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陈 峰
引 言
战争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伴生物，其本质为毁灭性暴力，战争又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即正义性的保卫战与非正义性的侵略战。换言之，战争既是世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又是保家卫国的利器，战争与和平遂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孪生关系。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上，各种内外战争几乎从未断绝，因此无论是国家机器的运行还是民众的生产、生活，都深受其影响。有多少累积的文明为之毁于一旦，乃至余绪飘散；还有多少新兴的帝国就此崛起于一方，续写新的历史篇章。于是，围绕战争而展开的所有活动，便成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可谓江山成败皆与此息息相关。从这一意义上说，研究军事史就显得十分必要，其不仅属于重大的学术问题，也对现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中国历史来看，历代王朝因既受到来自内部的各种威胁，又面临外部的边患挑战，故军队须臾不可离。如孙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因此，军事从来都是国家的紧要大政，在治国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先秦即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之说。而军事问题从来就不单纯，往往涉及王朝统治的方方面面，举凡制度设置、社会秩序、财政赋税、民户人口、生产贸易、工程科技乃至于思想文化、风俗民情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牵引。至于军事活动与王朝政治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事实上，统治者的意志常常需要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朝政演变背后的动因亦多与武力变动存在关联，诚如西方近代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哲人、政治家皆对武备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3)富有统治经验的唐太宗也指出：“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4)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集团因各自背景和构成的特性，对战争的态度与应对方式不尽相同，从而使王朝的命运呈现出相应的样态。总体而言，在宋代之前，强军强国的主流意识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军功阶层崇尚开疆拓土，故统治者在军事与边防建设上通常采取积极的政策与措施。由此，统军将领显现出重要的作用及地位，如孙子所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5)为了保证将帅作战的主动性，帝王还往往接受“将能而君不御者胜”(6)的观念。与此同时，军事制度、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以及军费、装备等状况，也从不同方面关乎战争的形态与成败，亦成为君臣高度关注的朝政议题。从历史轨迹留下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用兵具有“双刃剑”的效果，要精确地把握尺度并不容易：一味穷兵黩武，必将国力消耗殆尽，因此难逃亡国的厄运；只顾消极防守，则处处被动挨打，最终也难免被灭国的结局。诚如兵家所告诫：“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7)而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同样不容忽视，如先秦时期不仅发生过“易子而食”的交战惨剧，并且动辄坑杀数以万计降卒的现象也不稀见。自秦朝以降，无论是域内的交兵还是对外的征战，其规模与程度都是愈演愈烈。民众所蒙受的兵燹苦难，历代都不乏诗文反映，如汉代乐府诗《战城南》对战争惨况的描写，曹操《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写照，杜甫的“三吏”“三别”诗对战乱下百姓悲苦状态的揭露等。唐末五代时期，兵戈不息对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同样令史家哀叹不已。
一、宋朝军事与边防的基本面貌
宋朝存续三百余年，其域内统治秩序相对长期稳定，并且在经济生产、文教科技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显然这都离不开军事力量发挥的保障作用。但宋朝在军事上有得也有失，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仅波及边防领域，也是促成鲜明时代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朝脱胎于五代乱世，赵匡胤君臣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充分汲取了历史教训，在重建统治秩序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举措。其中针对因兵权失控引发的武夫跋扈、兵变频仍、地方割据以及兵燹不绝的痼疾，实施了以“收兵权”为主的各项治军措施。宋太祖朝确立的治军思想，其要义在于从严管控武将及军队，以便使其成为驯服的工具。不过，赵匡胤为了完成削平诸国的目标，对出征和御边的将领还是赋予了必要的责权，以发挥其指挥作战的积极性。揆诸宋太祖朝的军事战略及部署，可以看出具有稳健与积极相融的特点。如“先南后北”的用兵规划，就是基于当时内部秩序亟待整顿的考量，采用了先易后难的务实方案，最终的结果也验证了其成效。然而，自宋太宗朝完成域内统一后，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统治集团放弃了大一统的追求，转而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以及“守内虚外”的国策，其军事思想与战略随之日益转向保守。如此一来，军队本应承担的内外并重的使命发生变化，维护秩序稳定成为其主要任务，而与外敌争锋则退为次要位置。从此之后，君臣对军事将领的管控愈益强化，在宋仁宗朝还出现了以文驭武的规制，并相沿至南宋后期。(8)因此，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在相当程度上被弱化了，可谓对内镇压有余，对外攻防则不足。此外，党项势力在宋太宗、真宗之际崛起后，控制了西北传统的战马供应区，使得宋廷无法保持如汉唐那样的强大骑兵，也制约了军队的机动灵活性和长途突袭能力，也就难以展开快速的大规模运动战。