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回顾自1912年行为主义诞生以来的那段历史，恐怕我们至今还难以明白，为何在那个时候行为主义会经历一场持续不断的暴风骤雨。
关于行为主义，正如我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讲座以及在我最初的著作中所提到的，行为主义乃是一种企图——将那些早已应用于人类以外的各种低等动物身上、被专家学者证明有效的方法与术语，应用到人类研究中。那时和现在我们都相信，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只在于人所表现的行为类型不同。
我认为针对行为主义的风暴，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认同我的上述观点。我所受到的批评，与达尔文初次发表《物种起源》后遭到许多人反对的情形大概是一样的。人类似乎总不愿将自己等同于其他动物。他们愿意承认人类是动物，但还要强调人类在动物属性之外，还具有“某种别的东西”。正是这“别的东西”引起了麻烦。这“别的东西”和宗教、来世、道德、爱子女、爱父母、爱国家，以及其他类似种种都有密切关系。一些人之所以不同意我的观点，大概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有这“别的东西”存在的缘故。但是，作为心理学研究者，如果想留在科学领域之内，那么你所描述的人类行为，必须与你描述的正被你屠宰的牛的行为一样才行。可是仅此一点在以往竟吓走了许多胆怯的人，使其不敢走上行为主义的道路，如今也是一样，许多胆怯的人仍然因此不敢踏入行为主义半步。
行为主义之所以受到人们抵制，并不是因为如有些同行所宣称的所谓行为主义者表达观点及研究结果的方式、方法不好。许多人说行为主义者是宣传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大众读物而不是严谨的科学杂志上，而且行为主义者写作的语气，好像别人都对心理学无所贡献的样子，行为主义者就像是极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其实，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负气的批评。他们之所以有这种负气的批评，是因为他们觉得行为主义是令人讨厌的东西——是对现状的威胁。如果采纳了行为主义，那么旧有的成规就都要取消了——那种令人舒适的内省心理学就要取消了。那种内省的心理学，如果不是和人们旧有的成规相适合，就是用着一种模糊不清的术语使人感到莫名其妙。
反对行为主义的那场暴风骤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最初，只是一些批评的文章刊载出来。这些文章中，有的是个人意见，有的甚至是漫骂。我对这类批评向来是不作回应的。当时只有极少的人维护行为主义。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替行为主义辩护呢？因为每个行为主义者都在忙于发表自己的实验结果，或忙于发表他经由实验得出的规律，根本没空理会别人的批评。我现在回头看那些批评文章，由于那些针对我们主张的幼稚的误解或错误的评论已经在心理学文献中传播，我更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去作答别人批评的麻烦工作时，一定要先阐明我们的学科。
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以前的许多心理学家，他们早就有了配备精良的实验室，而且有许多种讨论内省理论的出版物作为后盾。可行为主义则不然，行为主义不仅需要新的实验室，而且还需要新的名词来阐述其研究结果。甚至有些行为主义的教授在生活中都因此遭受威胁。还有些年轻人，由于早期受到内省心理学倡导者的熏陶，一看见行为主义的理论，便觉得责无旁贷，要执干戈以捍卫他们的领袖。罗巴克（Roback）所著的《行为主义与心理学》（Behaviorism and Psychology）一书，就是这样的例子，在那本书中，他所说的有些话完全有失公允。
在经历这一切之后，尽管行为主义诞生十八年以来，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却至今仍没有为大众所接受。要知道它十八年来的影响之大，我们只要将在它出现之前十五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与在它出现之后的十五年至十八年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篇一篇地拿来比较；只要将它出现前后所出的著作，拿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但在它出现之后，大家所研究的问题已经变成为行为主义的了，就连大家阐述的文字，也变成行为主义的了。时至今日，没有一所大学不在讲授行为主义的课程。在有些大学，开设这类课程的人赞同它的方法与假设，但在另一些大学，开设行为主义的课程显然是为了批评它。但就这样的事实而言，至少表明年轻的学生们是有“倾向于行为主义”的需要的。本书写作的目的也正是因为一般的青年学生有这种倾向的需要。
此次再版，我对文稿的修改投入了很多时间与精力。相对于第一版的形式与体裁，我与出版者都认为可以做得更好。第一版是以演讲稿的形式结集出版，各方面都略显仓促。在这一版中，为臻于完善，我将第一版中演讲者提醒听众这一类的话都删除了，演讲中所惯用的夸张的表述也删除了。这一版新增了大概100页的内容，都是全新的内容——包括近来各人研究的新结果以及我在理论上的新观点。我在修订中也删除了大概25页至30页过时的、不再适用的内容。尽管做了许多修订，但是我的观点在根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最后，我对于詹宁斯（Jennings）新近出版的著作《人类天性的生物学基础》（The Biological Basic of Human Nature）很感兴趣。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引用了她对于“基因”（Genes）的精彩描述，在此特表感谢。此外，再次对拉施里（K.S.Lashley）教授、约翰逊（H.M.Johnson）博士以及我的业务助理安妮·云克（Anne Juenker）女士表示谢意，他们对于本书第一版及第二版的完成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约翰·B.华生
193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