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杜漪　赵坤阳

（绵阳师范学院）

摘要：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平台。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群体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迫切需要从新的视角在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方面寻求新突破。本文通过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对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城市社区治理的先进经验，对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进行了探析，提出了参考意见。

关键词：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2023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方面。面对城市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如何通过社区发展治理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

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群体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迫切需要以新的视角为切入口，探究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创新。2017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发布；2018年4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2018年12月，中共绵阳市委、绵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这说明社区治理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和重点。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进行重新设计的过程。

本文立足于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新任务，在对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城市社区治理的先进经验，为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1　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截至2017年年末，绵阳市共有23个街道办事处、531个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其中，涪城区有11个街道办事处、113个居委会；游仙区有6个街道办事处、70个居委会；安州区有27个居委会。三区街道办事处数量约占全市的73.9%，居委会数量约占全市的39.5%。由此可见，以居委会为基本单元的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对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地研判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和问题，课题组于2019年5月到10月对绵阳市13个社区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调研了科创园区、高新区、经开区、游仙区和涪城区的55位社区居委会成员、279户社区居民。课题组在调研时力争收集最真实有效的原始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从而分析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权责界限不明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应当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现实中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实际上形成了双向依赖的关系，居委会实际上成了街道办事处的准下属机构，街道办事处在管理过程中存在越位现象。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之间的权责不清，造成居委会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在为居民服务上缺乏主动性。

在课题组调研的55位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中，认为目前工作中主要困难是居委会承担的行政工作较多的占总量的88%。在对开放性的调研问题“您理想中的居委会工作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写道：“理想中的居委会工作是为居民服务，而不是应付检查。”另一位受访者写道：“一些问题的解决应由相关负责部门处理，而不是事事都需要居委会出面。现在，居委会压力大，人手短缺。”可见，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居委会这一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并不十分赞同。在调研居委会工作人员对社区治理模式的认同率时，课题组得到的数据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在受调研对象中，仅有8%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认为所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是自治型模式，这与社区居委会的居民自治组织定位明显不符。

1.2　社区自治能力欠缺

社区自治能力的欠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居民的角度来看，要实现社区自治，社区成员须具有社区意识，这包括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对社区的归属感等。街居制取代单位制以后，人们的“单位人”意识并没有根本转变，社区意识较弱，社区归属感较低，居民自治意识不强、自治能力不足。在居民对社区居委会地址知晓度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29.1%的受访者不知道自己所在居委会的地址（见表1）。

注：部分数据四舍五入后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下文同。

在对居民是否向社区居委会提过建议的调查中，有36.6%的受访者表示很少提建议，有36.0%的受访者从不提建议，经常提建议的受访者仅占4.0%（见表2）。

另一方面，从社区居委会的角度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而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承担了较多行政事务。社区台账资料多、调查报表多、会议活动多、证明盖章多、检查考核多等导致社区居委会履行自治职能的精力不足。

1.3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滞后

绵阳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总体来说，起步较晚，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绵阳市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少、备案多。截至2018年年底，绵阳市仍在运营的社工组织有23家，在职固定社工人员300余人。对比成都市，截至2018年年底，有1 683个社区配备了社会工作专业人员1 890人。对比德阳市，截至2018年年底，注册登记的社工组织有31家。二是绵阳市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亟待加强，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社工、管理人员匮乏，队伍参差不齐。三是绵阳市社区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资金、资源有限，整体实力不强，在提供社区服务时未能有效发挥服务主体的作用。

1.4　社区居民参与不足

作为社区服务对象的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原有的单位体制使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在原有的单位体制下，单位承担了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职能。单位制被社区制代替以后，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低。我们的调研显示：在居民对社区情况的了解程度上，有15.9%的受访者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社区开展的便民活动，有43.0%的受访者不太了解。在对社区居民每年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频率的调研数据中，有36.6%的社区居民从不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每年参与5次以上的仅占4.1%（见表3）。

在课题组的调研中，居民参与各类社区活动情况如图2所示。在有效收回的277份调查数据中，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居民占调研总人数的44.1%。

二是社区为居民提供的服务有限，服务形式较为单一，不能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难以吸引居民参与。

