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药食同源以及食养食疗理论
在中医古籍中并没有“药食同源”这一表述，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已有“医食同源”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国内论文中首次出现了“药食同源”的相关论述。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T/CACM 007-2016）：药食同源药膳标准通则》，药食同源是指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具有传统食用习惯，且列入国家中药材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相关中药材标准）中的动物和植物可使用部分（包括食品原料、香辛料和调味品）。2021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该规定对食药物质的定义进行了阐述，即食药物质是指传统作为食品，且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药典》）的物质。由此可见，“药食同源”和“食药物质”在定义上基本没有区别，然而在不同语境中含义有一定的不同。虽然中医古籍中没有“药食同源”的表述，其思想和理论在众多古籍中早已有相关论述。就因为药食同源，部分药物可以食用，部分食物也可以作药用，这才奠定了食养食疗的可能性。因此，药食同源和食养食疗理论是同步发展的，其发展源流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一、秦汉以前——萌芽阶段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般认为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而药食同源和食养食疗思想的萌芽则可能更早，诞生于人类长期以来寻找食物以及抵抗伤病的农耕文化中。饮食是人类的本能活动，人类在寻找食物的漫长历程中，发现一些草木不适合食用，但有治疗作用，中药最早就是这么被发现的；也发现一些草木果蔬既可以食用，又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这便是最早的药食同源之物。
药物和食物的渊源，可以反映在“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典故上。人类在发现食物的同时，也发现了药物。事实上，食物和药物早期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远古时期是茹毛饮血的狩猎时代，后来才转为农耕时代。神农被称为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始祖，“神农尝百草”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有些草木可以充饥而且不会引起身体不适，即为食物；而有的草木可以引起身体不适，即为毒药。《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可见，人类不仅发现有些草木是毒药，还发现毒药的偏性可以用来治疗疾病，故医者“聚毒药以供医事”。
《周礼·天官》中将“医”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列为首位。“食医”负责调配周天子的“六食”“六饮”“大膳”“百馐”“百酱”。可见，“食医”的主要职责是为天子准备健康膳食，这也是食疗思想的最早体现。
二、秦汉时期——奠基阶段
到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巨著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在这些医著中已经有了药食同源和食养食疗的相关理论。如中医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即有“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谨和五味，骨正筋柔”“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等诸多记载，这些都是食养食疗思想的体现。并且提出“五味各走其所喜”以及“五味所禁”，认识到五味有偏嗜，五味入五脏，不同疾病饮食五味有所不同，这也是饮食禁忌思想的体现。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对上品之药有“多服、久服不伤人”的记载。《神农本草经》所载上品之药很多即是药食同源之品，如大枣、枸杞子、薏苡仁、生姜、杏仁、乌梅、核桃、莲子、蜂蜜、百合等。《伤寒杂病论》提出：“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书中粳米的使用以及粥养粥疗比比皆是，食疗的思想和理论在多处得以体现，并且还记载了多个食疗的经典方剂，如猪肤汤、苦酒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甘麦大枣汤等。
三、魏晋隋唐时期——形成阶段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也是食疗理论的形成时期，食疗相关专篇以及专著相继问世。比如梁·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按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分类，专列了“果菜米食”，其中收载果部23味、菜部30味、米食部29味。可见，这一时期已经把“果菜米食”从本草中独立出来。唐·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就有“食治”专篇，包含了“序论”“果实”“菜蔬”“谷米”“鸟兽”5个篇章，并首次提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食疗理论。孙思邈弟子孟诜所著的《食疗本草》是我国第一部食养食疗专著，这也标志着系统的药食同源和食养食疗理论已经初步形成。
四、宋金元时期——发展阶段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迅速、流派纷呈、建树较多的时期，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这一时期食疗理论也有较多发展。如宋代的《太平圣惠方》专设“食治门”，记载药膳方剂160首。元·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饮食卫生和营养学专著，记载了多种食物的性味与滋补作用。可见，这一时期对食物的追求不是充饥果腹，也不是简单追求美味，而是开始重视食物的营养健康价值，这是药食同源以及食养食疗理论的重大跨越。而且，诸如宋·陈直所撰的《养老奉亲书》等养生、养老专著的问世，更加促进了食养食疗理论的发展。
五、明清时期——完善阶段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得益于造纸和印刷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一时期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以及类书问世，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食养食疗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是逐渐完善，并产生了大量食物类本草以及膳食类专著，如《食物本草》《救荒本草》《食鉴本草》《饮食须知》《粥谱》《随息居饮食谱》等。明·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记载不少饮食营养方面的内容，书中特别推崇粥食，还专门列有饮食禁忌。明·朱棣所编撰的《救荒本草》中记载了较多的药食同源之品。而且，这一时期食疗更加专业化，如明·黄云鹄所著的《粥谱》是我国第一部药粥专著。清·王孟英著有《随息居饮食谱》，记载了大量食养食疗的食谱。
六、近现代——创新阶段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医学的引入和发展，特别是在吸收了营养学等知识后，中医食养食疗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药膳学以及中医食疗学等已发展成为中医药学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如由何清湖、潘远根主编的第一版《中医药膳学》于1997年12月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系统构建中医药膳学学科的开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食品工艺的发展，对于药膳和食疗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应用高新技术萃取药食同源之品的营养成分，对补充人体营养需要以及改善生理功能有很大的帮助；再如中药微生物发酵技术在药食同源之品上的应用，更加增强了部分药物的保健效果。
总之，药食同源与食养食疗理论在古代与中医药学同时萌芽，各个时期皆有发展，并臻完善。据统计，历代文献中的食疗论著约300余部。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关功能食品、保健品的研究方兴未艾，市场也蕴藏着无限商机，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药食同源和食养食疗的理论体系，推动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