成自己的历史进程。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自勾践至于亲，其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琊，徙于吴矣，”“尊、亲失琅琊，为楚所灭”。最后两代越君尊、亲父子，因为失去民心，从琅琊迁回吴地，后为楚国所灭。《越绝书·记地传》记载较为详细：
允常子勾践，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勾践子与夷，时霸。与夷子子翁，时霸。子翁子不扬，时霸。不扬子无疆，时霸，伐楚，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勾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无疆以上，霸，称王。之侯以下微弱，称君长。
勾践二十五年（前472年）迁都琅琊，如果“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的说法不错，以此计算，越国灭亡应在公元前248年以后。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灭楚，第二年秦军横扫江南，才算最后征服越国的残余势力。但是，在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积极融合的同时，退入浙东山区的越族人，仍然保持着独立文化，被称为山越，直到三国时期，仍与地方强宗相结合，对孙吴政权造成相当大的威胁。
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意图再次成为霸主的越王无疆兴师伐齐。齐威王派使者去向越王分析局势，说楚国北方战线拉得过长，正是越国夺取楚国粮仓和木材产地的好时机。越王无疆遂不伐齐而伐楚。楚威王熊商举兵反攻，大败越军，杀了越王无疆，从越国手中夺走了原属吴国的大片土地，直到浙江（今钱塘江）北岸。越王无疆战败被杀，越国由此分崩离析，王子们散居江南沿海，或称王，或称君，都不得不服从于楚国。
南京地区可能在此时成为楚国领土。
司马迁并没有说到楚置金陵邑。在《史记·楚世家》中，楚威王七年（前333年）的记事，完全没有提及败越、杀王无疆的功绩，只说楚国因齐国挑唆越国攻楚，因而伐齐：“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而令齐必逐田婴。”那个劝越攻楚的主意是田婴出的，楚国认为是“欺楚”。但驱逐田婴的事，经人劝解，也就不了了之。《史记·六国年表》中，这一年的楚国记事只有一条：“围齐于徐州。”其时越国都琅琊（今连云港锦屏山），军队主力自然也在琅琊，尽管齐人为他们筹划的军事目标雠、庞、长沙、竟泽陵在湖南长沙、衡阳一带，但越军首先面临的，便是据有“淮上地”即江淮流域的楚军。楚军打败越军之后，顺势挥师北上围攻徐州（今山东滕州），两地相距并不远，不需要长途奔波。如果说楚国此时杀死越王无疆并“尽取故吴地”，其重要性显然高于围攻徐州的胜利，楚国史事中只记后者而不记前者，是不合理的。所以很可能是前者此时尚未发生。
楚置金陵邑
楚置金陵邑的说法，始见于《建康实录》：
越霸中国，与齐、楚争强，为楚威王所灭，其地又属楚，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头城是也。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
南京自此得名金陵。
金陵邑城在东吴石头城范围内，即今清凉山南麓。其规模与形制不见于记载，迄今没有发现任何遗迹。根据当时的建筑水平，它应该与越城相类，也是垒土为城。金陵邑是南京主城区内最早的政区建置，但其管辖范围并不清楚。其时楚在六合建有棠邑，吴在高淳建有濑渚邑，金陵邑辖地或在二者之间。
金陵邑的建造年代，《建康实录》没有说。《景定建康志》中定为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子熊商败越，尽取故吴地。以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号曰金陵。”楚人埋金，到唐代尚无记载，宋人从何得知？其所定建邑年代，同样没有提供依据。与越城一样，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楚置金陵邑不会早于公元前333年。
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对勾践以后的越国史叙述极简。楚军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固是事实，但未必是楚威王七年（前333年）的事。此后散见于史籍记载的越国史事，足以证明“故吴地”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仍属越国势力范围。
楚怀王十年（前319年）悉心组织合纵攻秦，且确与齐、赵、魏、韩、燕、义渠等国组成七国合纵，以楚为合纵长，第二年出兵攻伐秦国，楚怀王因此声威大振。然而查《史记·六国年表》，当年记事只有一条：“城广陵。”
在如此频繁的外交周旋和紧张的大战准备之际，楚国却心有旁骛，转向东南的广陵（今扬州）去建城，可见此事刻不容缓。其原因，就是防备越国自邗沟进袭楚军后方。
