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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时，彭德怀赴沈阳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一职，并在当天下午同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人高岗、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举行会议，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问题。
如何做到师出有名？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颇为踌躇的事情。他们认为，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就可以表明我们同美国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宣战，而是中国人民自愿帮助朝鲜人民的，是纯属民间的事情。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先例，1935年著名的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对此，美国政府抓不到任何把柄，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也正是在10月8日这一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偕林彪、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前往苏联，同斯大林等党政领导人商谈紧急而机密的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
1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
11日上午，周恩来、林彪飞抵苏联高加索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同在这里休养的斯大林和赶来此地的其他苏联党政领导人会谈。
在整整一天的会谈中，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说明中国出兵后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希望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向中国提供抗美援朝所需的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他还强调只要苏联提供空中掩护，中国就一定出兵援朝。
莫洛托夫[25]表示，苏联可以出动空军支援。
斯大林则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随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情况。
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到朝鲜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既令出使苏联的周恩来深感意外，也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料未及。
收到斯大林、周恩来的联名电后，10月12日晚八时，毛泽东立即致电在沈阳的彭德怀、高岗再到北京开会。
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最新情况，对是否出兵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认真讨论。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为了共和国领土的安全和完整，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不会吝惜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根据他的意见和主张，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掩护，在“联合国军”大举北进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也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出兵援朝。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致周恩来电。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二十二时的来电。毛泽东要他将电文内容转告苏联领导人。电文说：
“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26]
毛泽东对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能否采用租借办法和两个半月内苏联能否出动志愿空军没有把握，但这两件事又至关紧要。因而，他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继续“留在莫斯科几天”，同斯大林商议并确定：
（一）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究竟“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使中国政府明年能够“保持20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二）“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受一些损失。”[27]
这天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的来电内容，要他立即告知斯大林。
10月14日，在得到苏联政府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和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志愿军的肯定答复后，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8个问题请求给予明确答复。其中包括：“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作战？苏联政府派志愿空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28]
周恩来还随电附去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附属器材的订货单。
这天，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本日三时和二十一时半的两份来电。
前一封电报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双方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计划，指出：志愿军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可能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同时，提出“主要的问题是看：（一）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二）苏联允许帮助我们的飞机、坦克、炮类及其他军事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而不打破我们预算计划（至少20万万美元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29]
后一封电报通报了志愿军的出动时间和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情况，指出“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告以彭德怀将于“明（15）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后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30]
周恩来迅速将两电内容通知了斯大林。
鉴于“联合国军”北进甚速，平壤危在旦夕，15日晨五时，毛泽东随机应变，改变了本日一时作出的“志愿军决于10月18日至迟19日开始渡江”的命令，致电彭德怀、高岗：“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18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31]
眼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出兵，并一定要苏联出动空军联合作战，在这极为关键的时刻，斯大林选择维护苏联自身战略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武装对抗，他改变主意，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现决定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作为大军事家、大政治家的斯大林当然知道：这个经历了多年国内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惨重人力和物力损失的社会主义国家，冒着风险，去同世界军事力量最强、经常炫耀原子弹这个“法宝”的帝国主义国家交战的话，打得不好，就很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爆发原子战争。日本广岛、长崎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所带来的巨大人力、物力的损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果真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斯大林自食其言，推翻了自己所做的承诺。
得到斯大林改变原有主意的消息后，毛泽东眉头紧蹙，陷入久久的沉思中：友好的兄弟国家之间，怎能出尔反尔，怎能置在严肃场合下达成的协议而不顾呢？然而，事已至此，毛泽东又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
10月17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再次急电原拟18日赶赴朝鲜的彭德怀和高岗，告以志愿军先头两个军的出动时间由17日、18日推迟“于19日出动”，彭德怀、高岗请于18日火速返京。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会上，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的情况，彭德怀则汇报志愿军准备入朝的情况。毛泽东听取大家的意见后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32]斯大林虽然最后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入朝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在中朝两国军队把“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朝鲜战局，苏联出动空军也不会导致美苏两大国军事对抗后，斯大林才于1951年3月3日致电毛泽东，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周恩来曾多次谈到与斯大林会谈的有关情况。
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会见金日成首相时，毛泽东、周恩来同金日成讲：
毛泽东：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
……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指斯大林——作者注）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持，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33]
1971年12月30日，周恩来同在京爱国高层人士谈话时回忆说：
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34]，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不派飞机，我们还是出兵。[35]
10月19日黄昏，在北国秋末的朦胧夜色的掩护下，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雄赳赳，气昂昂，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等地渡过中朝分界河——鸭绿江，入朝作战，揭开了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朝鲜战争的最后结果，明白无误地向全世界证实：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36]这成为美国建国一百七十多年来在对外战争中打的第一场败仗。
[1] 这16个国家的军队，即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的军队，另加南朝鲜的军队。
[2] 周克玉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
[3]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4] 《人民日报》1950年7月7日。
[5] 指1950年7月5日。
[6]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7] 1950年9月上旬，中央军委又将第五十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8] 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给毛泽东的报告上的批示，1950年7月13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9]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10]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11]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1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13]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1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参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5页。
[15]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36、37页。
[16] 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参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19页。
[17] 笔者访问浦寿昌录音记录，1997年年底。
[18] 周恩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准备和决策抗美援朝》（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2020年10月20日。
[19] 周恩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准备和决策抗美援朝》（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2020年10月20日。
[20]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36页。
[21] 林彪参与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并在渡江战役中指挥了西线军队过江，在军中威望颇高。
[22]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23]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25] 莫洛托夫，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
[28] 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电报手稿，1950年10月14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405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257页。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263页。
[3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33]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会见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373页。
[34]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
[35]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在京上层爱国人士座谈会的讲话，1971年12月30日。参见力平：《周恩来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36] 1970年11月13日，周恩来在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中讲过大致相同的话。他说：朝鲜战争，“美国动员了联合国16个成员国参战，最后还是不得不停战。美国人自己也说，那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见周恩来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第四次会谈记录），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