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产业融合研究进展

现代通道经济论认为，通道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利用交通、信息、制度等多通道耦合辐射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形成通道与产业融合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莫晨宇（2012）从通道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钦州保税港区产业发展的不足，指出要解决通道与产业融合困境，就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区港联动、内外联动的重点产业集群，进一步发挥交通通道辐射和扩散效应。吕余生和曹玉娟（2016）指出“泛北部湾”地区应发挥通道产业集聚的优势，推动该地区的产业合作，重点加强口岸产业基地的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将交通通道建设成为产业通道。周勇（2017）认为西藏要将“南亚通道”打造成“经济通道”的关键是构建好本地化产业链、与国内其他省份对接的产业链以及与南亚各国（或地区）对接的产业链；并依据产业链发展规律，培育好要素链、产品链和供求链。

“西部陆海新通道”概念提出来以后，国内学者对于新通道如何与产业融合的研究逐渐增多。宋威等（2019）从口岸与产业融合发展角度，认为广西防城港市口岸目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通道不畅、口岸经济辐射不强、产业发展不协同、缺乏腹地经济支持、政策机制创新不够等问题，提出了将口岸与产业发展联动、加强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双边口岸工作机制和提高通关效率等政策建议。王景敏（2019）探讨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产业趋同问题，提出要以通道经济带动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发展新业态和新产业，提高沿线产业竞合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马志妍和刘德光（2020）研究甘肃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何实现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指出甘肃产业融合发展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投资率不高、软环境方面的投入不足、产业结构不平衡以及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提出了消除行政区块分割、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加快形成产业生态链、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建设物流大枢纽等政策建议。王娟娟（2020）认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贯通“一带一路”沿线，有利于充分引导国内外生产要素流动，推动我国与新通道沿线国家构建跨境产业链。通过建立健全区域产业合作机制，促进产业链精准对接来实现“双循环”畅通发展。余川江等（2021）综合运用点轴开发、新经济地理学、国际贸易学等理论，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融合开放发展的路径，特别是构建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合力形成世界制造业的集聚中心，打造钢铁、纺织服装、机械运输设备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唐红祥等（2022）探讨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因素，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建设、城市规模、政府干预、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等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较大的影响。陈玉卿（2022）指出贵州应该抓住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加快实现交通、物流、商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挥贵州大数据信息产业、特色农产品、大宗矿产资源等产业资源优势，通过产业支撑，形成各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