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壮医针灸发展简史

壮医学是历史悠久、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显著的民族医学，是壮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医针灸学是壮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壮医针灸理论的形成，来源于对壮族人民生活经验、生产经验和医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以长期积累的传统医疗实践经验为基础，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古代汉族医学的部分基础理论知识，形成了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壮民族特色的壮医针灸理论体系。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是全世界人口超过千万的60多个民族之一，90%以上的壮族人口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为“依托”［jw1 to3］。“依”［jw1］即医药，“托”［to3］即“本地”“土著”之意，译为土医、土药。壮医药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包括壮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药刮、角疗、灸法、挑针、毫针、陶针、星状针以及其他金属针等数十种独具特色的内、外治疗方法，并以其独特的传承方式流传于民间，在我国民族传统医药中更是独树一帜。

近40年来，在大规模的广西民族医药普查中，收集到不少壮医药民间手抄本，其内容绝大部分以壮医药为主，但也包括了壮医针灸内容。所记载的壮医针灸内容中，大部分以针灸治疗疾病为主，如《痧症针方图解》《童人仔灸疗图》《此风三十六样烧图》等。这些手抄本尽管没有公开出版，但由于其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使壮医药知识和技法得到了有效传承和发展，促使壮医针灸诊疗水平不断提高，为壮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壮医针刺的起源和发展

壮医针刺历史源远流长，考古业已证实，早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至数千年到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壮医针刺的萌芽。壮医针刺的萌芽在许多壮族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明，如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的一些早期的石器工具、武鸣马头镇西周古墓出土的青铜针和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壮族先民的医用针具及诸多壮族特产药物都证实了壮医药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而针刺疗法也是客观存在的。壮医针刺疗法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历史上壮族没有本民族统一规范的通用文字，壮族先民的许多发明创造包括许多医疗技法，如壮医针刺疗法等，均只能靠世代口耳相传，或师徒授受，或父子相传的形式，将最简单、最有效、最易掌握的方法保留下来并加以传承。

在历史上，壮族没有本民族规范统一的通用文字，但是，壮族人民的发明创造，如文学艺术、科技、医药的史迹等，客观上又需要有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便能代代相传。于是，随着壮汉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到了唐代，壮族一些地方的统治者，开始借助汉字及其偏旁部首，创造了一种“土俗字”，即古壮字。据考证，在古壮字的兴盛时期，壮人用土壮字来记账、写家谱与族谱、开药方是很普遍的。因此，壮族先民的医药经验，有一部分是有可能通过古壮字的记录得以保存下来的。不过，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壮医的用药经验、诊断方法、医疗技法等，主要还是靠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至今；而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尤其是理论部分，则散见于历代汉文史籍，尤其是广西各地的地方史志或中医医典著作中。目前，考究壮医针刺学发展的历史，主要还得从部分汉文史料的记载，以及一些不完整的田野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去挖掘整理，从一些零散的记述中去领略壮医针刺的历史原貌，从一些中医医史文献中了解其大致的历史发展线索。

