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20年秋的一天，我意外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的电话，他受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鲍静静总编之托，邀我加盟“光启文库”。我十分为难，因为了解到文库的收文旨趣着眼于学术随笔或文化散文一类；而我在北大任教三十多年来，写的基本上都是所谓“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即便是序言、导读和书评等，也大致不出纯粹学术的范围。然而韩老师还是耐心地进行动员，并帮助我与鲍总编建立了联系。她提出我的选文若收入“光启学术”系列，就不算逾矩，这解除了我的顾虑。在编选过程中，将自己的自述、论辩、序言、导读、书评、访谈等文字组织成集与读者分享，我越来越觉得是一件幸事。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韩老师和鲍总编为本书的面世铺路搭桥。
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我们中不少人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我也不例外。当年我虽然以湖南省外语类考生第一的成绩被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录取，但我的英语分数并不高，低于我的平均分。这是因为我在中学被分配学习俄语，高中毕业时连英文字母表都没有认全，仅认识从数理化中得来的十几个字母。那么我是如何从这么薄弱的基础起步，成长为北大英语系的讲席教授的？又为何会多年坚持在国际前沿拼搏？此外，就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而言，如果我们不把老一代学人包括在内，我同时代或后起的英语专业教师一般只专注于其中一个或两个领域，而我的研究却横跨这三个领域。对此可能有读者会感兴趣，想知道这背后有哪些主动和被动的原因。本书第一辑“问学历程”中收入的文章或将提供点滴答案。
第二辑名为“论辩”。在西方，商榷和论辩可以说是推动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国内这种氛围则相对冷清。因此，本书着重选入了这一类文章，除有意提示我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旨在从旁帮助推动国内的学术争鸣。
2021年美国《文体》这一国际顶级期刊将春季刊的全部篇幅用于讨论我首创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也称“双重叙事进程”“双重叙事运动”）理论。编辑部先邀请我写出“目标论文”（Target Essay），然后邀请八个西方国家的十四位学者以及两位中国学者加以回应，最后由我逐一作答。形式上是一来一往探讨异同、辨析源流，实质上则往往不能避免问难与论辩的文字波澜，就仿佛设台摆擂，目的自然是突出争鸣。此前我也曾数次应邀回应西方学者的目标论文，挑战擂主的观点，这一过程有效促进了彼此学术观点的交流与理解。
该辑第一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上述对话过程与内容。接下来几篇是我与国内学者的对话，第二至第四篇是我对其他学者商榷的回应，而第五和第六篇则是我三十年前作为“初生牛犊”主动撰写的商榷文章，后来发现国内缺乏论辩气氛就辍而不作了，仅被动回应一些质疑。然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一直主动挑战西方权威的观点，揭示多种理论概念被误解或被掩盖的内涵，并指出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该辑最后收入了三篇在国内发表的这类文章，它们都有在西方学刊上发表的姐妹篇。探讨“故事与话语”一文的姐妹篇在美国《叙事》杂志2002年第3期登出后，文章所针对的学者之一布赖恩·理查森教授做出了回应，《叙事》杂志主编马上邀请我撰文作答；随后《叙事》2003年第2期又登出了我跟理查森教授就此议题展开的直接交锋。探讨“隐含作者”一文的姐妹篇投到《文体》杂志后，编辑部察觉了其特殊的论辩价值，于是决定组织一期关于“隐含作者”的特刊。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引发了一场国际性学术争鸣。
第三辑收入了两篇新近的访谈。第一篇题为《如何正确理解“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从题尾的问号就可看出，这篇也不乏论辩意味，与上一辑的前两篇形成呼应和互补关系。这篇访谈以我跟英国塞德里克·沃茨教授的私下交锋为引子，阐明了我提出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概念的实质内涵，说明为何容易对其产生误解，以及如何避免批评实践中的误用。第二篇的题目是《理论的表象与实质》，从中可以看出我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
第四辑为“序言”，前面三篇是为全国或国际叙事学研讨会论文集撰写的。我之所以会成为这些序言的作者，首先要感谢首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筹委会。2004年我收到会议邀请，感到惊喜和振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叙事学研究发展迅速，但此前从未开过全国性的研讨会，因此我收到由漳州师范学院（主要是中文系）、文艺报社、《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联合发出的首届会议通知后自然感到十分高兴。然而，会议日期与我需要出席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会期直接冲突（需要三分之二的委员出席才能开会，故规定除了出国和住院不得请假）。无奈我只好回复叙事学研讨会那边说无法参会；几天之后我收到筹委会的电邮，竟然跟我说“如果您确定能参会，您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开”。