2　其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经验借鉴

为了提出切合绵阳市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课题组对目前国内比较典型的社区治理模式经验进行了梳理。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政府主导型、自治型、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混合型和共建共治共享型。

2.1　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上海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上海市把社区建设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相结合，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发展社区各项事业。上海将社区定位在街道，形成了街道社区，强调街道办事处的综合协调地位。上海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街道办事处领导。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作为末端管理机构，承接了上级政府的诸多社会管理职权，如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等。街道办事处牵头辖区公安、环保等部门成立城区管理委员会，充分发挥行政协调作用，形成合力。

二是工作委员会执行。上海市在街道内设立了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四个工作委员会来负责街道社区治理日常事务。其中，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方面的工作。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方面的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街道财政预决算，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发展等。

三是多方参与支持。上海市建立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参与体系，治理主体主要有五个。一是社区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工作实行全面领导，依靠社区党员代表会议、社区党建工作会议等载体，对社区内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进行分类指导。二是居委会。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三是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主要负责维护业主合法权益、加强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沟通、维护社区安定团结等。四是专业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包括物业管理公司、社区服务公司、家政服务公司、职业介绍所等。五是非政府组织。其主要包括社区的各类协会，如科普协会、老年协会、青少年服务中心等。

2.2　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

沈阳模式是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该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区划分更加科学。沈阳市借鉴国外社区划分经验，依据地缘关系、心理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按照有利于行政管理、有利于社区自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的原则，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使社区结构更加合理、区域边界更加清晰、人员结构合理、定位更加准确。

二是组织体系更加优化。在社区组织体系上，沈阳模式改变了原有居委会的组织模式，在社区层面开创了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代表大会为权力机构、以社区管理委员会为执行机构、以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为议事监督机构的新体系，形成了权责明确、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是居民自治程度更高。在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上，沈阳模式明确了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的自治性，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逐渐提高了社区组织的自治能力，使社区组织真正成为承担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的自治性组织。

2.3　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

江汉模式是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该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江汉模式下，社区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社区组织、辖区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居民。

二是合作式的运作模式。政府以转变职能为核心，按照“权责统一、费随事转”的原则，通过权力下放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部分由政府承担的社区建设职能转移给社区内的社会组织来承担，从而促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制度化合作和良性互动。

三是“三位一体”的自治机制。武汉市江汉区构建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社区协商议事会“三位一体”的社区自治机制。其中，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社区自治权力机构，社区居委会为社区自治工作机构，社区协商议事会为社区议事机构及经常性的监督机构。

2.4　共建共治共享型社区治理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城乡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更加完善，各地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持续深化，涌现出一批共建共治共享型社区治理模式。比较典型的有重庆市南岸区的“三事分流”社区治理模式和成都模式。

重庆市南岸区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为契机，紧紧围绕“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目标，以探索“三事分流”工作机制为主题，以突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为抓手，推进社区议事协商，深化社区居民自治，使居民群众参与率、获得感得到较大提升，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成都市在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中先行先试，探索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成都模式”。成都市在商品房小区探索出“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聚合力、植文化”五步工作法，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发展的热度、治理的力度、变化的深度、工作的温度。成都模式的亮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着眼“三感”，以人为本，探索建立多元参与发展治理体系。成都市着眼于群众获得感，让党群服务中心成为社区发展治理的主体；着眼于群众归属感，让群众成为社区发展治理的主人；着眼于群众幸福感，让辖区单位成为社区发展治理的主角。二是立足“三强”，以党建引领实现社区多元协商共治。成都市立足“强组织”，发挥社区党委引领示范作用；立足“强基础”，发挥下属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立足“强细胞”，发挥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实现“三化”，形成多元参与的共驻共治共建共享局面。四是发展“三产”，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加强社区造血功能。

通过对国内几种典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梳理，我们可以对这些模式的特征做进一步归纳（见表4）。

以上四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都基于其独特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出可供借鉴的共同点。

一是都注重社区自治。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场所，居民始终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自治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重要途径。

