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论英国人对德国文学的评价

德国文学在英国，远比在法国为人所知晓。英国人学习外国语言的比较多，而德国人同英国人的自然关系比同法国人要多。然而即使在英国，对德国哲学、文学也是有偏见的。研究一下其中的原委，或许饶有兴味。

在英国，造就人们思想的并不是对社交的爱好，也不是彼此交谈中的乐趣和兴致：做生意、议会活动、行政管理充塞了所有人的头脑；政治利益是思考的主要题材。英国人要求一切都能产生立即可行的结果，于是便对那种以美而不是以实用为主要宗旨的哲学产生了偏见。

诚然，英国人并不将体面同实用分割开来；他们时刻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体面而牺牲实用。但他们不大愿意参与——如《哈姆莱特》剧中所说——那种同空气的谈话[1]，而那正是德国人所热衷的。英国人的哲学旨在给造福人类的事业争取有益的成果。德国人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不考虑人类能从中谋取什么利益。他们政府的本性不曾为他们提供伟大崇高的机会来获得荣誉并为祖国服务，所以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专心致志于沉思默想，向苍天寻找他们狭窄的命运在地面没有满足他们的空间。他们沉湎于理想，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合乎他们的想象。英国人不无根据地以其所占有的、以其现在的身份和可能得到的身份为自豪；他们把想象力与热情建立在法律、道德与信仰之上。这类崇高的感情使灵魂格外充满活力；但思想如果没有疆界，甚至没有特定的目标，也许就可以向着更遥远的境界驰骋；当思想一直同广袤无垠的空间相联系时，没有任何利益能把它拉回到现实世界的事物上来。

每当一种思想获得巩固，即转化为制度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研究它的成就和后果，确定它的范围与定义：但如果涉及的是一种理论，那就应当考察这理论本身。这里就不复存在实践的问题，不复存在实用的问题；在哲学中追求真理犹如在诗歌中追求想象一样，必须摆脱任何羁绊。

德国人犹如人类思想这支军队的侦察兵。他们探索着新路，他们试验着不曾与闻的方法。当他们从无垠的境界遨游归来之际，谁不怀着好奇的心情，希望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呢？英国人的性格有许多独特之处，但他们相当普遍地害怕新制度。在处理现实生活的事务时，思想的明智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所以他们在研究学术的时候也希望有这种明智；但在这里，勇气同天才是不可分离的。天才只要尊重宗教与道德，便应当朝尽可能深远的方向发展：它所扩大的正是思想的王国。

德国文学深受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影响。疏远两者之一，也就必然会影响到另一方面。但若干时期以来，英国人很愿意翻译德国诗人的作品，并不否认由于文学渊源相同所产生的共同点。在英国诗歌中，感觉的成分较多；而德国诗歌中想象的成分较多。家庭感情对英国人的心灵深有影响，所以他们的诗歌中具有这种感情的纤细、执着色彩：德国人在各方面都更具独立性，因为他们不那么自由；他们描绘感情犹如描绘思想一样，是隔着云雾的。可以说，世界在他们眼前是左右摇摆的；正因为所见的东西模糊不清，所以物体变得丰富多彩，而他们的才能便可从中得到发挥。

恐怖是德国诗歌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对如今英国人的想象力已经不大有影响了。他们描写大自然时带着魅力，但大自然之于他们已不再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包含着幢幢鬼影、卜吉兆凶的预言，对现代人犹如命运之对古代人那样重要。在英国，想象几乎总是由感觉启迪的；德国人的想象有时是粗糙的、怪诞的；英国的宗教比较严格，而德国的宗教比较松泛。各民族的诗歌必然带有各自宗教感情的烙印。在英国，艺术中礼仪是否合度不像在法国那样起决定作用；但是舆论的影响比在德国要大，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是统一的。英国人要在各方面使行动与原则一致；他们是明智、有秩序的民族，认为荣誉就在于明智，而自由就在于秩序井然。德国人只是梦想过荣誉和自由，他们研究思想是不管如何实施的，这样他们就必然要在理论方面达到更高的境界。

现今的德国文学家（看起来很奇怪）表现得比英国人更反对把哲学思想引进诗歌。的确，英国文学最早的几位天才，如莎士比亚、密尔顿、屈莱顿，在其抒情短歌等作品中是不进行推理思维的；但蒲伯和另外几位诗人则应被认为是有说教训诫色彩的。德国人返老还童了，而英国人却变得更加老成。德国人宣扬一种理论，认为在艺术和哲学中都应恢复热情；如果他们能够坚持这种理论，则理应受到赞扬。因为他们也受到时代的压力，现在还没有到人们更倾向于鄙视唯美作品的时候；也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人们将更经常地提出那最庸俗的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处？

注释

[1]见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三幕第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