越国对楚国的威胁此时确实存在。《战国策·楚策三》记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事，魏、韩、赵、楚、燕五国攻秦不利，先出战的魏军折损过半，打算与秦和谈。周人杜赫对楚国令尹昭阳分析楚国面临的局势：“东有越累，北无晋，而交未定于齐、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楚国东边有越国的牵累，北边得不到晋（韩、赵、魏）的有力支援，而与齐国、秦国关系都不好，处境孤立，不如赶紧与秦和谈。杜赫将越国与晋（韩、赵、魏）、齐、秦等强国相提并论，可见越国势力仍不可小觑。正因为此，楚国才有必要建金陵邑。
《水经·河水注》引汲冢《竹书纪年》记魏襄王七年（前312年）事：“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 ，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其时秦、韩、魏与楚、齐对峙，越国送大批军需物资给魏国，支持魏国抗楚。后世注家以为三百艘船、五百万支箭，非等闲可得，或系“弓三百、箭五万”之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在宋代佚亡，后人重新辑佚整理，物资数量或有差讹，但此事应不会是凭空虚构。此时越国国君尚称王，按《越绝书》所说，最后称王的就是越王无疆。同时，越国的战船要送到魏国都城大梁，必须经邗沟入淮河。也就是说，楚怀王十年“城广陵”，并未达到阻断越国交通线的目的，邗沟以至淮水仍在越国控制之中。
楚国“郡江东”，见于文献记载，还要更晚一些。
一是《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秦昭王娶楚女，楚怀王亦娶秦女，两国“合婚而欢”。秦国希望楚国能让甘茂到秦国去为相，楚怀王与范蜎商量，范蜎说不能让甘茂这样的贤人去秦国，“秦之有贤相，非楚国之利也”。邻国的混乱才对楚国有利：“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国乱而楚治也。”
楚王派召滑到越国去任职，五年以后造成了越国的内乱，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楚国趁越国内乱夺取了越国的江南疆土，郡有江东。故吴之地被称为“江东”，即始于此。
《战国策·楚策》中有类似记载：“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于越矣，而忘之于秦，臣以为王钜速忘矣。”范蜎说，楚王对越国运用成功的策略，而忘了用来对付秦国。因为这是前一年刚发生的事，所以范蜎说楚王“钜速忘”，太健忘了。
楚怀王二十二年（前307年），秦武王也像当年楚庄王一样到周王室问鼎，并且逞蛮力“举鼎绝膑”，伤重而死。因他没有儿子，引发了争位之乱，秦国无暇外顾。楚国没有错过这一时机，很可能是让召滑策动了越国的动乱，趁乱兴师伐越，“尽取故吴地”。杀死越王无疆或许也是此时的事。无疆的儿子之侯“自立为君长”，仍以琅琊为都，但与钱塘江以南的越国根据之地，已被切断联系，所以有越国分崩离析之说。之侯的儿子尊仍在琅琊，尊的儿子亲在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迁回江南越地。三代君主前后相续五六十年，也比较合乎常理。
同在这一年，楚考烈王将春申君黄歇改封到江东，黄歇是第一位见于史籍记载的楚国江东官员。“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重建吴国故都苏州，并在江东各地设置都邑。黄浦江又名春申江，简称申江，因黄歇疏浚而得名，上海简称申亦源于此。
厉、濑、陵、溧诸字，在吴语中发音相近，厉门、濑胡，即濑渚。濑渚不但是江南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南京地区最早的繁华商区。所以史籍中说到楚国所占有的越地，常以濑渚为代表。楚国如果在江东设郡，最可能选择的治所应该就是濑渚吧。
白鹭洲定位金陵城
楚国设置金陵邑，并没有废弃越城这个军垒。不仅楚国如此，据《景定建康志》卷五“辨越台”一条所言：“越而楚，楚而秦，秦而汉，汉而吴、晋、宋、齐、梁、陈，攻守于此者，西则石头，南则越城，皆智者所必据。”又说：“刘濞于此避条侯，温峤于此破王含，刘裕于此拒卢循，萧懿于此拒慧景，萧衍于此屯王茂，皆越城、越台也。”
从西汉到南朝，越台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
金陵邑与越城一样，都是南京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为历代史家、文人一再陈述。然而，很少有人考虑：如此重要的两个点，是如何选定的？这一南一北的两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越国军人选择越台为前沿军垒，除了长干古城的基础可以利用，至少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即越台一带的湖熟聚落，有保障驻军供给的条件，且据此可以控制越城南方的湖熟文化中心区。因越国迁都琅琊，主要在北方用兵，越城没有留下更多的信息。越城以北的南京主城区，当时居民稀少，越军亦无须关注。