（一）壮医针刺的起源

1.文献、文物考证壮医针刺疗法的起源

从文物古迹来看，在广西宁明县境内，著名的壁画群——花山崖壁画就坐落在明江河边的悬崖上。考古业已证明，花山崖壁画是战国至秦汉时代壮族先民的艺术杰作，不仅在国内岩画艺术中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岩画艺术中也堪称一绝。花山崖壁画是研究古代壮族社会生活极有价值的史料，其所蕴含的社会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了壮医学，当然也包含有壮医针刺学的内容。从花山崖壁画的画像来看，壮族先民至少在当时对人体的解剖结构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懂得通过舞蹈、气功等运动来祛病健身。有专家考证，花山崖壁画的部分内容，有可能是壮医诊疗图：其中有施术者，有持器者，也有受术者。即从画面来看，花山崖壁画有可能为壮医针灸治病的治疗图，或至少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壮族是广西的土著居民。先秦时期古籍所载的“南方”疆域包括广西地域在内，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就明确提出了“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一历史的科学论断，明确地指出了九针的产生，即针刺疗法特别是微针疗法应起源于祖国的南方。诚然，《黄帝内经》所说的南方不一定就特指广西壮族地区，但从地理位置及历史文献综合考究，这个“南方”应当包括壮族地地域在内。先秦时期，我国长江以南是越族人的聚居地，史有定论。壮族来源于我国古代的越族人，世居粤、桂、滇、黔，居地属于中国南方的一部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命禹“南抚交趾”，说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岭南植物志，书中所载大量地名均在广西境内，此即为明证。这些都可以佐证，壮医针刺疗法起源于原始时期南方壮族聚居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盛行，随着汉壮文化交流而传播到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此可见，“九针”最早起源于南方，并由南往北传播，这与壮族先民的发明创造密不可分。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说：“南方之气，浮长于外，故宜微针以刺其皮……微针者，其锋微细，浅刺之针也。”但“微针”形具如何，久已失传，所幸考古学资料的发现，成全了后人之所愿。

1985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在壮族聚居地大明山脉周边的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古墓群，该古墓群的年代系西周末年至春秋期间。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在标为101号的墓穴中，挖掘出土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图0-1）。这两枚青铜针在出土时，针体的表面仍有光泽感，但其中1枚在出土时已残断。考古学家认为，从这两枚针的外表可以看出，针的铜质好，硬度高，针具的制作工艺精细，表面光滑，边缘整齐。针体通长2.7cm，分针柄、针身两部分。针柄扁而薄，呈长方形，长2.2cm，宽0.6cm，厚0.1cm。在针柄的一端有长仅0.5cm，呈圆锥状的针身，其直径仅0.1cm，针锋锐利。针身看上去像柚子树上的刺，估计是古人模仿天然植物刺铸造而成的。从青铜针的外形观察，其作为浅刺医疗工具的可能性极大。因方形的针柄与短小锥形的针身差异较大，后无针孔，前无针钩，不能做拉拽穿透缝补布料或兽皮之用。又因其针身过小，针柄造型不利旋转，不可能作为钻磨装饰品的成形工具。而方形的针柄，极适用于术者稳持针具，短小锐利的针身，正是为了达到浅刺皮肤，又不重伤肌肉的目的。经过专家论证，该针是壮族先民作为医用浅刺针具使用的，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属针具。

广西土著居民（包括秦以前的骆越人）有将死者生前常用之物随葬的习俗，由此推测，墓主人生前很可能就是当地的行医者。据史料记载，中原文化大量传入岭南是从秦以后才开始的，而在秦以前，广西与中原联系较少，主要是骆越人的势力范围。战国时期，楚国势力逐渐南移，但楚的势力范围也仅限于桂北、桂东一带。秦统一岭南后，由于大明山脉的阻隔，交通不便，武鸣地区直至清代仍然任用本民族的首领为土司，实行与汉族地区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的土司制度。武鸣一带在秦以前属骆越人的领地，历代文献多有记载，如《旧唐书·地理志》就记载了：“……水在县北，本徉柯河，俗呼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曰温水，古骆越地也。”经民族学家考证：壮族人的祖先是骆越人。在民族融合、分化、形成的过程中，大部分的古骆越、西瓯人后裔成为现在的壮族。如今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附近的地名，如板欧、板陶、绿洪、都炉、吉麻等仍保留着古越语的称谓，这些称谓唯用壮语才能解释，这就从语言学证实了古骆越人与现代壮族人在渊源上有继承关系。在这批墓葬群中，出土了一种铸造模型——石范，这表明在当时的广西地区，已能自制青铜器。若将马头青铜针与以往各地出土的砭石及内蒙古发现的青铜砭针相比较，则会发现它们的造型及风格大不相同。这些都说明了马头青铜针是壮族先民——骆越人在冶炼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自己制造的，该针的使用族体当然也是该地的土著民族——壮族先民。马头青铜针是广西古代越人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完全是当时人们和疾病作斗争的需要，是人们长期运用针刺疗法的产物。

