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伤寒下法启后人

“伤寒下药宜迟，温病下不厌早”，这是绍派伤寒在外感热病中运用下法的原则和经验结晶，从学术源流上来探析，这一学术理论实际上全盘从景岳学说承袭、发展而来。景岳对下法在伤寒证治方面的运用颇多卓识，他认为风寒之邪传入于里“必阳明邪实于腑而秘结、腹满者，乃可下之”，若“阳明胃腑本无实邪，切不可妄下、妄导，以泄中气”（《景岳全书·杂证谟·瘟疫》），尤其反对伤寒证治早下、妄下，他极力推崇仲景之说，所持论点和见解，更有其很高的临床指导价值；他说“（伤寒）攻下，必须在正阳明之腑”“仲景《伤寒论》有曰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内虚因作痞气”，又云“阳证下之早者，为结胸；阴证下之早者，为痞气”“夫结胸、痞气，因早下而成，固人人能明之。独阴阳二字，未有能确辨之者”（《质疑录》），景岳探古析经，以其博学宏识对伤寒下法加以辨论，他说“伤寒之邪，自三阳经足太阳膀胱为始，膀胱为三阳经之首，其邪在三阳经则可汗，而反下之，故成结胸。三阴足太阴脾之经，则可汗而不可下，反下之则成痞气”（《质疑录》），据此，他认为阳则指太阳膀胱经，阴则指太阴脾经，真是千古疑窦，一言道破，这对绍派伤寒的后继者有释迷指南之功。张景岳对伤寒攻下法则的阐发，不但能祖述宪章，而且对绍派伤寒的发展大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