楚国和越国是冤家对头的敌国，金陵邑和越城的选址，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控制、利用秦淮河入江口的夹江。越城位于夹江南口。楚国战胜越国，又在夹江北口石头山设置金陵邑，以完全控制这一良港。
秦淮河入江处，与长江东岸形成夹江的沙洲，就是在唐代因李白吟咏而闻名遐迩的白鹭洲。白鹭洲在唐代出名，但不是到唐代才出现。其形成甚早，须从长江和秦淮河的变迁说起。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大江东去”，万里长江自西向东是大趋势。但是在苏皖交界一带，江流被江南山势阻遏，由西南折向东北，直到南京下关狮子山麓，才转折再向东行，形成了一个“厂”字形的大曲折。所以江南地区又被称为“江左”“江东”。“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便是这形势的写照。今天的南京江南主城区，恰好被环抱在这个曲折之中。准确地说，古都南京正是在这个曲折之中形成的。
先秦时期，长江的入海口近在镇江、扬州一线。西汉枚乘在《七发》中描写广陵潮，“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虽出于文学语言，并不是凭空虚构。《世说新语·言语》有载：“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直到东晋，登北固山仍可以瞻望大海。长江南京段水面开阔，最宽处几近十公里，又因邻近入海口，受海潮顶托，泥沙沉积量很大，江中形成较多沙洲，近岸沙洲与江岸之间往往形成夹江和天然港湾。
秦淮河绵延百公里，在今赤石矶以北、白鹭洲公园一带进入南京主城区。1983年南京进行地质钻探，发现了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秦淮河古河道，距今两三万年前，宽达数百米的秦淮河自东南而来，南京主城区南部因地势低洼成为一片泽国，其间的丘陵山冈，犹如水中的小岛。河水继续北行，一支在凤台山与石头山之间汇入长江，一支穿过鸡笼山和覆舟山之间的垭口，进入古桑泊（今玄武湖），折向西北，沿今金川河下游一线，在狮子山东侧汇入长江。也就是说，当时玄武湖与金川河下游都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
距今三千多年前，大略相当于湖熟文化早期，秦淮河主流在鸡笼山、覆舟山一线被阻断，山南河道消失，山北形成玄武湖和金川河下游流域。凤台山与石头山之间，今水西门一带，成为秦淮河主流的入江口。秦淮河下游仍宽达百米以上，所携带的泥沙，在今天的主城区南部，水西门、新街口、浮桥、逸仙桥、瑞金新村、通济门一线以南，逐渐形成秦淮河河谷平原，又在受到江水顶托的入江口，形成大名鼎鼎的白鹭洲。白鹭洲与长江东岸之间形成的夹江，就是六朝时期“商旅方舟万计”的石头津。
《太平御览》卷六十九载：“《丹阳记》曰，白鹭洲在县西三里，隔江中心。南边新林浦，西对白鹭洲。洲在大江中，多聚白鹭，因名之。”这里说的“县”指江宁县治，位于今朝天宫冶山东麓，距水西门江边约一公里。据此计算，夹江只有四五百米宽，风浪比长江干流小得多，自宜于船只安全停泊。“南边新林浦，西对白鹭洲”，是指南朝建康城方位，南边有新林浦，西边对白鹭洲。有人误以为是新林浦西对白鹭洲，新林浦近今西善桥，距建康城约十公里，白鹭洲若与其相对，便不可能“在县西三里”。
南宋《景定建康志》卷十九引旧志说：“白鹭洲，在城之西，与城相望，周回一十五里。”这里的城指南唐金陵城。江心洲渚皆顺流呈狭长形，白鹭洲周长十五里，其长度约在六七里，以金陵城相度，其北端接近石头山金陵邑，南端当与越城相近，正与越城隔江相望。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二引南朝顾野王《舆地志》，说石头城“南抵秦淮口”，即白鹭洲夹江的北口。
唐代诗人李白在凤台山上写下的名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可见这一形势仍没有改变。
越城和金陵邑，这看似孤立的两个点，其实都与秦淮河入江口、与足供水军回旋的天然良港石头津密切相关，都是建城者基于当时地理形势和军事需要作出的明智选择。它们也都发挥着“扼江控淮”的作用。石头山是南京城区长江东岸的制高点，扼守长江的功能明显高于越城，也容易引人关注，所以后世吟咏不绝。越城因处于居民商业区中，其军垒作用不容易突显出来。实则就战略意义而言，其控制沿江天然良港的作用，更高于军事营垒。
良港决定城市命运，为世人所熟悉的例子是香港。当年英国殖民者看中这一岛屿，就是因为借先进勘测技术，发现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水域，是整个远东地区最优质的深水良港。
良港性质也同样决定了南京城的命运。在此后的城市发展中，石头津北口的金陵邑、石头城，作为都城的门户，长期成为南京的军事重地和副政治中心。石头津南口的越城一带，远离政治中心区，则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居民区和商市区，孕育出南京最初的市民文化。正是小小的白鹭洲，对于南京城市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从建城之初开始，便是一座沿江城市，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