在武鸣马头镇西周古墓发掘之前的1976年7月，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3枚银针（图0-2），其外部造型相似，针柄均为绞索状，针身均为直径0.2cm的圆锥状，锋锐利，3枚银针长度分别为9.3cm、9.0cm、8.6cm。从外形观察，3枚银针的针柄顶端均有一圆形小孔，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只是相对较粗，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这种针柄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我国针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壮族先民创制金属针具并不是承自他族，而是有着自己的渊源。在几乎遍及广西全境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制作精巧的适用于针刺或刺割的治疗工具。

石凿（凿状砭石）：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石灰石磨制而成，很薄。长9.8cm，宽1.6cm，厚0.4cm，下端有锋利的刃缘。

骨锥：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由动物长骨磨制而成。一端磨光磨尖，另一端保持扁平形的圆形锥顶，锥长8.2cm，直径最粗处为0.4cm，针锋锐利。

笄状骨针：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由动物长骨磨制而成，全长8.2cm，直径最粗处为0.6cm，器身扁圆，两端尖锐锋利。

鳖甲刀：横县西津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由鳖甲磨制而成。高5.8cm，宽5.4cm，刃部极薄锋利。

三棱石针（砭针）：全州县卢家桥新石器中期遗址出土。黑燧石磨制而成。通长7.5cm，径1cm。通体光滑，中身部分圆身为柄。使用部分在两端，一端呈三棱形、锐利、形若锋针，供浅刺用，另一端呈圆柱形，略小于中身柄部，供按摩用，有中身为柄、两端为用之特点。

广西气候夏长而炎热，境内山岭连绵，荆棘丛生，当地居民皮肉破损后，极易感染化脓。而前面所列的广西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所发现的石刀、鳖甲刀等，刀针形体小巧，锋部锐利，非常适用于刺血和排脓，曾是广西的原始人类和土著居民的常备之具，并在生活、劳动中广泛使用。

《痧症针方图解》是一部现存较为完整的、最早系统记载有关于壮医针刺的民间手抄本，为广西德保县已故的著名老壮医罗家安所著，书中明确以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盛阳盛对各种痧症进行分类，并作为临床辨治的参考。

历代广西地方史志中也记载了一些有关于壮医针刺治疗疾病甚至是治疗中暑、昏迷等急危重症的案例。如《宁明州志》记载：“五、六、七月盛暑伏阴在内，乡村人又喜食冷粥，故肩挑劳苦之人，多于中途中暍而毙，俗谓之斑麻，又谓之发痧，以手擦病者自（白）臑及臂，使其毒血下注，旋以绳缚定，刺其十指出紫血，甚则刺胸刺腮刺舌，多有愈者。”《恭城县志》记载：“役劳苦之人，一或不慎，辄生外感，轻则身骨疼痛，用刮摩之法，重则昏迷不知，非用瓷瓦针将十指刺出紫血，则命在旦夕，宜急不宜缓，急则生，缓则死，生死相关，不可忽也。”

2.地理环境对壮医针刺疗法起源的影响

医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气候条件，这种外界条件影响人之体质，导致了疾病的地域性及治疗方法之地域性。如《黄帝内经》所载，治法之异，是由“地势使然也”。广西地处五岭之南，其气候特点，《岭南卫生方·原序》总结为：“岭以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广西属亚热带低纬度区，长年受较强的太阳辐射，又濒海，故气温高，雨水多，湿度大，加上广西土著居民自古有嗜酸食胕的习俗，而且渔猎活动是主要的谋生手段，故发病多与湿遏热伏有关，多患全身肌痛为主要症状的“痹病”。对于“痹病”这类南方地区多发的疾病，使用微针往往可获得较好的效果。正如唐代王冰所说：“酸味收敛……湿气内满，热气内薄，故筋挛脉痹。微，细小也。细小之针，调脉衰盛也，故九针南人甚崇之。”

