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医并用”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和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方针是“中西医并用”，这主要缘于当时医疗卫生资源的严重匮乏。

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重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红军初创时的医疗条件相当艰苦，药品、医疗器材严重匮乏，手术台就搭在深山老林的茅棚中，红军战士用枪押着刚刚俘虏过来的白军医生，以自制的手术刀、钳子，甚至木匠用的锯子为伤员做手术。[1]因此，毛泽东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视为巩固根据地的三件大事之一。[2]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所红军后方医院在茅坪成立，三位医生中有两位是中医。“当时没有西药，用中药和土方土法治疗伤病”。[3]1928年建成的小井医院也是如此，“内科多用中草药，医务人员经常自行采集中药。”毛泽东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4]这就是当时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真实写照。

军队医疗条件如此，根据地原有的医疗资源也不乐观。毛泽东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中，涉及医疗卫生者寥寥数字：当地仅有“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5]为了充实医疗力量，1933年中央领导亲自出面，动员傅连暲将其福音医院迁至瑞金，列编为中央红色医院。该院有一位中医，即邓颖超同志的母亲。该院治疗疟疾多用小柴胡汤，治疗痢疾多用马兰根制剂等。[6]

为克服药品供应紧张的困难，1931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提倡运用中草药替代西药。如用小柴胡汤替代奎宁、阿司匹林，用饮食疗法、运动疗法替代药物治疗。该校迁至兴国县后，发动学生采集中草药并制备中成药；甚至在随军长征过草地时，该校学生和医务人员每天早晨都要去采集麻黄、贝母、知母、车前子、大黄、柴胡等，用以治疗部队常见的下肢溃疡、痢疾、疟疾、伤风感冒等疾病，获得了较好疗效，顺利完成了红军的医疗救护任务。

在川陕根据地，由于当地动员参军的从医者多是中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于1933年设立了中医医院。该院共有中医百余名，大量运用中医中药、针灸等治疗伤病员。该院还动员医务人员“研究中药代替西药”。有中医业者专事采集草药、煎药及丹膏丸散的制备，以便分装携带，适应部队的机动需要。[7]

目前所见的红军时期回忆录及各革命根据地史料中，保存有大量遵循“中西医并用”原则开展红军战伤救护及根据地民众防疫、治疗的事例。尤为可贵的是，在战争环境中，除了动员被俘的白军医务人员加入红军外[8]，红军及根据地政府也特别注意动员中医参军，开办中医医院，举办中医训练班及用师带徒方式培养中医人才。[9]

1932年8月28日，《红报》发表题为《怎样防止与救治流行的瘟疫》的社论，号召延聘草药医生，组织采药队，到各地采办各种草药以防治瘟疫。同日，永新县苏维埃执委会发布《动员群众帮助红军》通令：“现在医院里的伤兵多用草药医治，亦觉有效……各区、乡应该组织采药队。”[10]湘赣军区卫生部与各级分医院卫生队制定了采药计划：“目前应广泛地组织草药队，以草药代替中西药品。”[11]

土地革命时期，“中西医并用”由最初的应急措施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觉选择的卫生工作方针。广泛地使用中医中药，有效地改善了红军极度缺医少药的状况，保障了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也证明了中医中药的确切效果，为党的中医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