这些问题在边防上暴露得尤其突出：在长期的消极防御战略及部署主导下，面对以骑兵为主的辽、夏、金及蒙元军队先后发动的进攻，宋军只能被动应战，故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宋太祖在收缴藩镇精兵后，扩充了中央禁军的规模，地方剩余的军队转为承担劳役的厢军。开宝时期，作战的禁军为十九万三千人。其后，由于长期受到外患的巨大压力，宋廷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军队的规模遂不断得到扩大。其中在北宋中期，禁军达到八十万以上，南宋即使仅有半壁江山，正规军也一般保持在四十万以上。(9)宋代又主要实行募兵制，因此军费支出浩大，如北宋中叶的富弼即反映：“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10)此后，朝官陈襄也说：“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11)南宋时，军费开支依旧居高不下，甚至有加剧之势，如绍兴末的官员指出：“况大农每岁养兵之费，几十之九。”(12)可以说，巨额的军费支出长期成为宋朝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也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在宋代的大多数时期里，朝堂围绕武备的讨论几乎不绝于耳。诸如对边地的弃与守、兵员招募与强征的长短、步兵与骑兵的优劣、武臣与文官之间的是非、兵费的多与寡、主战还是议和乃至武成王庙的地位等问题，都会引起不同的意见与争执。文臣在驭将上的偏见也值得关注，如欧阳修等人对狄青进入枢密院的忧虑，(13)苏轼针对《孙子兵法》中“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名言的反驳，(14)汪藻在绍兴初上的《驭将三说》(15)等。毋庸置疑，主政的士大夫集团在军事上既缺乏主动性，又拙于用兵，故议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致使军事决策时常出现延误甚或失误。而文臣节制武将作战的结果，亦难免败多胜少。倒是有个别清醒的文官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如韩琦到陕西前线任职时就承认：“臣素昧兵机，不经边任。”(16)北宋末，杨时也对宋钦宗表示：“臣本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不敢自信其说。”(17)清人王夫之便指出：“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18)可谓一针见血。还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人论兵也蔚然成风，不过实效有限。
宋代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于技术层面。其中武器装备受益于高水平的制造业与科技的支撑，有了很大的进步。宋代在传统冷兵器上有很多改良，典型的例证如宋神宗朝制造的“神臂弓”，可以有效地远程杀伤重装甲骑兵，在其后的抗金战争中发挥了利器的作用。其余水陆攻防军械，也多有改进，这些在《武经总要》中都有一定的反映。最为突出的则是火器的出现，两宋发明了各类火药武器并应用于实战，就此改变了传统的冷兵器格局，具有全球性的革命意义。宋朝在构建防御工事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其中北宋在河北前线构筑的河塘体系，对辽军形成阻滞地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失去长城带来的防御缺陷；在对夏前线，宋军利用地势修筑的一系列堡寨，亦具有相当的功效。特别是南宋末年在四川建设的山城防御体系，对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宋朝官方的组织下，《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前代兵书被系统地整理、编纂，并被认定为与儒学“五经”相对应的武经“七书”，从而使其得以完整流传。就此而言，宋代对先秦以来兵书文本的整理之举，在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总的说来，除了宋初的统一征伐及以后对局部区域农民造反的镇压行动之外，宋朝域内发生的战争相对较少，而对外交战则颇为频繁。北宋时期，主要是应对来自辽朝与西夏的军事压迫。其中，宋太宗、真宗朝前期与辽朝发生了频繁的大规模战争，宋仁宗宝元至庆历前期与西夏的交兵最为激烈。此外，还在南疆出现过两次反击战。南宋时期，更先后与金朝、蒙元爆发了持久的战争。特别是南宋初期的抗金战争与南宋末年抗击蒙元的战争，都异常惨烈。宋廷虽然在军事上投入空前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并力图在相关的政策、制度及技术等各方面与之配套，不过在边防上却成效不足，仅有的几次主动攻势也多以失败告终，宋廷遂不得不借助议和的方式缓解边防压力，但最终还是两次皆亡于边患。
宋朝就此形成了显著反差的时代特征，即经济、文教及科技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9)邓广铭、王曾瑜先生也认为，宋代文教及科技快速发展，整体文明程度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20)然而，其军事能力则呈现出积弱之势，虽在维持内部秩序上发挥了作用，却难以摆脱边防困境。南宋学者吕祖谦即指出：“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有视前代为未备者……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21)元人修宋史时亦总结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22)，“声容盛而武备衰”(23)。
二、宋朝军事史研究简括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围绕宋代军事史研究已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著，涉及这一领域的诸多方面。这些成果针对相应的议题，通过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与论述，或考索文献记载中的史实，或发前人不明之处，或借助新理论、新方法解析问题，或在综合的基础上予以概括。经过几代学人的研究，已不同程度地阐释了两宋军事发展的主要内容及轨迹。