二是都注重多元共治。上海模式中强调多方参与支持，沈阳模式中强调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合作式的运作模式，成都模式中突出党组织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共同治理、共促发展。社区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将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挥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共治共享的过程。

三是都注重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上海市的社区治理模式虽然是政府占主导地位，但重视发挥社区内的专业服务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是政府和居民沟通的桥梁，也是政府治理社区、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既要为社会组织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又要为其提供财政上的帮助。

3　对策建议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为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3.1　社区党建引领

推进社区发展治理，必须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课题组在调研中注意到，凡是基层党建做得好的地方，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基层社区发展治理就会既有活力又有秩序，各类矛盾纠纷少、居民幸福指数高，人民群众的认可度、满意度也高。实践证明，把基层党建贯穿于社区发展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加强党对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领导，不仅有利于统筹各方力量、切实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引领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要发挥党建在社区的引领作用，需要从完善社区党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工作全覆盖和建立社区党校或学堂三个方面着力。

3.1.1　完善社区党组织体系

课题组建议，绵阳市应完善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党组织体系，将党组织建设拓展到小区和楼栋，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在社区、小区、楼栋三级网格全覆盖。

为加强同一社区内不同小区党组织的横向联系，凝聚党的基层组织力量，课题组建议绵阳市可以推广南山街道南塔社区的“1+N”社区党建共同体经验，创建以社区党组织三级网格为核心，由共建单位、驻区单位、群团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区党建共同体；并建立共同体单位协商议事制度，以及工作例会、专题大会和定期走访等联络机制，实现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资源共享、社区共治、服务共为。

针对流动党员，课题组建议绵阳市可以推广游仙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在建立“流动党员服务中心”方面的经验，在区或者街道层面建立流动党员服务中心。游仙经济试验区党工委针对辖区内流动党员多的现状，为确保流动党员“流而不失、流而无忧、流而知责、流而有为”，于2018年12月成立了流动党员服务中心，于2019年6月6日成立了流动党员党支部。

3.1.2　实现社区党组织工作全覆盖

社区党组织工作全覆盖的重点是将社区党建工作覆盖到所辖的小区甚至楼栋。绵阳市已有部分社区和小区探索出了值得推广的经验。一是组织党员和居民开展小区志愿服务活动。绵阳市工区街道迎宾社区的做法值得推广。迎宾社区通过“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找出流动党员，并对60岁以下的党员排出了党员值日表，对党员认岗领责及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情况每月进行公示。二是积极协调解决小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管理服务机构之间、居民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矛盾。绵阳市游仙区韩家脊社区三江首座小区党支部的经验值得推广。三江首座小区的党支部建立了由业委会代表、物业公司代表、业主代表、楼栋长、党员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做到“大事紧急议、小事定期议”，有效化解了小区内部矛盾。三是建立小区群众、党员交流平台，共建共塑小区党建文化、道德文化、廉政文化，丰富小区文化生活。四是配合开展好“双报到”工作。

社区党建工作下沉到小区还要加强对小区党员的考核与监督。对此，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由党员所在单位监督党员落实“双报到”情况；二是建立“在职党员参加小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制度”，每个小区组建一支以上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党员认岗位”活动；三是建立“在职党员在小区党支部接受年度民主评议制度”，并将评议结果作为在职党员年度考核、评优评先和提拔任用的依据；四是建立“拟提拔党员干部征求小区党支部意见制度”，考核干部“8小时外”在小区的表现情况。有关部门、单位党组织的积极介入，能够使党员参与社区（小区）服务的动力和干劲更足。

3.1.3　建立社区党校或学堂

为充分发挥社区、小区、楼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将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政策和党的声音精准传达到每一个小区、每一个楼栋、每一位居民，课题组认为有必要成立社区党校（学堂）。成立社区党校（学堂）一方面可以加强对社区流动党员、退休党员等骨干力量进行理论知识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另一方面还可以丰富社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增进小区居民之间的感情，促进邻里和谐和小区和谐。课题组在铁牛街社区、迎宾路社区、南塔社区等社区和小区调研时，发现大多受访者有这一需求。

