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研究成都和全球联系起来？

成都是一个内陆城市，根据记载，到19世纪末，成都其实都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因此我的第一本书就叫《跨出封闭的世界》。但这是不是就说明成都和全球没有关系？我们研究内陆城市就不需要和全球史来进行对话吗？

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根本没有全球史的思考。如在晚清新政时期，四川的茶叶业就已经出现了很严峻的问题，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茶叶大盗》中印度的茶。成都周边地区都产茶，中国的茶过去垄断了世界市场，为什么到这时候却卖不出去了？这就涉及当时中国茶叶制作工艺的问题，还有不少的“奸商”在茶叶里掺树叶，把中国茶的声誉搞坏了，导致茶叶在出口上遭到印度茶非常大的冲击。

再举一个例子，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英国棉纺业的大机器生产，它们运到中国的棉织品又便宜，质量又好，所以近代以来英国棉纺织品大量地进入中国，地方手工业特别是棉纺手工业就受到很大的冲击，造成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不管是江南也好、内地也好，到处都是类似的故事。但抗战时期的成都平原，棉纺织业却有一个繁荣阶段，这个就涉及一个全球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一繁荣期？这是由于抗战爆发以后，东南沿海被日本占领，航路被日本人所控制，西方的棉纺织品要进口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方产品的竞争减少了，长江上游的传统纺织业就发展起来了。194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杨树因做过一个社会调查，即《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就讲到抗战时期石羊场家庭棉纺手工业的兴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全球史的大背景下，落实到成都郊区一个小地方的变化，全球的战争就这样影响到中国内地一个小小的手工棉纺家庭。

因此，区域研究应该和中国史乃至全球史进行对话。各个区域加在一起，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史。实际上，在研究一个区域的时候，不管研究西南，还是研究西北、江南、华南或者是珠江三角洲，首先要把它放到中国这样一个大语境中来考虑，这样反过来更能全面地认识那个区域。这其实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比如可以把东亚各国放在东亚这样一个大区域中来观察，从东亚逐步扩展到亚洲，然后从亚洲到全球，这样一来就有了各个层次。就像《茶馆》第二卷的最后一章我研究麻将，就分为四个层次，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区，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国家。我们研究区域史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层次，从一个一个“小区”（比如说县），到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说的“巨区”，然后到像亚洲这样的洲际的“区”……所以说，关键是看怎么限定所做的区域研究，但必须要把区域研究放到相对更大的一个区域中间，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所研究的那个区域。

[1]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2] 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