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从近700万增长至3.76亿,其占总人口比重也从0.7%增长至26.7%。我国人口流动日趋活跃这一现象,反映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力量。流动人口构成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律下可以预见,我国的人口流动现象还将持续活跃下去。
对于流动中的个体来说,流动不仅意味着个体居住空间的变化,更意味着一系列社会经济要素在流入地的重构。外出务工虽然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改善了流动人口的收入状况、增进了家庭整体福祉,但同时也将流动人口置于一定的劣势处境。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户籍身份与福利体系相挂钩,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和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两类群体产生了显著的分化。尽管这种制度隔阂随着属地管理的加强而弱化,且公共服务也在有序向非户籍人口覆盖,但流动过程中仍存在的隐性壁垒,常使流动人口处于边缘化的身份地位,并在劳动力市场遭受歧视,流动人口进入某些行业的障碍由此产生。此外,我国流动人口以农村外出劳动力为主,这一群体面临着“城乡”之分和“内外”之别的双重冲击。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认为,在疾病模式已经转变的今天,健康状况愈发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那么,劣势处境中的流动者,其健康状况是否在流动过程中发生损耗,则兼具学术和现实意义。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作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构成因素,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具有重大影响,而健康又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表现。可以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占非农就业半数以上的劳动力的健康素质。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还是影响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以及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于大川和赵小仕,2016;Kang et al.,2022)。正因为健康状况是决定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键因素,并对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对于未发生流动的人口来说,健康状况还会影响其流动决策,构成其是否外出的先决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健康是流动人口“走出去”和“留下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流动人口健康也就成为实现人的城镇化的要素之一。
此外,流动人口的健康还关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问题。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与流动人口息息相关。人口流动通过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在宏观层面上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微观层面上促进了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的增值,通过增加收入以及扩大就业机会,提高了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整体福利水平。此外,区域间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通与互动,也进一步促使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城镇化为改善人口健康水平创造了诸多条件。但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城镇化的健康风险问题也同样突出。一是,从乡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转移,会使流动人口暴露在更多的环境污染中。二是,在地理空间转换的同时,流动人口还会经历较为剧烈和明显的制度环境变革。此外,我国区域间、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可能会加剧流动人口对不公感和剥夺感的觉知。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流动人口是否以牺牲其健康为代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实上关乎着社会发展的公平性。
从战略层面来说,推进健康中国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重视和解决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之所以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被强调,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流动人口这一群体数量规模庞大,占据总人口相当的比例。二是与流动过程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制度环境,使流动人口面临突出和特殊的健康风险,较为典型的如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不足、健康意识缺乏、传染性疾病和职业病的发生风险较高等。三是流动人口的群体异质性不断强化,流动女性、流动儿童、流动老人以及城际流动人口等群体逐渐增加。这意味着,一方面,一些弱势群体的健康劣势可能在流动过程中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不同群体的健康风险和健康需求使得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愈加复杂。四是流动性较强这一特征增加了对流动人口进行监测和管理的难度,而监测和管理是社区和社会层面促进人口健康的重要基础。
长期来看,人口的迁移流动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当今是一个人口流动性与社会风险并存的时代,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在客观上构成了风险集聚和扩散的外在环境,将风险复杂化和集聚化。尽管控制健康风险的传播与扩散,其根本途径并不在于限制人口流动,但在高风险社会形态下,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流动人口,其本身的一些社会经济特征,增加了其在应对风险时的脆弱性。迁移流动人口更可能面临贫困和失业等现实问题,而脆弱性的叠加,强化了他们对健康风险的抵御能力(Horner et al.,2022)。从这个角度来说,评估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疾病负担以及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健康挑战,愈发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