社区党校（学堂）建设可以探索“中央厨房”管理模式，充分整合社区内外教学资源，设立“大咖有约”“名家在线”“草根课堂”等板块，为社区党员、居民群众提供多元化的学习体验。每一个板块可以根据社区居民需求制定相应的课程菜单。比如“大咖有约”设置以“红色讲坛”为主题的课程菜单，主要对社区党委（党总支）书记、小区支部书记、楼栋党小组组长等进行培训，邀请社区内外高校、党校的知名教授统一授课。“名家在线”设置以“社区自治”为主题的课程菜单，主要对社区管理人员、小区物业公司经理、业委会主任、楼栋长等进行培训，邀请社区内外高校、党校、政府相关部门等专家学者统一授课。“草根课堂”设置以“文化养生”等为主题的课程菜单，主要对社区居民尤其是社区老年人等进行培训。

3.2　社区结构重组

推进社区治理发展，必须瞄准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完善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体制机制，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社区结构重组的基本思路是：居站分设。“居”指的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站”指的是社区工作站。居站分设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居委会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回归居民自治的主业上，原居委会承担的行政性事务由社区工作站承担。

居委会是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其主要功能是调动社区资源进行社区建设，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区组织进行监督。同时，居委会通过下设的各类专业委员会，按照自助、互助的方式，开展社区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虽然绵阳市已建立了社区工作准入制度，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仍然承担了大量的行政性工作。课题组建议在衡量目前社区居委会的辖区居民数量和工作强度的基础上，每3~5个社区居委会辖区范围内设置一个社区工作站。

关于社区工作站的人员配备，课题组建议社区工作站根据面积、人口和工作量，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工作站设站长一名、副站长一名，实行站长负责制。

关于社区工作站的职责设定，课题组建议，政府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设定社区工作站职责：①承办政府有关部门委托交办的治安、卫生、民政、就业、文化、法律、环境、离退休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工作；②积极支持、配合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支持社会力量开展便民利民社区服务；③对本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日常管理，协助社区居委会处理各项居民公共事务；④协助上级党组织和社区党支部开展党建工作；⑤协助社区居民和辖区各类组织、单位办理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审批或备案的各项事务。

3.3　社区职能重塑

推进社区治理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践证明，共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有利于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结合绵阳市《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三治协同型”治理模式，课题组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特别是居民小区如何实现自治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3.3.1　以小区党建为基点

一是小区党支部要协调好物业公司和业委会的关系。小区党支部要参与业委会筹备和换届、业委会议事规则和管理章程制定等。同时，小区党支部要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监督，将其履职情况和服务效果及时报告给社区党委、政府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在协调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关系方面，小区党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涪城区迎宾社区的经验值得推广。迎宾社区辖区内的商住小区“天籁一品”因物业公司的干扰，一直以来都无法成立业委会，社区摸排了该小区党员情况后建议他们先成立党支部，通过党组织引领业主走程序成立业委会。

二是小区党支部要协调好业委会与业主的关系。课题组建议，在小区设立业主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以加强对业委会的监督。监委会可由3~7名常务委员和若干非常务委员组成，委员由全体业主无记名投票产生。监委会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全体业主监督业委会对小区公共收益和维修资金的使用、小区物业公司选聘等业主议定的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促进业主依法、有序、良好地进行自我管理。

小区治理需要多方合力，打造“小区治理共同体”。南山街道西河路社区推行的“四轮驱动”治理模式，就是多方合力治理小区的典型代表。“四轮驱动”即在小区成立党支部，在党支部的引领下，形成小区党支部、业委会、业主监委会、物业公司“四轮驱动”的治理格局，保障小区自治工作开展的流畅性、严密性和持续性，形成小区治理的合力。课题组在“四轮驱动”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在小区建立“小区党支部+业委会+业主监委会+物业公司+小区微组织”的五方联动体制。

3.3.2　以小区微治理为重点

课题组将小区微治理的实施路径总结为“五微工作法”，具体如下：

一是聚焦“微单元”。微治理以小区、网格、院落、楼栋等“微单元”为治理对象，可以缓解地域范围大、人口多且复杂带来的治理成本高、政策贯彻不彻底等问题。涪城区南塔路社区居委会建立三级微网格的做法值得推广。一级网格由社区支部书记直接管理、二级网格由社区干部管理、三级网格由小区各党支部书记管理。按照分工，社区工作组每两人组队，并与所辐射的三级网格员一起开展网格工作。