“瘴”这一古病名在广西有关历史古籍中很常见，是常用到壮医针刺治疗的一大类疾病。据《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士多瘴气”。马援南征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说明岭南包括壮族地区瘴气危害之烈。瘴的成因，自古论者不一。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壮族先民对瘴气的治疗方法及对瘴气病因病机的认识，认为“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瘴，两广唯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也”。《桂海虞衡志》曰：“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嘉靖年间的《广西通志》认为与水泛酷暑有关，“故春更多雨，江常泛涨，六七月之交，炎暑酷甚，积雨蒸郁，瘴气间作”。清人赵翼在其所著的《檐曝杂记》中认为，瘴气与广西的森林茂密有关，该书记载：“昔时城外满山皆树，故浓烟阴雾，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气尽散。”总而言之，广西炎热多雨，有利于动植物大量繁殖生长，古代人烟稀少，山多林密，落叶死兽腐败后，有利于病菌生长繁殖，若经雨水冲入溪间，污染水源，特别是在洪水泛滥之后，极易引起瘴疫流行。瘴疫对人体生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壮族先民能在瘴疫之地生存下来，发展成为现在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针刺疗法对民族卫生保健起了重要的作用。隋代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中就载有“夫岭南青草、黄芒瘴，犹如岭北伤寒也……今得瘴毒……瘴气在皮肤之间，故病者有头痛、恶寒、腰背强直，若寒气在表，发汗及针，必愈”。《岭外代答》有“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其法卷唇之里，刺其正中，以手捻去唇血，又以楮叶擦舌，又令病人并足而立，刺两足后腕横纹中青脉，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应手而愈”的记载。《古今医统大全》记载：“若夫热瘴乃是盛夏初秋……其热昼夜不止，稍迟二三日不治，则血凝而不可救矣，南方谓之中箭，亦谓之中草子。然挑草子之法乃以针刺头额及上下唇，仍以楮叶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草药解其内热，应手而愈，安得谓之久而死耶？”古籍认为瘴与痧同为一病，如《赤雅》曰：“又中瘴失语，俗呼为中草子。”《痧症全书》认为：“江浙则为痧。闽广则为瘴气。”若痧瘴同为一病，那么治法则相同。对于常见痧症，挑刮是常用之法，如《痧胀玉衡》提出刮、放（浅刺）、药，是疗痧（瘴）三大法，并说“血肉痧，看青紫筋刺之，则痧毒有所泄”。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比见岭南人，初有此者（指初患卒中、沙虱毒之症），即以茅叶刮去，及小伤皮则为佳……已深者，针挑取虫子……若挑得便就上灸三四壮，则虫死病除。”这是岭南人挑治卒中、沙虱毒的方法。目前，这种方法仍在广西壮族地区广为流传和应用。可见壮族聚居地特殊的气候环境产生的特殊疾病，应用针刺疗法对地方病的治疗往往可获得较好的疗效，这是壮医针刺疗法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瓷针是壮医迄今仍在使用的治疗针具。《本草纲目》认为，“今人又以瓷针刺病，亦砭之遗意也”。瓷针既为砭之遗意，那么它的发展线索则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石片石刀，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砭石；随着瓷器的出现，瓷针代替了砭石。考古资料证明，西汉晚期，广西已出现青瓷器，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由此推测，壮族先民使用瓷针至少有近2000年的历史。由植物刺向金属针具发展是“微针”型针具发展的主要线索。西周末年使用的青铜浅刺针，针身短小，外形酷似柚子刺，反映了它由仿生设计而成。由于地理位置及气候的原因，在广西境内各种各样的植物刺非常常见，可顺手拈来，为壮族先民的浅刺实践提供基础及便利条件。经过石器时代漫长的实践过程，壮族先民积累了丰富的针刺经验，金属缝衣针出现后，鉴于其具备“微针”的特点，加上取材方便，同时基于壮族地区对针具的急切需要，很快就被引入针刺领域，并广泛传播使用。