大致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的宋代军事史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清末民初至1949年，随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学者开始突破旧有典志体“兵志”叙事的模式，尝试从问题出发探究相关史实。然而，在这一早期宋代军事史研究中，学者的关注面还相当狭窄，从仅有的十篇左右论文来看，多集中于南宋的军队与和战问题。与此同时，爱国将领岳飞及杨家将受到重视，出版了多种传记，其中代表作为邓广铭先生的《岳飞》。显然，这与当时国家面临外侮的时代背景有关。（2）1949年至1977年，史学整体研究因与政治形势有较大的关联，研究者往往紧扣时代话题，故军事史的畛域亦趋于模糊，可以说专就宋代军事为题的论文近乎消失，只有在讨论农民起义的著述中有所涉及。在此阶段，有《宋金战争史略》《李纲和宗泽的抗金斗争》《采石之战》等三种关于宋金战争的简介性书籍出版，可算是其代表性成果。(24)（3）改革开放至今，军事史研究才真正迎来快速发展，无论是探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深度，都大大超过以往，不仅大量专著、论文相继问世，还涌现了许多聚焦宋代军事问题的学者。经过四十余年的研究，宋代军事史的基本面貌已日渐清晰。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学界的同仁之外，一些军队学者也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引入军事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编著的多部通史性军事史或战争史中，对宋代军事有较为宏观的叙述。(25)
在港台及海外，宋代军事史虽并非属于热点领域，却始终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并且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因此，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其特点大概有二：对宋代相关军事制度的考证细密，观察问题的视角独特。不过，截至目前，就研究的范围及论著的数量而言，则略逊于中国大陆地区。(26)
在此需要说明，要在有限的字数内总结以上百余年宋代军事史研究的成果，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故只能极为简要地概括其主要的方面。另外，因论文的数量过于庞大，也只有以代表性的著作为举例对象，并一律省略作者姓名，挂一漏万，敬请谅解！
从已公开发表的宋代军事史论著来看，大致包括专题性、通史性两大类，又以前者为主。专题性的研究，主要围绕宋代军事制度、军政关系、军事政策与思想、战略与战术、战争与边防、武将群体与个案、后勤与补给以及军事技术等议题展开多方面的论述。其中，对宋朝军制或兵制已有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北宋兵制研究》（香港《新亚学报》1957年第3卷第1期）、《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2011年增订本改名为《宋朝军制初探》）、《宋代兵制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等文章与专著，特别是《宋朝军制初探》一书，影响最大。对于北宋禁军、三衙、厢军、南宋屯驻大军、各种民兵性的武装以及骑兵、水军等问题，都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著述，以《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上下册，中华书局2015年）的论述最为细致。关于宋代军事决策机要机构的枢密院，有多位学人探究了其制度、地位及影响，以《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资料最全。就宋朝武官制度发表有许多论文及专著，从不同方面予以阐述，如《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研究者还注意到宋代主流意识对军事与边防的直接影响，发表了相关见解，以《宋太宗与守内虚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两文为代表。有关宋代战争的研究，是关注相对集中的方面，包括宋初的统一战争，宋朝先后与辽、夏、金和蒙元的战争，有相当多的论著，如《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及《宋元战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还有关于区域战争史料的整理著作，如《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等。对于宋代武将的研究，亦取得不少成果，其中武将个案的研究以《北宋武将研究》（论文集，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及《吴家将：吴玠、吴麟、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为代表；对武将群体的考察以《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人民出版社2021年增订本）为突出。有关宋代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也有相应的著述，如《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以华北战区为例》（商务印书馆2012年）等。而关于宋代军法、军礼、阵法与阵图及具体武器装备等问题，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如《宋代军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专就南宋军事史问题研究的论著，主要集中在主和与主战路线之争、军费负担及民间武装等议题，如《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等。
研究宋代军事史的通史性著作，尚不多见，目前可见的主要有《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南宋军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两部。其中，前者对宋辽金夏时期军事史的基本面作了宏观性的展示，后者则梳理了南宋军事史的主要脉络。不过，在已出版的各种多卷本中国军事史、战争史中，都有关于宋代部分的专门介绍，代表性的成果有台湾三军大学编写的18册《中国历代战争史》（台北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中国军事科学院集体编写的6卷本《中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共同编写的6卷本《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军事科学院牵头组织的20册《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大部头著作中的宋代部分，亦存在一些史实不够清晰或略显不够深入的弱点。
21世纪以来，学界除了继续关注宋代军事史领域的各种具体问题之外，还进一步从宏观上探究宋朝军政的互动关系，并将军事问题及其影响上升到治国理念的层面加以思考，试图从军事的角度破解宋代“文盛武衰”时代特征形成的根源，如考察宋朝军事建设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两宋武备得失对时代特征的影响等。总之，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宋代军事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丰富了对宋朝历史的认识，也为今天的国防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本书编纂的构思
