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中美激烈竞争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愈演愈烈

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已经历时5年，不仅没有因为拜登上台而有所减弱，反而在各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力图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进行的长时间的拉锯，引发了国际上一系列规则的重构，并将深刻影响国际经贸格局的演变。

国际经贸规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在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背景下逐渐产生和完善的。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及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归根到底是由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决定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格局正在经历一场涉及所有国家的深刻变化。西方国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极度不安，挑头发动了以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国家间竞争。全球竞争已经由经济层面的竞争，转向规则之争、制度竞争，并由此引发了全球分工结构分化及生产体系重构。此外，多边贸易体制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各国要么谋求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变革，要么就是直接推动以区域合作为典型特征的新型国际合作形式。

当前，促使全球发生规则重构的关键背景，主要有逆全球化思潮蔓延、旧规则的本身问题、WTO面临现实困境和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使得世界各国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新规则，增添了世界贸易的不稳定性。

（二）RCEP生效实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产业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RCEP为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提供了广阔市场

RCEP通过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将重点产业发展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结合，着力构建区域内统一大市场，为区域内各国产品出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RCEP构建了“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区域产业链，改善了区域经贸合作环境，减少了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壁垒，构建了低成本生产基地、人口红利市场和高端制造中心的闭环，拓展了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空间，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2.RCEP为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赋能

RCEP协定提供了区域性贸易与投资规则，将从细化与延展产业链、重组和优化区域内产业链以及区域内产业链内向化发展三个方面赋能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RCEP最终将使90%以上的货物实现零关税，大幅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扩大区域内贸易规模，将促进分工深化，细化与延展区域产业链。RCEP优化了区域内投资环境，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合作，赋能区域内产业链重组和优化。RCEP有利于推动RCEP发展型经济体奋力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困境。RCEP扩大了区域内消费市场，减少了产业链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需求依赖和供给依赖，从而降低区域外不确定因素对跨境产业链合作的影响。

3.RCEP为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RCEP填补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现有区域贸易规则和合作机制的缺失。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旧的规则制度无法对各国投资政策、关税减让、产业补贴、原产地规则等行为进行有力约束，引起了不少国家对贸易规则修订的诉求。RCEP协定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全面的市场准入承诺，是对成员国的硬约束，弥补了贸易投资规则约束力较弱的缺口，有利于RCEP各国的市场开放与生产资料的相互流通，能够有力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区域产业链的稳定。

我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链价值链互补，可构建“供应—需求”的循环产业链合作关系。我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互补，表现为生产资料的供需关系。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既是分工环节增加的驱动，也是部分低增加值产业从中国的溢出的结果。随着低端产业向东盟国家扩散，并伴随着生产能力和进出口贸易规模扩大，我国不仅在上游供应链的作用逐渐明显，也将在下游需求端提升区域产业链的生产和运营能力。RCEP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为这种供需关系提供更多的机制保障。

（三）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重塑了产业安全思维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裂问题凸显，各国深受制造业不全、不强导致的抗疫物资短缺等问题的制约。即使是世界经济排名第一的美国，都没有足够的口罩、防护服、消毒水等抗疫物资，全球只有中国能在短时间之内具备抗疫物资快速生产并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让全世界重新认识到产业安全的又一个层面。

同时，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造成了全球价值链生产链供应链的断裂，让各国政府和市场主体在布局产业链时除了考虑成本外，也考虑了更多如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非市场因素。尤其是在关系到大国竞争力的医药、卫生、粮食等基本物质安全，以及尖端技术、高端制造等高敏感度领域，因为国家意志更容易发生产业安全的相关问题。

此外，那些试图保持和扩大开放的经济体，为防范产业链断裂风险而采取的措施，在一定条件下反倒可能使产业链进一步通向“脱钩”，这产生了所谓的“脱钩悖论”，需要高度警惕。

（四）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地区全面扩大开放的现实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受制于自身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在开放发展上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明显滞后。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国家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西部地区全面扩大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同时，自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着力加强与共建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带动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发展。而其中，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主的设施联通，极大降低了对外贸易的成本，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但是，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程度相对于东中部而言，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规划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在我国中西部开辟了“一带”与“一路”连接的重要通道，为西部地区拓展了向南直达东盟国家、澳洲，向西广泛连接中亚、欧洲的新通道，打通了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大动脉。

在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地区实现内外循环的有效协同，必须要提升开放发展水平，规划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正是西部地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需求。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丰富了通道与产业融合的理论体系

本书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基础理论，结合产业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搭建了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研究以通道经济理论、产业集聚理论、产业融合理论、产业共生理论和区域协同发展理论等为理论基础，构建通道与产业融合的基础设施推动机制、要素集聚机制、跨区域协调机制、价值链协同和重构机制等，为系统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了理论研究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

2.创新了通道与产业融合的实证研究方法

本书基于通道与产业融合的理论框架，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从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区域产业的产业竞争力、产业集聚发展、产业开放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协同发展、产业绿色发展等维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数据为基础验证了通道与产业融合的理论框架。

（二）实践意义

1.为西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本书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系统分析通道与产业融合的理论与实践融合问题，从通道与产业融合的理论框架、实证研究出发，从理论上解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系统地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产业融合的基本原则、主要方式和路径，为西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2.为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高水平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书基于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结果，采用逻辑推演等方法，从科技、人才、产业、营商环境等多个维度构建了通道沿线地区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并将相关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扩大到整个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提出了西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从而为推动西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