（二）壮医针刺的发展

宋代已有壮医（俚医）的记载。如苏颂的《本草图经》有甘蔗根“今出二广、闽中”“俚医以治时疾”的记载，说明历史上壮医确实是存在的。西周末年，广西武鸣一带的骆越人已经用青铜针陪葬，说明该针为墓主生前常用之物。据发掘情况来看，广西武鸣马头镇墓葬群有300余座，唯该墓发现此针，且随葬形式与其他墓葬相比颇为奇特，除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和少量的破陶片外，再也没有其他的陪葬品。由此推测，墓主生前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部族针刺医生。广西贵港市罗泊湾银针的墓主是当地的骆越人首领，银针可能是他生前的治病用具，作为南越王国的诸侯，治病必然不用自己动手，既然有专用针具，估计也会有专门的施针人。西汉早期保健医生的出现，佐证了骆越针刺医生可能在西周末年就出现了。

1.社会进步促进壮医针刺疗法的发展

从出土的西汉贵港银针与西周武鸣青铜针相较，针具的形状有了较大的改进。西汉贵港银针针柄很长，而且呈绞索状。这种针具更便于临床操作及推广应用，如在咽喉等人体隐深部位浅刺，绞索状针柄便于捻转，便于精准控制针刺方向及深度。从针具的用途推测，在西汉初期，壮医浅刺治疗不仅浅刺体表皮肤，而且摸索出一些隐深部位浅刺经验。宋元以后，特别是改土归流之后，经过汉族文人的整理，壮族民间一些疗效独特的治疗经验开始载入史册，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如隐深部位的浅刺急救治瘴法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宋代的广西地方志《桂海虞衡志》中，就记载了“挑草子”疗法的详细情况：“草子，即寒热时疫。南中吏卒小民不问病源，但头痛体不佳便谓之草子。不服药，使人以小锥刺唇及舌尖，出血，谓之挑草子。”《岭外代答》《岭南卫生方》都详记了“挑草子”治瘴的急救经验。如今，壮医仍用此法进行急救。西汉银针及宋代文献记载均反映了壮医浅刺疗法隐深部位针刺法的发展成熟过程。

据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至少在晋代，壮族先民就将针刺疗法用于治疗岭南一些特殊的地方病种。沙虱虫形体细小，针挑需要精细的针具及高超的技术，根据广西出土的刺针分析，金属微针的使用，是可以达到这种针挑要求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古越人运用针刺疗法治疗疾病范围的扩大及地方特色，至今，壮族地区的针刺疗法与中医的针刺疗法相比，治疗病种的广泛程度是相一致的。壮医针刺疗法，基本上发挥了中医针刺疗法的作用。目前，针刺疗法作为一种主要的治疗手段，仍在广西壮族民间广为采用，尤其是壮族聚居的村寨，一般都有善于针刺疗法的民间壮医。此外，一般群众，特别是妇女更是精于针刺技法，平时出门常随身携带针具，甚至姑娘婚嫁，亦以针具陪嫁，以备不时之需。

壮医针刺治病，选用的针具不论是植物刺、动物刺还是缝衣针，均具有“其锋微细”的特点，很少使用针头粗大的三棱针，即便是使用瓷针浅刺，也多轻割浅划，避免所划伤口过大致出血多。壮医学认为一些针能起到特定药疗的作用，如瓷片能祛风、穿破石刺能清热、柚子树刺能除秽等。

2.民俗文化促进针刺实践发展

古越人有文身的习俗，文身是一种原始宗教崇拜或其他心理追求的表现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战国策·赵策》记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皆粤分也……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苍梧、郁林、合浦皆在广西境内，古为越、西瓯、骆越人的领地，可见文身习俗在壮族先民中确实存在。一些民族学家认为：断发文身是古代越族人的专属特征。古越人这一异于其他民族的奇特现象，与其生活环境、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如今，壮族人仍有在手腕上文刻图案的遗俗。文身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晚于医药，但文身是一项壮族人民全民性的宗教活动，其范围之广、效力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当时，它会激励整个民族去追求、去探索、去实践。整个民族的针刺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少数医家的针刺活动不可比拟的。因此，文身习俗在客观上促进了针刺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这是壮医针刺法在壮族地区迅速发展、广泛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3.政权更替对壮医针刺疗法发展的影响