二是关注“微事务”。微治理关注于群众日常生活一类的“微事务”，将社会治理的任务分解，以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同时也将政府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协调起来，调动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三是培育微组织。课题组充分挖掘小区居民骨干，成立一批微组织。组织建立后，社区要对负责人及成员开展培训，以提升组织的服务水平。

四是募集微基金。微基金的具体建立方式有两种：一是募集冠名基金，即由热心社区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驻社区机构或者其他社会人士捐助并自主命名的微型基金；二是创立众筹基金，即通过小区居民、辖区企事业单位、慈善人士等各类群体众筹的方式建立社区微基金。

五是开展微项目。社区微基金建立以后，对其使用建议采取项目化的运作方式。项目可以由社区微组织根据本社区或者小区的居民需要，自行策划、设计项目，经过相关利益方充分讨论、认同以后开展。当然，微项目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可以由社区微基金提供，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

微项目的实施包含项目征集、项目评审、项目实施、项目评估四个阶段。项目征集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发布信息、宣传动员、项目征集，项目评审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项目初选、项目评审、项目公示，项目实施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项目优化、实施细则制定、项目具体实施，项目评估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项目自评、项目第三方评估、项目总结与结项。

3.3.3　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

绵阳市所有社区居委会应立足实际，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居民骨干培育为前提，以开展社区服务为内容，培育发展各种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铁牛街社区涪城路47号燃气小区发动党员、群众成立各类协会、组织，由党员担任会长，广泛动员辖区各方力量，积极探索“三微宜家”（开展微服务、设立微笑墙、搭建微平台、建设美好家园）的社区建设新思路，充分发挥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力量。该小区的经验值得推广。

绵阳市政府应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登记管理、承接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保障。其可通过建立扶持机制，以登记扶持、项目补贴、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

绵阳市可在街道层面成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为处于萌芽期、初创期、发展期的社区社会组织搭建一个交流互动、能力提升、资源共享的平台。

3.3.4　以精准化居民服务为内容

为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差异化和多元化的需求，社区服务必须实现精准化。

一是精准识别居民需求。建议搭建“线上+线下”工作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对居民的需求进行收集、分析。线上全面推行“互联网+社区”服务，《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进“智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但是从调研情况来看，大多数社区居委会仅建立了QQ群或者微信群，所能覆盖的居民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建立社区软件（App），使居民可以在线参与居民会议，发表意见，反馈问题。线下，社区居委会可通过深入社区网格调查走访或者设置群众民情意见收集箱的方式，定时定点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群众的需求，建立“社区需求清单”。迎宾路社区建立了“两代表一委员”之家“开门接访”制度，每月两名社区工作人员为一组，对不少于20户“上门必访”，每年暑假期间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不少于一个月的“全域普访”，摸清了社区群众“要什么”，建立了需求清单。同时，迎宾路社区居委会通过与上级机关、联系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沟通协商，摸清政策要求做、政府需要做、部门必须做、单位能够做的事务，建立供给清单，实现供需对接。迎宾路社区的经验值得推广。

二是精细链接社区资源。居委会应通过问卷、走访的方式厘清社区资源。具体包括：能够提供知识、技能、经验或奉献自己的时间、体力的社区骨干、志愿者，以及居住在社区的知名人士等人力资源；社区内有助于开展社区服务的室内外活动场地、活动设备、器材等物力资源；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赞助经费、各种社会捐赠，以及活动的经费等财力资源；社区的古迹、文物等文化遗产，以及民俗、艺术等文化资源；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类自助和互助的团队和小组等组织资源。我们建议居委会在摸清社区各类资源后建立“社区资源清单”，便于在提供服务时能精确快速链接资源。

三是精心设计服务方案。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如召开居民议事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党群联席等，按照“精准匹配、便于实施、常态长效”的原则，将“社区需求清单”和“社区资源清单”内容进行有机衔接，聚焦基层最急需、群众最期盼解决的问题，建立“社区服务清单”。根据服务清单，居委会按照科学性、合理性、效益性的原则，精心设计服务方案。

