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逝者家属会面
新闻播出后，我们再次前往那栋公租住宅楼。
确认过一楼的信箱之后，我们发现上面挂的名牌与案发当天是一样的。他们家是不是还有人住呢？如果是这样，应该就是那位全心全意照顾母亲的哥哥吧？为了向他详细解释我们的采访目的，记者在信箱里留下了一封这样的信：
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来信，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希望了解多年来您照顾母亲的艰辛经历，以及您认为在哪些方面需要他人协助。如果您觉得不方便和我们当面沟通，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信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我们联系。希望您能考虑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们的心情很纠结：作为记者，我们想直接和他交谈，但同时也希望给他留下独处的空间。
4天后的傍晚，我们再次来到案发公租房，按响了门铃。
在几秒钟的静默之后，门开了。
门口站着一位60岁上下的男子。
我们先自报家门，表示我们是NHK的记者。他似乎已经读过了我们留下的那封信，果然，他就是当事人的哥哥。当时已是傍晚，他有很多事情要忙，于是我们请他留出第二天的时间接受采访。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下午，我们再度登门。住宅区里回荡着小朋友们玩耍的声音。
客厅的桌子边摆着三把椅子。曾经，母子三人——他本人、被杀害的母亲和杀害了母亲的弟弟——总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饭。尽管不得不触及弟弟谋杀了母亲的痛苦回忆，哥哥还是接受了采访。他说，这是因为他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他想让人们了解家庭照护存在的局限性。
在此之前，有很多报社和其他媒体联系他，提出采访请求，他全部拒绝了。现在，距离案发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整理好心情，愿意和我们一起谈论并回顾这个案子。
首先，他向我们介绍了自己在案发前的生平经历。
这位男性今年刚好60岁，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制造工厂里工作了一辈子。从他说话的语气中，我们能感受到他是个正直认真的老实人。他的父母都是日本九州出身，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搬到了这里，住进了现在这栋公租房。所以他们家的亲戚都没有住在附近。
大约20年前，父亲就去世了。他们家一共有三兄弟，弟弟们都搬出去独立生活，只有哥哥留下来和母亲一起生活。
在九州出生的母亲是个踏实而坚韧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腰腿越来越弱，很难长距离行走。她患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病，需要照护的程度[4]被相关机构认证为“1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过着平静的生活。母亲还和从前一样能够生活自理，哥哥每晚下班回家时，母亲做的晚饭已经摆上了餐桌。
变故是案发前一年半左右发生的。一起买完东西回家的时候，母亲在楼道里摔了一跤，导致脊柱骨折，不得不住院一段时间。就是这么一次摔倒，让母子俩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住院期间，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快速恶化了。
某天晚上，老太太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由于陷入了精神错乱状态，尽管已到深夜，她还是在病床上大闹了一番。另外，因为她原本就患有慢性基础病，夜间尿频，总在半夜按呼叫铃，护士们也不胜其烦。住院前，她的阿尔茨海默病认证照护级别为1级，但在住院期间发展到了4级，需要重度照护。
出院后的照护生活也是难以想象地折磨人。
即使在深夜，母亲也会每小时去两三次厕所，并大声拍打房间的门喊人。每次去厕所哥哥都要起来照顾她，几乎每天都没法睡个整觉。
在夜里经历了这么多事后，每天早上5点，他还是得起床给母亲做早饭，再喂她吃完。早上7点后，他出门上班；8点时，拿着备用钥匙的日托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会上门接走母亲。午休时他要回一次家，把剩余的家务做完。下午5点下班后，他又要回家照顾母亲。
在母亲身体状况还好时，他们总在晚饭后一起悠闲地观看她最喜欢的演歌节目。但这种安稳的日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工作就是照顾老人，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感到疲惫不堪，而独立生活的弟弟们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着，没法搭把手。
哥哥虽然想让母亲入住提供特别照护服务的养老院，但是等待入住的老人太多，得排上四五年。而且，据说私人养老院每月的费用高达20万日元以上，他们根本无力承担。
家庭照护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他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好觉。疲劳日积月累，突破了身体极限，终于，他昏倒了。他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医生建议他入院疗养一阵子，好让身体恢复健康。但他不得不拒绝医嘱，因为家里还有患病的母亲等着他照顾。
说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语气始终很平静，没什么起伏。然而，他突然开始语无伦次，仿佛说起了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其实……我曾经……对母亲……差点儿……差点儿动过手。”
有一次，母亲在深夜吵闹不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无论怎么哄骗和安抚都没法使母亲安静。要怎样才能让她停下来呢？他没忍住，猛敲了一下母亲的头。
据他说，当时母亲突然恢复了神智，还向他道歉。
但接下来的每一晚仍旧是不眠之夜。有一次，他实在疲惫不堪，对母亲怒吼：“去死吧！”
虽然只发生过一次，但这样的状态再持续下去，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对母亲动真格。
他终于放弃了独自照顾母亲的想法，向弟弟求助。当时他弟弟已经50多岁，住在日本的另一个县，处于失业状态，靠社会福利金维持生活。他问弟弟，能不能回家和他一起照顾母亲。
于是弟弟回了老家。他们已经有25年没有一起生活过了。
“当时我真的松了口气，或者说是感觉卸下了肩头重担，因为我已经实在没法忍受那种日子了。”
开始同住以后，兄弟俩决定共同承担哥哥之前独自一人承担的照护工作。分工是这样的：弟弟负责白天的照护，哥哥负责夜间的。
起初，弟弟也非常用心地照护母亲。母亲每周有4天要去日托服务机构，不去日托服务机构的白天时间，都是弟弟在照顾母亲。弟弟同时还包揽了家务，例如打扫卫生和洗衣服等。
即使穿了尿不湿，母亲的排泄物还是一直会弄脏床单和睡衣。哪怕正值隆冬，弟弟也毫无怨言地在洗脸台手洗这些被弄脏的衣物。
在弟弟回家之前，哥哥每天都神经紧绷。从白天的照护工作里解放出来后，他的心情也轻松了一些。他想着，今后兄弟俩互相帮助，总有办法一直照顾母亲的。
然而，共同生活仅仅两个月后，弟弟就杀害了母亲。
那天早上，哥哥去上班后，弟弟在家里用电热毯的电线勒住母亲的脖子，夺去了她的生命。那条电热毯是哥哥刚刚买来给母亲御寒的。
正在上班的哥哥接到警察的电话，第一反应是：“妈妈在医院惹了什么麻烦吧？”但他万万没想到，是弟弟犯下了大错。
在警察局和弟弟会面时，弟弟边哭边道歉，说“我们老妈实在是太可怜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对弟弟大发雷霆。
“这不是你的错，照顾老人让人变得不正常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他对弟弟说。
案发以来，哥哥一直心怀歉疚：
“我觉得问题最大的其实不是我弟弟，而是我自己。要是我没给他打电话喊他回来，他就不会犯罪了。而我把弟弟叫回来只是因为自己想摆脱痛苦。”
曾经，三口人每天围坐在一张餐桌旁吃饭，而案发后，就只剩下哥哥孤身一人，他现在每顿饭大概只花5分钟的时间。家里冷冷清清，没人跟他说话。
“妈妈走后，我才发现在自己内心深处，哪怕她因为生病而变得有点儿不正常，我也还是希望她好好活着的。这张饭桌我一个人用，实在太孤独了。”
他说，每当吃完饭，他总是一个人想着：
如果，当时没叫弟弟回来的话……
如果，当时继续独自照护母亲的话……
说不定那时候杀害母亲的就是自己了。
当时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选择呢？他找不到答案。
一家三口过去每日围坐的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