壮医浅刺疗法虽然曾在历史上书写了灿烂的篇章，但由于区域的局限性，其理论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与中医相比还较落后。造成这种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不平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1）越人政权促进针刺疗法发展：越人政权对浅刺疗法发展之促进作用，从广西微针的出土得到旁证。

西周末年广西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西周至战国墓群发掘出的兵器情况分析，当时已经有部族之间的战争。部族生存的需要使越族政权必须重视医疗活动，为了种族的繁衍，越族各部落必须使用一切医疗手段。在秦统一岭南之前，由于广西属中原人眼中的“荒芜之地”，由中原进入广西的人数是很少的，中原地区的医药更是无法传入广西越人各部落，从当时广西社会生产力发展情况来看，针刺疗法是主要的治病手段，故倍受越人政权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制作了适合于针刺要求的青铜针，并使其能保存。金属针具的出现，是广西壮族针刺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促进了针刺疗法专人化的操作，促使了掌握针刺经验的部族医生的产生。

从秦瓯战争广西西瓯人对秦兵的顽强抗击情况看，秦统一岭南之前，广西越人的医疗经验已达到一定水平。《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29年（前218年），秦派遣尉屠睢发兵50万，兵分五路直奔岭南，向广西兴安县越城岭进逼的一路秦军，遭到广西西瓯人的激烈抵抗，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西瓯部落有如此强大的作战能力，若无一定的医疗保健手段是难以实现的。

（2）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保存了壮医针刺的特色：近两千年来，中央封建王朝对广西先实行羁縻政策后实行土司制度，对壮族社会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使针刺疗法得以保留，并发展成为现在具有民族特色及地域特点的外治疗法。羁縻政策起于汉代，至唐宋一直沿用。宋以后羁縻制发展成土司制，这一政治制度在广西壮族地区延续了近一千年。羁縻政策的实行，保存了瓯越人原有的社会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族文化在瓯越族地区的传播。而在土司制度下，土司世袭，其权力之大犹如“土皇帝”，正如恩城州治（今大新县）的赵世绪摩岩刻文和《白山土司志·诏令》所述，“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尺寸土地，悉属官基”“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人民没有人身自由，更无识字受教育的机会，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无法阅读中医书籍，而且土司之间各自为政，互相很少来往，汉人更难进来，故汉族医疗技术难以传入壮族地区。汉族治疗方法的传播受到限制，迫使壮族地区必须重视原有的医术，并作为主要武器与疾病作斗争。壮医针刺疗法这一具有悠久传统的治疗方法，作为主要的医疗手段，仍然被广泛施用。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宋代以后的地方志多有记载，现不赘述。在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的影响下，针刺疗法在壮族地区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1）治疗范围广：由于针刺疗法简便价廉，易于掌握，尤其在相对闭塞、经济不发达的壮族地区，民间应用相互治病，广泛用于疾病的治疗。大量的实践经验使得它自成一体，治病范围愈来愈广，长期以来深受壮族地区人民的喜爱，并以之作为主要治病方法使用。

2）使用地域局限：在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各土司之间来往较少，人民被繁重的劳役地租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各州、县之间来往少，加之千百年来针刺治疗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授，故各地经验各具有特点，受使用地域局限，传播不广。

3）针具多样化：在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下，奴隶及百姓生活贫困，更无法获得价值昂贵的金属针具，故虽在壮族地区针刺疗法很常用，也只能沿袭古老的以他物代针的方法使用，包括植物刺、陶针等。久而久之，壮族先民对这些代用品的药疗作用有所认识，逐渐从心理上接受，故时至今日，瓷针、动植物针仍是壮医师喜用的针具。

壮医针刺疗法产生于广西地区，是由古代广西境内的西瓯、骆越等民族的针刺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广西地区广泛存在的新石器时代磨制精巧的砭石、骨针，是壮医针刺疗法首先产生于广西壮族地区的最好说明。这些砭石、骨针是随着针刺经验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没有旧石器的针刺实践，也就没有新石器时代砭石、骨针的出现。