本书是关于宋代军事史研究的论文选编集，虽然无法全面展现百年学人的丰厚成果，不过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这方面的窗口，俾有助于加深对宋朝历史的认识。
我们选编这本书的宗旨，是力图关照到宋代军事史的主要方面，以便使读者管中窥豹，从而对宋代这一领域的基本情况有所掌握。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选取了海内外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论文20篇，讨论的议题包括军事制度与武将，军事征伐与战争，军事思想、战术与技术等三大类，涉及宋代募兵制、军赏制度、禁军制度、三衙统军机构、武官地位、宋初武将、南宋总领所、宋太祖统一方略、宋辽高梁河之战、北宋御夏战略、宋金富平之战、顺昌之战、南宋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考证、宋代主流战争观、“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岳飞的军事思想、作战阵图、军事司法、“拐子马”考释、中国早期火药武器以及辽宋金时期的砲和砲兵等问题。这些论文涵盖面广泛，或研究相关军事制度，或考察不同时期的战争，或聚焦军事思想与战争观，或探究军事司法，或论述阵法与阵图，或反映革命性的火药武器之产生与应用。此外，还要作五点说明：其一，这些论文中既有对重大问题的宏观性论述，又有对具体史实的分析，还有就存疑的文献记载加以考证；其二，选取的论文以宋代为主，兼及与宋朝同期其他政权的关联问题，而《中国早期火药火器史概观》一文，因重点介绍的是宋代部分，故亦收录；其三，选取的标准以学术性为主，也适当考虑到可读性，遂有《阵图和宋辽战争》等文入选；其四，考虑学术传承的因素，故选择了几代学人的成果，包括开创宋史研究的前辈名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坚学人和近年来的后起之秀，其中除了因邓广铭先生对宋代军事问题有重要见解，其论文被收入2篇外，其他学者皆只收1篇代表作；其五，按照目前的通行规范，对所有论文的注文格式予以调整。
本书是集体合作完成，若有不当之处，一概由我承担，特此说明。
(1)〔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始计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
(2) 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1页。
(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5页。
(4)〔唐〕李世民：《帝范》卷四，《丛书集成新编》第3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655页。
(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第50页。
(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第61页。
(7)〔春秋〕司马穰苴：《司马法·仁本第一》，骈宇骞等译注：《武经七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0页。
(8) 陈峰：《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9)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29、189、246页。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丁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28页。
(11)〔宋〕陈襄：《上神宗论冗兵》，《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一《兵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0页。
(12)〔宋〕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九，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己巳，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11页。
(13)〔宋〕欧阳修：《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百官门》，第494页；《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第4153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三〇二《吕景初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021页。
(1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孙武论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页。
(1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癸巳，第910页。
(16)〔宋〕韩琦撰，李之亮等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附录三《韩魏公家传》，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748页。
(17)〔宋〕杨时：《杨时集》卷一《上钦宗皇帝书·其三》，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2页。
(18)〔清〕王夫之：《宋论》卷四《仁宗》，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3页。
(19)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20) 邓广铭：《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王曾瑜：《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21)《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第12873—12874页。
(22)《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序》，第14171页。
(23)《宋史》附录《进宋史表》，第14255页。
(24) 有关改革开放之前的论著情况，参见方建新编：《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25) 陈峰、王军营：《宋代军政研究七十年》，《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4期。
(26) 方建新编：《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陈峰、王军营：《宋代军政研究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