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勰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对他写《文心雕龙》一书，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史传》篇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士庶矛盾。既非世家大族而又家道中落的刘勰，不正是一个“迍败之士”？刘勰从“家贫不婚娶”，到书成之后干求沈约等等，在当时是难免于“虽令德而常嗤”的。南朝世族，“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28]；出身庶族的人，即使功高位隆，尚难免遭轻视，何况刘勰？所以，他虽是“自重其文”，但也看到这样的现实：“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程器》）涓涓细流和汹涌奔腾的大江大河是不能相比的，它的途程，不能不受到种种障碍而千回百折。因此，刘勰不可能对自己抱太大的希望。但他一方面对现实有所不满，一方面又存一定的幻想：这就是反映在《文心雕龙》中作者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说，刘勰是以这种态度来写《文心雕龙》，来阐发他对文学评论的观点和主张的。
必须明确的是，刘勰虽然处在地主阶级的下层，对现实的态度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文心雕龙》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来立论的。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刘勰的思想上，不可能有什么地位。《文心雕龙》中，不仅没有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张，甚至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在创作上的成就，劳动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9]的基本创作经验，都为刘勰所视而不见。他所反复强调的，是“披肝胆以献主”（《论说》），“大明治道”（《议对》），“兴治齐身”（《谐隐》）等等；对文学创作总的要求则是“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原道》），就是要使文学创作在治理封建帝国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作用。这就是刘勰阐述种种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
刘勰从这种思想出发来论文，自然要给他的整个理论带来严重的局限。但《文心雕龙》并没有写成一部反动的文论。它除了在文学理论上正确地总结了许多创作经验外，对当时的封建社会来说，在思想意义上，仍不失为一部有益的、较为进步的文学理论。这是因为刘勰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族地主的思想意识，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对现实社会有不满的一面、要求改革的一面。刘勰的全部文学主张，是从有利于整个封建政教出发，而不是为腐朽的世族制度服务。刘勰虽不可能提出揭露、批判当时黑暗、腐败的世族政治的主张，但对“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时序》）的作品是反对的。这两句是对东晋诗坛的批判。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士大夫阶层却“不以物务自婴”[30]；诗歌创作则平平淡淡，对严重的时局无动于衷。刘勰对这种诗作的不满，说明他认为诗人是应该关心现实、反映现实的。晋宋以来，垄断文坛的世族文人，完全从享乐主义出发，驰骛于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诗作，这却是刘勰所大力反对的。
如果以刘勰和稍晚于他的庾肩吾略加比照，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庾肩吾也曾做过东宫通事舍人，他和其子庾信以及徐摛、徐陵父子在东宫的业绩，就是写《咏美人》《咏美人看画应令》[31]之类宫体诗。刘勰终其一生，就止于通事舍人；庾肩吾则飞黄腾达而为度支尚书，最后，“历江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封武康县侯”[32]。这个区别的秘密，就在出于“新野庾氏”的庾家，不同于一般的地主门第[33]。刘勰既为世族所不容，而他也不容于腐化堕落的世族文学。他主张文学创作要“经纬区宇”“大明治道”“顺美匡恶”（《明诗》）、“抑止昏暴”（《谐隐》），而反对“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诠赋》）、“无所匡正”“无益时用”（《谐隐》）的作品，更一再极力攻击“繁采寡情”“采滥辞诡”（《情采》）之作。这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着眼，因而和少数世族地主的情趣相抵牾。刘勰的文学思想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即在于此。
正因刘勰的文学思想还有这样一个方面，所以，他对人民群众的创作虽然重视不够，却并不一概反对，并多少有所注意，甚至作了某些肯定。《乐府》篇讲到“匹夫庶妇，讴吟土风”的作品，也可“志感丝篁，气变金石”。《谐隐》篇对春秋时期宋国筑城民工尖锐地嘲讽华元的作品，也作了鲜明的肯定。甚至“廛路浅言，有实无华”的民间谚语，也认为“岂可忽哉”（《书记》）。刘勰对民间文学的肯定，当然有一定的限度，总的来说，就是要有利于封建治道。不符合这一总原则的作品，即便是帝王的御笔，刘勰也要加以指责。《谐隐》篇就说魏文帝的《笑书》“无益时用”，高贵乡公的作品“虽有小巧，用乖远大”。《时序》篇说：“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对《诗经》中《板》《荡》等诗不满于昏君的愤怒之情，也是肯定的。这类诗讲的虽是比较古老的事，却未必毫无现实意义。《明诗》篇说：“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这里的用意就很明显了。刘勰这样写，显然是当做一种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来总结、来提倡的。在诗歌创作中表达对君王的怨怒不满，刘勰当然不可能正面提出，对刘宋以后的帝王，他只能一一大加颂扬。但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把矛头指向古代的某些昏君，并不是偶尔一次，这就不能没有他的用意。如《谐隐》篇一开始就引用《诗经·大雅·桑柔》的诗说：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
“肺肠”指统治者的坏心肠，它逼得百姓发狂。因此统治者要堵塞老百姓的怨怒之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口是无法堵住的，他们的怨怒之情必然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的是“嗤戏形貌，内怨为俳”，有的则“谲辞饰说，抑止昏暴”。如果说根据这些说法还难以判断刘勰的用意，我们可结合刘勰在论“立文之本源”这个根本问题中的正面主张来看。《情采》篇把文学创作分为正反两种类型，一是“为情而造文”，一是“为文而造情”。其主要区别就在：
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弛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为情而造文的道路其所以正确，就因为作者有了满腔怒愤之情，而用文学创作来表达其情以讽其统治者。相反，为文而造情者，是作者内心并无郁陶的忧愤，只是为了写作而矫揉造作。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赋予“情”的含义。在整个《情采》篇中，“情”是作为专门术语，用以概括和形式相对的内容的，这里却把“情”的含义具体化为“蓄愤”和“郁陶”，其用意就颇为深微了。要为表达作者的怨怒之情“以讽其上”而造文，并以此作为“立文之本源”，这正是刘勰思想中可贵的一面。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孤立出现于《文心雕龙》之中的，如上所述，它既和刘勰的整个思想有联系，又是从古代优秀作品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刘勰从这种思想出发，论作家，则肯定“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明诗》）；论写作方法，则强调“畜（蓄）愤以斥言”“环譬以托讽”（《比兴》）。在六朝动乱分裂和世族地主的黑暗统治之下，几家欢乐几家愁是不待细说的，刘勰强调“蓄愤斥言”“志思蓄愤”等等，正是时代阴影的折射，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