从砭石、骨针、陶针、青铜针到银针的发展规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相符合。壮医针刺的发展历史进程，与中医针灸的发展进程相类似，两者渊源深远，同根同源，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文、地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同，使其沿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

二、壮医药线灸的起源和发展

壮医药线灸，亦称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是壮医最具特色的外治法之一，也是壮医针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医药线灸的形成与发展深受壮族民族思想、文化、习俗，以及壮族聚居地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壮医药线灸具有显著的壮族民族特色及壮族地区的地域特点。

（一）壮医药线灸的起源

壮医药线灸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龙氏家族创立，是龙氏家族祖传的治病技法，主要在祖国的南方壮族地区流传，以广西柳江一带为轴心，辐射周边的壮族聚居地域。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壮医药线灸这种疗法创始于什么年代已无从考证了。有据可查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龙氏家族就用药线灸为当地乡亲治病。最初药线灸疗法仅在龙氏家族口耳相传，从龙玉乾的曾祖至其父，均未对外公开。传承到龙玉乾这一代，龙玉乾打破家规，将药线灸疗法向世人公开。

（二）壮医药线灸的发展

1.龙氏家传时期

壮医药线灸作为壮医外治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壮医的其他外治法一样，主要以家族代代相传为主，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仅在龙氏家族内部传承。

药线灸疗法虽流传范围不广，传承人数有限，但由于这一疗法简、便、廉、验，实用性较强，疗效显著，所治愈患者数以万计，治疗疾病种类多达百余种而闻名遐迩。

龙玉乾（1929年10月—2006年3月），是壮医药线灸疗法的主要传承人和实践应用推广者。龙玉乾幼年时，父亲既向他传授医术，又向他讲述祖母的家传遗训“不求金玉重重富，但愿儿孙个个贤”。龙玉乾自幼接受祖传壮医药线灸的熏陶，从小师从祖母行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参加了承钧中医班学习中医4年。龙玉乾将先辈传下的这一药线灸疗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因工作需要，经广西中医学院（今广西中医药大学）向上级组织部门申请，龙玉乾从广西柳州市调入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在广西中医学院工作的日子里，龙玉乾白天在第一附属医院门诊用壮医药线灸给患者治病，晚上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则给医务人员讲授壮医药线灸，为广西早期的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作出了较大贡献。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龙玉乾开始着手整理自家药线灸的祖传资料，写成讲稿并编写教材，开始在广西中医学院师生中传授，打破了药线灸疗法这一传统技艺不传外人的家规，把自家祖传药线灸疗法的所有详细资料整理成册，包括只传授家人、传子不传女的祖学精华、核心秘密——药线制作浸泡液的组成成分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传授给广西中医学院的黄瑾明、黄汉儒、黄鼎坚等老师。于是，壮医药线灸疗法这一由龙氏家族祖传数十代的治病绝学秘技，从此得以公之于众，薪火相传。与此同时，龙玉乾和广西中医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共同开展围绕“药线点灸”的一系列临床试验和基础实验研究。

龙玉乾在科学研究和临床研究之余，还在学校对外设点办班讲学，亲力亲为，言传身教，不仅将原来自家祖传的药线灸疗法的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整理，编写成《药线灸疗法讲稿》（下称《讲稿》）5讲，合计10多万字，使壮医药线灸疗法首次以文字形式保存和传承。还利用《讲稿》，在广西中医学院举办“药线灸疗法学习班”，专门传授药线灸疗法，并把他自己运用药线点灸治疗疾病的丰富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广大学员。先后共举办药线灸疗法学习班30多期，学员遍及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这一系列的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报刊都做了相关的报道。

2.黄氏挖掘整理研究时期

黄瑾明（1937.07—），率先开展对壮医药线灸进行发掘整理、研究提高及推广应用，于1985年4月创建广西第一家壮医门诊部——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由国医大师班秀文担任门诊部顾问，黄瑾明兼任门诊部主任，负责门诊部的日常工作。门诊部的成立和正式开诊，标志着药线灸疗法这一壮族民间的治病技法首次引进高等中医药院校。同时，在班秀文、黄汉儒和黄鼎坚等人的倾力合作下，黄瑾明等教授开始对药线灸疗法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研究及推广应用。

