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脾胃病辨治要法

以和为本

一、和法溯源

“和”，《说文解字》云“和，相应也”，《广雅》云“和，谐也”，《词源》云“和，顺也，谐也，平也，不刚不柔也”。“和”思想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哲学特征。早在殷商时期，先民即有“和”的思想意识；《尚书》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律和声”等记载。道家将“和”视为“大德”，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五十五章》），认为“知和”即是“得道”。老子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著名观点，认为和谐乃事物存在之最佳状态。《淮南子·汜论训》云“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亦强调了和谐的重要性。“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释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荀子》则明确指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中者，天地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大于中。”凡此，皆体现出中华文化之“和”思想。

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诊疗理念具有重要影响。在先秦哲学“和”思想和儒家“执中致和”思想影响下，《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充分彰显了“和”的医学理念。《黄帝内经》虽然未提“和法”二字，但其有诸多以“和”为指导思想的论述。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和于阴阳，调于四时”；《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顷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凡此，皆反映了《黄帝内经》“和”的学术思想。《伤寒论》继承弘扬了《黄帝内经》“和”思想，并将治疗方法中的“和法”应用于临床实践中。《伤寒论》第58条云：“凡病，若发汗，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伤寒论》387条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伤寒论》第70条云：“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之，与调胃承气汤。”以上条文皆体现出仲景“和”的治疗理念。而《伤寒论》中“和解少阳”的小柴胡汤，更被后世医家视为“和法”的代表方剂，如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云：“伤寒邪气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内不外，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为和解表里之剂也。”

中医学治疗方法中的“和法”，乃由清代医家程钟龄首先提出，其在《医学心悟·医门八法》中云：“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并指出由于临证存在“寒热之多寡，禀质之虚实，脏腑之寒湿，邪气之兼并”的不同情况，在以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之时，要根据具体病情，灵活地与清、温、消、补、汗、吐、下等法联合运用以契合病机，其云：“由是推之，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可以看出，程氏提出的和法单指六经辨证之少阳病而言，其主方为小柴胡汤，此与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所论一脉相承。清代医家戴天章在其著作《广瘟疫论》中提出了汗法、下法、清法、和法、补法之“治疫五法”，将相互对立的治法同用视为“和法”，即“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认为类似黄芩与半夏之寒热并用、黄芪与枳实之补泻合用、麻黄与大黄之表里同用，均属于“和法”，并将作用和缓、祛除余邪的方剂也列为“和法”之和解剂范畴。

“和法”虽源于《伤寒论》小柴胡汤之“和解少阳”，但其内涵与外延不拘于此，凡是通过和解与调和作用，使半表半里之邪得以解除，或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阴阳失和得以协调平衡的治疗方法，均属“和法”范畴，如调和营卫、和解少阳、透达膜原、调和脾胃、调和肝脾、调胆和胃等治法，均属“和法”之临床具体运用。“和法”既能祛除病邪，又能调节脏腑功能，施法和平，作用缓和，调理全面，应用广泛，无大寒大热之偏，避峻攻峻补之弊。许二平教授辨治脾胃病以“和”为法，以“调”为主，以“中”为务，以“衡”为求，临证中秉承“执中致和”“不偏不倚”的治疗理念，寒热补泻兼施而集于一法，使脏腑气血阴阳之偏盛偏衰归于平复，脏腑生克制化关系趋于平衡。“和法”着眼于整体观念，而对机体功能实行整体调节，以恢复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故有较好的近期和远期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