四是精益提供具体服务。承担社区居民服务供给职责的相关主体，要围绕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坚持以质量为中心，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做好居民服务生产和递送工作，从而提升服务水平。这是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的核心环节，也是多元主体相互协作的共同目标。

五是精确评价服务效果。建议引入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多重评价主体，对社区居民服务项目的完成情况、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及相关主体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精确评估，保证评估的专业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居委会应将服务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服务出资方、供给方及社区居民。

3.4　社区机制重建

推进社区治理发展，重点在于抓好社区机制建设。课题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社区机制：

3.4.1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一是市一级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建议借鉴成都市的经验，由市委、市政府领导牵头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制订、审核全市范围的社区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研究制定社区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督促、检查全市范围内社区建设的先进经验；协助市委、市政府推进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基层条块关系；努力解决社区建设中的政策保证和财力保障等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关系，为全市开展社区建设创造条件。

二是市辖区一级建立社区发展治理指导机构。该机构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成立，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负责制定全区性社区建设的措施，并协调有关部门和辖区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

三是街道一级建立健全社区治理协调组织。该组织由街道办事处党政主要负责人牵头成立，辖区内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和居民代表参加。其主要职责包括：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有关社区建设的决定、决议和工作部署；研究、制订街道范围社区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并付诸实施；发动、组织辖区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工作，探索实现社区共建的新机制；指导居民委员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社区建设活动。

3.4.2　完善监督评价机制

建议建立与完善和社区居委会职能相适应的绩效考核机制。一是建立以社区居民群众满意度为主要评价标准，以社区自治工作开展情况及社区治理成效为内容的社区考核评价体系；二是引入多元的考核主体，推动绩效管理制度化、法规化、多元化，如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机制，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充分采纳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设立评估指标、建立评估标准、收集评估数据、完成评估报告；三是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考核评价方式，赋予社区居委会对街道、职能部门服务基层和居民工作业绩的考评参与权，把社区居委会满意度及居民满意度作为街道、职能部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3.4.3　健全多重保障机制

一是健全制度保障。针对绵阳市社区组织，建议建立和进一步完善的制度包括社区工作站的管理运行制度、社区微基金管理运行制度、社区微项目管理运行制度、社区发展基金管理运行制度、社会企业评审认定制度等。

二是强化资金保障。建议建立“两会一企”。“两会”分别指的是社区发展基金会、社区微基金会，“一企”指的是社会企业。

首先，建议在区或者街道层面成立社区发展基金会。社区发展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基金会和慈善团体的捐赠。其资金的用途包括：①投资于社会企业；②资助社区社会组织；③购买慈善服务组织的服务。

其次，建议在社区居委会层面成立社区微基金。微基金主要是由辖区单位、社区居民自发筹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辖区内的社区社会组织在本社区内开展微项目，通过微项目解决所在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困难。

三是强化人才保障。社区治理的开展，离不开治理人才，必须不断完善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的人才队伍建设。

首先，建议通过优厚政策吸引人才。绵阳市有关部门通过发放人才补贴等方式，招录一批热爱基层工作、拥有专业知识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就业。

其次，建议通过激励措施留住人才。绵阳市有关部门须建立包括社区组织和工作者个人的社区工作激励机制，增强社区工作的吸引力，从而留住人才。

再次，建议通过专业培训助力人才发展。绵阳市有关部门可依托高校、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或者社会工作者协会对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职业能力提升培训，鼓励社区工作人员参加社会工作师的职业水平考试，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不断提升为居民服务的水平。

最后，建议通过科学配置用好人。绵阳市有关部门要科学配置和整合社区人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同时，注意采取梯次搭配的方式，储备符合专业化、技能化、本土化的要求的社区后备人才。

4　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了绵阳市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城市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从社区党建引领、社区结构重组、社区职能重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通过社区治理创新助推绵阳科技城发展。

参考文献

［1］姜爱.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第二届“行动研究下的城市社区治理论坛”综述［J］.社会科学动态，2018（4）：111-115.

［2］黄玮.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