黄瑾明不仅利用壮医门诊部迅速展开临床试验，而且和黄汉儒、黄鼎坚等教授一起对药线灸疗法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986年1月，在龙玉乾的协助下，黄瑾明等将龙玉乾祖传的药线灸技术、临床经验以及壮医门诊部应用药线灸治疗疾病积累的临床资料等，进行全面分析，系统整理，初步总结、归纳、凝练出药线灸的壮医指导理论、灸治选穴原则、用穴规律、操作技术及临床应用规律等内容，编写出版了《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一书。《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是壮医发展史上首次以“壮医”命名的一部著作，荣获广西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此外，由黄瑾明主持完成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发掘整理及疗效验证研究”成果，荣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广西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有史以来壮医的首项科研成果；“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研究”成果，首次把壮医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材，率先在大学本科教学中开设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课程，获广西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随后，黄瑾明等又依据龙氏临床经验及其在壮医门诊部所治疗积累的病例资料，提炼出精华部分，整理出版了一部临床应用专著——《壮医药线点灸临床治验录》，并拍摄出版了《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电视教学录像片（中、英文版）。向全国各地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这些成果，标志着壮医开始从单纯的临床治疗逐步转入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并存，壮医著作的出版开拓了壮医新的教育形式，开始以专著、影视等方式传播壮医防病治病的知识，宣告了壮医药没有专著的历史已经结束，为壮医的发展打下了文献基础，揭开了壮医研究新的一页。

3.传承和发展时期

广西中医药大学的班秀文、黄瑾明等先行者，根据龙玉乾祖传经验，从讲座、大学生兴趣小组开始，向大学生传播。尤其是黄瑾明教授，率先在大学本科教学中开设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课程，首次把自己主持完成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研究”成果，充实到教材，使壮医药线点灸疗法这一壮族民间的治病技法首度引进国家的医疗、科研、教学单位，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壮医药线点灸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从2000年开始，广西中医药大学将壮医药线点灸授课对象从原有的中医学专业扩大到全校所有的医学类专业。黄瑾明、林辰编写出版的壮医专业本科系列教材之一《壮医药线点灸学》于2006年出版，该教材明确了壮医药线点灸以阴阳为本、天地人三气同步论、三道两路学说及气血均衡论等为指导理论，规范了临床用穴、选穴、操作技术及临床应用。广西中医药大学将《壮医药线点灸学》设为壮医本科专业的必修课，并为其他各专业开设选修课，从而规范了壮医药线点灸学的教育，加大壮医药线点灸人才培养的力度，为壮医药线点灸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8年，《壮医药线点灸学》被确定为广西中医药大学校级精品课程；2009年，由林辰教授作为课程负责人申报的《壮医药线点灸学》被确定为广西高等学校自治区级精品课程；2011年，由广西中医药大学林辰教授主持申报壮医药（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由林辰教授作为负责人申报的壮医学专业及《壮医药线点灸学》获得广西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及一体化课程建设项目立项；2017年由林辰主编的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十版）《壮医药线点灸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壮医药线点灸不仅在教学方面获得了蓬勃发展，在基础与应用研究方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许多医务工作者、学者采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与手段，对药线点灸进行临床疗效观察及技术操作规范与应用研究，不断拓展其适宜病症、筛选其优势病种，并对壮医药线点灸的疗效作用机制进行实验研究，以揭示药线点灸基本作用。壮医药线点灸基础与应用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批围绕壮医药线点灸的科学研究课题获得国家自然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立项，壮医药线点灸学理论体系内容得到不断充实和完善。随着理论层面不断地梳理、总结、凝练及提升，临床应用规范不断地完善，壮医药线点灸临床服务可及性将会不断提高，医疗与预防保健服务能力将会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