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像许多其他历史著作一样，本书源于和一位古道热肠的档案管理人员的一次对话。2001年，我对太平洋历史的了解仅限于课本上的那一点知识，所以找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洛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馆长沃尔特·布莱姆 (Walter Brem)先生，请他给我推荐一些能够反映美国西部与环太平洋其他地区之间贸易模式的档案资料。沃尔特先生阅历丰富，世事洞明，在接待像我这样带着幼稚问题的研究人员时，既幽默风趣，又儒雅体贴。他本来可以简单地把我打发走，让我多花点时间去检索一下班克洛夫特图书馆的网上目录，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亲切地指点我去查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家阿德尔·奥格登 (Adele Ogden)50年前收集的航运记录。然后，只是略微想了想，沃尔特就如数家珍般地说出了世界各地档案馆收藏的太平洋资料，这是一份长长的目录清单，也是我需要去查询的。现在，本书已经完稿，尽管我只查阅了那份长长目录清单中的一部分藏品，不过我想，沃尔特一定会谅解我的。
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慷慨应允，审阅了本书大部分的初稿。这项工作很烦琐，我要特别感谢斯蒂文·哈克尔 (Steven Hackel)、马特·K．松田 (Matt K．Matsuda)、安·费必安 (Ann Fabian)、比尔·德弗雷尔 (Bill Deverell)、詹妮弗·格雷厄姆·斯塔夫(Jennifer Graham Staver)、安妮·萨尔蒙德 (Anne Salmond)、瑞恩·琼斯 (Ryan Jones)、赛斯·阿奇尔 (Seth Archer)、卡里安·横田明美 (Kariann Akemi Yokota)、丹·刘易斯 (Dan Lewis)以及雷纳·布施曼 (Rainer Buschmann)。非常感谢他们提出的建议和批评，期待将来能够回报这份厚爱。
我们这个学术领域的其他许多人以其渊博的知识以及专业技能，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埃利奥特·韦斯特 (Elliott West)和我一起吃午饭时非常耐心地听我唠叨鲸脂 (说老实话，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爱好)。约什·瑞德 (Josh Reid)让我阅读了他还未发表的关于马卡海洋社区的论文。劳里·迪克梅耶 (Laurie Dickmeyer)不辞辛苦地梳理了我书稿中乱成一团的脚注，帮我编写了参考文献目录。肯尼斯·欧文斯 (Kenneth Owens)给我分享了他关于极北地区土著人的广博知识。《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编辑迈克尔·格罗斯伯格 (Michael Grossberg)接受了我投给该刊物的很不成熟的论文。《太平洋历史评论》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的几位高水平编辑 [卡尔·阿博特 (Carl Abbott)、大卫·约翰逊 (David Johnson)以及苏珊·弗拉达沃-摩根 (Susan Wladave-Morgan)]在编校我的书稿时所表现出的严谨再一次给我上了一课。鲍勃·穆勒 (Bob Moeller)无数次不遗余力地帮我解决难题。不论是在专业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史蒂芬·阿伦 (Stephen Aron)都给我提出睿智的建议。
亨廷顿图书馆是我的家外之家。这么多年来，除了给我提供各种支持外，还提供了极好的学术环境。我要特别感谢罗伊·里奇(Roy Ritchie)、阿兰·乔齐 (Alan Jutzi)、彼得·曼科尔 (Peter Mancall)、詹妮特·费勒曼 (Janet Fireman)、道格·史密斯(Doug Smith)、菲利普·戈夫 (Philip Goff)、苏西·克拉斯诺(Susi Krasnoo)以及史蒂夫·欣德尔 (Steve Hindle)。美国西部手稿特藏馆的彼得·布洛杰特 (Peter Blodgett)馆长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档案线索，他一直以来的建议对我来说既是祝福，也是提醒，让我知道还有那么多的研究没有完成。
我的其他学术同行，也就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的同事，以其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学术友谊，对我的这个项目产生了极大影响。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美国专题研究团队和世界史研究团队，包括艾丽丝·法什 (Alice Fahs)、艾米丽·罗森伯格 (Emily Rosenberg)、莎伦·布洛克 (Sharon Block)、陈勇 (Yong Chen)、乔恩·威纳 (Jon Wiener)、维姬·鲁伊斯 (Vicki Ruiz)、莎伦·塞林格 (Sharon Salinger)、莎拉·法默尔 (Sarah Farmer)、劳拉·米切尔 (Laura Mitchell)、华志坚 (Jeff Wasserstrom)、彭慕兰(Ken Pomeranz)、道格·海因斯 (Doug Haynes)、雷切尔·奥图(Rachel O'Toole)、马克·巴尔 (Marc Baer)以及史蒂夫·托皮克 (Steven Topik)。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令我尤为高兴的是，我指导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博士研究生，他们都是富有创新精神、充满活力的青年学者，会烤超级棒的馅饼，对于什么时候不听从我的建议，内心十分清楚。在他们攻读博士学位的艰难日子里，令我深受感动的有詹娜·雷米 (Jana Remy)、卡伦·詹克斯 (Karen Jenks)、安吉拉·霍克 (Angela Hawk)、埃里克·斯泰尔格 (Eric Steiger)、罗伯特·蔡斯 (Robert Chase)、奥布里·亚当斯(Aubrey Addams)、埃里克·阿尔滕本德 (Erik Altenbernd)、詹妮弗·格雷厄姆·斯塔夫、劳里·迪克梅耶以及亚历克斯·雅各比(Alex Jacoby)等人。
不少机构和基金会对于本项目给予了慷慨的支持，包括国家人文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安德鲁· W．梅隆基金会 (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 (ACLS)的弗里德里克·伯克哈特驻访学者研究项目(Frederick Burkhardt Residential Fellows Program)、亨廷顿图书馆以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文学院。美国多所大学邀请我在其举办的研讨会和论坛上介绍我的部分研究成果。我要感谢耶鲁大学霍华德·R．拉马尔中心 (Howard R．Lamar Center)、哈佛大学国际与全球历史论坛、斯坦福大学比尔·莱恩中心 (Bill Lane Center)、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历史研究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美国学术讨论会、加州大学北岭分校的W．P．惠特西特年度讲座、亨廷顿图书馆与南加州大学合办的加利福尼亚和西部研究院。参加这些活动，我每每感到学识浅薄，但是我也收获了极富建设性的批评建议。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苏珊·费伯 (Susan Ferber)以及三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非常有帮助的审稿意见。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得说 (正如很多作者所说的那样)，我的孩子们为我撰写这部著作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是，这句话其实更多的只不过是为人父母的言不由衷。更真实的心情是：我对诺亚和萨姆给我带来的劳神与欢愉充满感恩。我要感谢辛蒂，她是我的福星，给我带来了好运，在大学三年级，她就对我芳心暗许了。在撰写这部书的日子里，她不仅给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生活上的帮助，还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学术建议。我深爱着我的娇妻，并把这部著作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