作为年仅四十六岁又在外语专业任教的女性，受到中文专业学者的这般重视，令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结果会期为我推迟了一周（未对外说明原因），至今思之惭愧。到福建漳州参会时，负责会议筹办的祖国颂老师告诉我，坚持让我出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少学者询问我是否能到场；他们大多与我素不相识，只是读过我的叙事学研究论著。另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正在筹建全国性的叙事学研究会，希望我能出任首届会长。尽管毫无思想准备，但大家的高度信任和期待让我无法推辞。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会，尤其是钱中文会长的大力支持下，一年之后该一级学会的叙事学分会宣告成立。作为分会会长（2005—2017，后任名誉会长），为这些会议论文集作序也可说责无旁贷吧。
该辑第四篇是“新叙事理论译丛”的总序。世纪之交，我观察到一种现象：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经典叙事学蓬勃发展，而国内同期翻译出版的基本都是西方学者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经典叙事学理论，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为了纠正这一偏颇，我主编了这套系列译丛。因为从事叙事学研究的大多是中文系文学方向的学者和学生，这套译丛为他们了解国际前沿动态提供了很大帮助，促进了国内的研究与国际接轨。
第五至第八篇是我为国际和国内文体学会议论文集写的序言。与叙事学领域相对照，从事（西方）文体学研究的主体是英语专业语言学方向的学者。英语文体学在国内体制化的时间要早于叙事学，1985年就进入了教育部《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1996年召开了首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2004年，河南大学主办了第四届全国研讨会。在中国修辞学会王德春会长和常务理事会的大力支持下，会上成立了隶属于该学会的文体学研究会，我被推举为首任会长（连任至2012年，后任名誉会长）。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出任叙事学分会会长后一样，推动举办国际会议。首届文体学国际会议2006年在清华大学召开，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并出一本论文集。这些会议在我国叙事学和文体学发展史上，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论文集的序言里，也可对这两个学科当时的发展状况窥见一斑。
再后面五篇，是我为自己的博士生在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撰写的序言。我先后指导有三十多位博士生，其中二十六位已获博士学位，有八位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包括一篇全国百篇“优博”。他们中有多位已成为知名学者、学术带头人或青年学术骨干。我为他们的成长和成就感到欣慰和骄傲。
第五辑为书评，第六辑为导读；涉及的书籍有的属于文体学领域，有的属于叙事学领域，有的则属于翻译学领域。其中有自选集，有我参与撰写的西方学者主编的文集，也有我主编的发表在国外学刊上的论文的结集。由于了解有的文集的组稿和成书过程，我在相关书评中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本书附录第一篇是一篇纪念文：《人格的魅力——怀念我的公公李赋宁》。李先生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乐意与读者分享他超凡脱俗的品德，这往往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体现出来。附录第二篇是一篇有关我求学经历的自述。不少人告诉我，我身上存在一种对照：学术思想的深刻锐利和性情的纯真善良。这篇自述说明了这一对照能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书中的选文基本保留了发表时的原貌，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将英文人名、书名、期刊名等径直译成了中文，或者删掉了中文译名后面的英文括注；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相关信息，在有的专名前面添加了所属国名；为弱化过于浓厚的“学院”气息，还删除了不少对于本书来说并非不可或缺的脚注，简化了若干作者介绍。此外，有的选文成稿于多年之前，零星表述随时间推移已失去意义或显得不顺，故也加以删削润色。
本书书名中的“文叙”是“文体学”与“叙事学”首字的缩略。虽然我的研究横跨了叙事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和文学交叉）和翻译学领域，但我主要从事的是叙事学和文体学的研究，且一直致力于将这两个学科的方法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
回顾走过的学术历程，我深深感激众多帮助过我的人。我高中毕业时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认全，后来能在英语语言文学方面取得一些成绩，离不开在成长过程的每个阶段所得到的大力扶持。我感恩在求学期间老师们的悉心栽培；感恩在北大工作的三十多年间，同事、领导和学生的帮助与厚爱；感恩国内外学界同仁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感恩我的家人和朋友给予我的关爱和陪伴。
感谢李铁、刘方、许钧、周小仪等老师阅读本自序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感谢商务印书馆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申 丹
2022年春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