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纵观四百年来层出不穷的莎士比亚传记，可以发现，莎士比亚传记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理论尚未明晰。

第一，学院派相信莎士比亚是斯特拉特福镇人，未及中学毕业就辍学，后来出现在伦敦，成了剧作者、客串演员、导演、剧团合伙人与股东、戏业经营者、诗人。他一夜走红，引来嫉妒，才有了格林臭名昭著但也传世至今的“乌鸦之说”。

一方面，人们从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寻找莎士比亚艺术传世的轨迹。比如，1957年英国出版的F. E.哈利迪的《莎士比亚崇拜》（F. E.Halliday，The Cult of Shakespeare），就对加里克拜莎的狂热行为进行了犹如古希腊神话仪式般的描述。

另一方面，人们根据拥有的文献资料“事实”进行梳理，搭建框架，塑造莎士比亚的传记形象。这当中作为典型代表的有萨缪尔·舍恩鲍姆的《莎士比亚考传》。该书做成了与神圣、豪华的“第一对开本”一样的规模和尺寸，如此显示它的神圣性、严肃性与权威性，同时便于插入一些原始资料的影印件。两年以后，可能是为了一般读者的方便和需要，做了一些调整，缩小了尺寸，变成了最方便的大三十二开，并去掉了那些一般读者可能认为不重要的资料影印件。即便如此，它的对开本尺寸的原本和节略简明本（William Shakespeare，A Compact Documentary Life，1977），都称得上严肃研究者必备的传记。其他传记也有质量不错的，但也有不以传记形式示人的。这是第二类“以事实为依据”并可稽考的传记。

还有一部分人，则津津乐道关于莎士比亚的奇闻逸事。关于莎士比亚生平扑朔迷离的想象，和人们认识到的他本人的一切情况一样神奇。这种神奇表现在留下的关于他的资料清清楚楚、铁证如山，如他的签名、他受洗礼的记录、他结婚的记录、他的遗嘱，等等。不清楚的却云遮雾罩，不甚了了。关于莎士比亚的那些无法考证的“文献”，犹如神话与传说一样不胫而走。最有名的包括：偷猎露西庄园，败露后占诗讽刺；被戏迷约请，行鸾凤之事；桂冠诗人威廉·戴夫南特爵士（Sir William Davenant，1606—1668）几分酩酊则口呼“莎士比亚是我的爸爸”之类的故事；还有和本·琼森吵架——对方说莎士比亚是个笨家伙，写出戏来不合情理，刚才还在宫院墙内，一会儿就飞身海外；另外就是在美人鱼酒店瞎混，与南安普顿伯爵的龙阳私情，以及与一位至今考证无据的黑肤女郎的绯闻；等等。

第二，不少猎奇者不相信有莎士比亚这个人，或者认为这些莎士比亚作品的写作者只是一个替身，这个替身还可能是一个团体、一群人。总之，他不是斯特拉特福镇那位“略通拉丁语，不识希腊文”的威廉·莎士比亚。这种人被称为“倒莎派”（Anti-Stratfordians）。

不管怎么说，莎士比亚最终是衣锦还乡了，时间是1610年，他购置房产，买了镇上第二大的“新房子”（New Place）。他离世的时候，被葬在三一教堂，塑了雕像，为了他听起来并不神圣的遗骸不被挪动，不受侵扰，还刻了几行不太友好的诗。如今，伯明翰大学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建立了莎士比亚研究院，还另修建了一座博物馆，称其为“莎士比亚出生地托管委员会”。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第二幕第七场里说的：“从地球的四角他们迢迢而来，来亲吻这座圣所，这位尘世的活生生的仙真。”他就是这个“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