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诗和远方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样两句看似平常的歌词前不久在微信圈蹿红，人们争相传诵。或许因为我算是搞文学的，长相也能多少冒充诗人，一次在讲座会场，另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我被两次问及“诗和远方”，问及这一蹿红现象的起因和背景。

是啊，在这不妨说是苟且成风和“娱乐至死”的时代，为什么“诗和远方”会蹿红呢？

作为起因也好背景也好，我首先想到的是“物极必反”那句老话。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人们的生活由贫穷而温饱，由温饱而小康，由小康而逐渐富裕——基本是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追求层面风风火火一路打拼、一路狂奔，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或举世眼红的成功。一句话，咱们阔了！可问题是，阔就幸福了吗？吃多了，大腹便便；喝多了，头昏脑涨；玩多了，人困马乏。有形之物的占有同幸福指数的提升未必成正比。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投向美、投向诗、投向远方。不用说，诗大多指向远方，远方大多充满诗意。且看唐诗（唐诗中，远方往往与水相伴）：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张旭）/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张祜）。再看宋词（宋词里，远方每每写作“何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何处今宵孤馆里，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曹组）/望碧云空暮，佳人何处，梦魂俱远（蔡伸）/故人何处，一夜溪亭雨（张元干）。

有人说，音乐和诗是最接近神的艺术。大约是因为诗总是捕捉和传达远方神秘的信息，而那神秘的信息又总是同心底隐藏的情思相通相连。

“诗和远方”蹿红还有一个原因：我国向有诗歌传统，产生了无数上面那样的名诗佳句，是当之无愧的诗国。而我们乃是诗国子民，是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嫡系或非嫡系的后代。尽管我们现在不可能背着酒葫芦倒骑毛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了，或在月下僧门前反复“推敲”了，但那种文化基因、那种诗歌DNA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潮起潮落，现在抬头醒过来了——“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何况，即使作为日常谈资，也该谈谈远方，谈谈诗了。总不能老谈票子、房子、车子，老谈麻将、股票、减肥吧？老这么谈的人可能也有，毕竟不能要求所有人全都谈诗。一国男女老少人人谈诗，那怕也乱套了。但若完全没有人谈诗，那无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缺憾和悲哀。自不待言，不伴随文化、不伴随诗意的崛起，那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世界上一掷千金也未必换来一笑的“土豪”国家并非没有。谢天谢地，国人有不算很少的一部分开始谈诗、读诗、写诗了。这大约意味着，我们开始诗意崛起、诗意复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作为“诗和远方”蹿红的第三个原因，我想是不是同乡愁有关。乡愁，大而言之，是文化乡愁。历经百年风风雨雨，我们好歹明白过来，只有我们曾百般嘲弄甚至打翻在地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血统证明书”或自我同一性的凭依。换个说法，只有传统文化才能让我们重拾文化自信并医治我们的文化焦虑症，才能让我们在所谓全球化中不被“化”掉，才能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从而避免成为西装革履开着“奔驰”“宝马”的精神漂泊者。应该说，近年来勃然兴起的国学热或传统文化热即是这种文化乡愁的产物。那么小而言之呢，小而言之，乡愁就是故园之思，由此催生了时下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热。城里人纷纷去乡村寻找石板路、旧民居、老铺子，寻找辘轳井、石碾、石磨和大黄狗、老母鸡。这未尝不可以解读为城里人对中国传统乡居生活方式的确认与回望。“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大有可能是我们所有人挥之不去的世纪性乡愁。而乡愁总是同时间与空间的远方连在一起，其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就是诗。不信，请看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诗和远方，远方和诗！人们正从眼前的苟且中抬起头来遥望。望天际的朝霞，望远山的落日，望雨后的彩虹，望夜空的星汉，从中感受自然与人生浩瀚的诗情——作为大国之民，还有比这更庄严、更整肃的气象吗？

201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