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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院一经成立，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立即担负起了“总理一切”的紧张繁杂的处理国家日常工作的任务。
根据政务院第一次会议的精神，他首先抓了《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等条例的制定，使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为了使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部、院、署、行都能成为新型的为人民办事的政府机关，周恩来总理还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创造性地实行了政务会议制度。
政务会议每周召开一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时是总理、4位副总理、秘书长和15位政务委员，主要职能是讨论通过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决议、命令和人事任免事项，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有时又是前述人员再加上各委、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共40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周恩来把这种会议制看作是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妥善地作决策的重要形式，一般都由他主持，与会者人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再由他作结论性讲话。
当时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回忆：
政务委员之一罗隆基，号努生，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
……
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了一下，讲了一段话：“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
“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27]
这个发自肺腑的心声，证明了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在非共产党员的政务委员中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力，收到了最佳的政策效应。
政务院自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即在一年时间里，总共召开56次政务会议[28]。
同时，周恩来完全信任、紧紧依靠和大力支持陈云主持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他认为，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他曾多次对协助陈云开展财经工作的薄一波说：“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29]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陈云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深知他的优势所在：他是中共党内的老资格的组织家，而且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陈云在抗日战争后期主持过西北财经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持过东北财经工作并接管沈阳工作，都取得突出成就，深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任。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周恩来接连发出四封电报，催促陈云“速来中央”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其急切之心跃然纸上！[30]这些电报，是经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传阅后发出的。
陈云到北平后，在物色干部、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闲置党外财经人才，陈云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31]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一再敦促下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
6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有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会议，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再由中央政府领导。刘少奇在会上的报告中说：“关于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32]
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中财委成立会议。在财经工作中，他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又提出了留有后备的财政方针，有力地指导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开展。
在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奇迹般的成就，经过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并在1953年顺利地开始了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但是就在195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利用反分散主义之机，向毛泽东进谗言，企图取周恩来总理职务以代之。罗瑞卿1978年初回忆：
（1964年6月）十三陵军事检阅时，在一次会前乘车途中，我亲自听毛主席讲过，高岗跑到主席那里讲总理的坏话，挑拨说，周恩来不能当总理，应该让别人来当。这个“别人”实际上就是高岗自己。主席驳斥他说：“那怎么行呀！我看他（指周总理）当得很好嘛！”随后，在那次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及此事，说：“我刚才在车上对罗瑞卿说这件事，他还不知道哩！”[33]
周恩来在主持政府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总是那样的精神抖擞，精力充沛，举轻若重，但也拿得起、放得下；总是那样的有条不紊，高质高效，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正如郭沫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感叹的那样：“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34]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周恩来工作时间之长、强度之大，引起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注和担心。当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看到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太累，怕他这样下去累垮身体，于是借他因公不在北京之际，同其他在京的秘书商量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劝他注意劳逸结合，珍惜身体健康。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同李琦谈起了秘书们给他写信的事。李琦对此回忆道：
他用很轻的声音问我：“李琦，这么久了，你还不理解我啊。”我当时确实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意思，只好继续听着。总理清楚地说：“国家刚建设，我是总理，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些大的问题。”[35]
另一位总理办公室秘书马列也曾回忆：“总理觉得，他既然是一国总理，天下的大事他应该最先知道、第一个知道。他对工作人员有个要求：一、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他；二、主席找他时要立即报告他。不管他是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如果在睡觉，哪怕刚刚吃了安眠药，也要立即叫醒他。所以往往有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事件连主管部长还不知道，总理却先知道了。”[36]又据秘书陈浩在回忆文章中讲：“说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一点不过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他的台历上都排满了‘节目’。头一天的事还没完，总理他就想着第二天的‘节目’了。夜里三四点还没离开办公室休息，他又想着起床后第二天要办的事情。”[37]
周恩来领导政府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华，得到全党、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从1954年9月起，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连续四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1月逝世，他在共和国总理主持政务的岗位上任职长达二十六年多。
[1]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录音，1949年10月1日。
[2] 毛泽东：《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43页。
[3] 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4]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15页。
[6] 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解放军报》1978年3月1日。
[7] 1954年9月以后为国务院。
[8] 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43页。
[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17页。
[10] 阎长林：《我的警卫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页。
[11] 1974年1月24日，得癌症在重病中的周恩来前往北京医院探视因癌症在病危中的傅作义时，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贡献的。”（钱正英：《怀念傅作义先生》）1974年4月19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傅作义逝世。
[12] 阎长林：《傅作义将军上西柏坡》，《文史精华》2010年第12期。
[13] 笔者访问李葆华记录，1982年9月28日。
[14] 以上参见黄大能：《忆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27页。
[15] 尚丁：《良师益友 风雨同舟》，《相遇贵相知》第3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166页。
[16] 尚丁：《良师益友 风雨同舟》，《相遇贵相知》第3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166页。
[17] 黄大能：《忆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18] 方毅在首都各界纪念梁希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6日。
[19] 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20]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时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
[21] 彭伟光：《西花厅见闻》，《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
[22] 凡有*者为民主人士。
[23] 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24] 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25] 《瞭望周刊》1989年3月14日。
[26] 周恩来在政务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0月21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
[27] 孙起孟：《罗隆基眼里的政务会议》，《人民日报》1994年5月25日。
[28] 加上政务院成立时的政务院扩大会议。
[29] 方铭、金冲及和笔者访问薄一波的《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的有关情况》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30] 周太和：《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1993年3月），参见《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7页。
[31] 陈云给周恩来的信，1949年5月21日。参见《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9页。
[32] 刘少奇关于财政经济政策及成立财经委员会问题的报告记录，1949年6月4日。参见《新中国财政经济政策》一文，《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33] 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解放军报》1978年3月1日。
[34]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207页。
[35] 李琦：《回忆与思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36] 马列：《当翻译卡壳的时候》，《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37] 陈浩：《丹心一片 宏图万卷》，《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