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韦伯科学学说的缘起

要理解一位经典作家的著作，必然要了解他写作的时代背景及写作契机。早在1903年发表第一篇元理论文章《罗雪尔的“历史方法”》（Weber， 1975b）之前，韦伯就已经做了大量经验研究。注4是什么原因促使对方法论研究的意义深感怀疑的韦伯，心甘情愿花费大量时间贡献了在数量上仅次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方法论瘟疫”（Oakes， 1975）？有必要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科学面临的危机、德国学院派社会科学界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以及德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来考察这个问题。

韦伯生活的时代处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这正是欧洲思想剧烈动荡的时代。启蒙以来的实证主义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了整个欧洲思想界，就连德国这个唯心主义的坚实堡垒也无法幸免。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胡塞尔（1988：5）尖锐地指出，欧洲科学已经陷入了深重危机，科学危机又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从而导致欧洲人性的危机。实证主义是欧洲科学与人性危机的根源，而存在主义则加深了危机的程度。“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实证主义不但在人生的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无能为力，而且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胡塞尔，1988：5—6）。这场危机不仅波及自然科学，也波及精神科学。胡塞尔这样说道：

人们说，它们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排除一切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是确证：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的，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世界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就像瞬间的波浪自涌自息，以及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理性一再成为胡闹，欣慰一再变成烦恼……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能在一个其历史无非为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的不尽链条的世界中生活吗？（胡塞尔，1988：6—7）

实证主义使欧洲传统理性主义面临着巨大挑战。按照休斯（1981：36—37）的说法，18世纪的实证主义处在功利主义下，本来是一种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哲学，对人的理性抱有崇高的寄望，相信“人在社会中的问题可能用理性的方法直接解决”。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实证主义开始败坏，失去了原有的理性主义特征。“‘遗传’和‘环境’代替了‘有意识的、合逻辑的选择’，成了决定人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且形成了一种与实证主义原初的设想背道而驰的科学的命定论（scientific fatalism）。“实证主义的最大讽刺乃是：它原来是一种‘高度的理智主义者’的学说，后来却变成一种极端反理智主义的哲学。”（帕森斯语，转引自休斯，1981：37）

实证主义在德国所产生的影响，从来就没有像它在法国或意大利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大。原因并不在于实证主义的穿透力不够，而在于观念论哲学——德国人的第二天性——构成了一道堡垒，但这道堡垒远非牢不可破。就连那些笃信宗教的伟大人物，也难以摆脱实证主义的诱惑。史学巨擘兰克开创了一门如实直书的实证史学，国民经济学家罗雪尔的历史方法中的实证成分也显而易见。

科学和文化危机往往导致知识的目的与方法重新定向。19世纪晚期，如何复兴观念论（idealism）已经成了德国学术的实质关注所在。实证主义并没有在德国取得一统天下的支配地位，但却激起了广泛的批评与反抗，这就是所谓“非理性”思潮的兴起。为了反驳实证主义理性，“把人类的心灵从实证主义方法中解放出来”（休斯，1981：65），这股思潮把知识目标从外在、客观的事物转移到意志、本能、人格等无意识或潜意识心理因素上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力比多、伯格森的生命之流与绵延的自我把人的这些本能心理学化、本体论化、客观化（苏国勋，1988：45）。移情与直觉等概念的提出，为这些心理因素提供了不同于实证主义的解释方法。

休斯（1981：32—35）反对把这场抨击实证主义的运动称为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sm）、新神秘主义（neomysticism）、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或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而代之以更为中性的“对实证主义的反动”（revolt against positivism）。其理由在于，这些“思想家所做的事，正好和人们通常所指责他们的相反。他们非但不是‘非理性主义者’，反而是努力试图要证明我们有权利做理性的探讨。他们对严酷的决定论（determinism）早有戒心，因此想要让自由思辨的心灵重拾它在一个世纪之前所享有的尊严”（休斯，1981：37）。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文化复兴能够重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传统，恰恰相反，这场运动反而加剧了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的悲观情绪。但无论如何，实证主义的盛行已成事实，观念论的衰落无可避免，以至于到了20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德国教授都承认，德国已经发生了一场深重的文化危机（Ringer， 1990: 254），无怪乎斯宾格勒（2006）要惊呼“西方的没落”了。

新康德主义哲学西南学派同样也开始了“对实证主义宣战”（休斯，1981：45），但他们并没有追随非理性主义者的路数，求助于种种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而是转而求助于康德，要求回到康德的精神和立场上去，以挽救理性主义江河日下的颓势（苏国勋，1988：46）。在康德那里是科学和信仰的分界，在西南学派那里则是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的分界。西南学派的哲学家认为，“彻头彻尾和实证主义唱反调乃是可笑的”（休斯，1981：27），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保护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免受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的侵害。1883年，狄尔泰出版了《精神科学导论》第1卷，其目的在于廓清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的混淆。在他看来，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关键在于，这两类科学在研究范围、经验形态与研究者的态度上有显著差异（休斯，1981：200—201）。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在狄尔泰工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拓展。以李凯尔特为例，他在《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以及《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书中，深入比较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概念形成上的差异，把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在价值论上严格区分开来，力图为文化科学保留一块专属之地。

与哲学反思遥相呼应的是社会文化科学内部的剧烈争议，特别是以维也纳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分支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与柏林大学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为核心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玛丽安妮·韦伯，2002：355—356；Oakes， 1977a；何蓉，2005）。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社会科学方法特别是经济学方法研究》（Investigations Concerning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重新考察了经济学的范围、命题的逻辑地位及研究宗旨，对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展开了激烈批判。在门格尔看来，理论经济学与历史研究在对象、问题、宗旨、逻辑与方法上都有重大差别，因此，历史学派的错误在于，把经济学的主题当作历史学的主题，把经济学理论问题描述成历史问题。在他看来，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经验现象据以运作的严格而普遍的法则：“经济学的主题是由超历史或非历史的经济现象‘类型’或‘形式’所构成的。经济学的决定性问题类似于力学问题：抽象的精确法则把现象还原成最简单的组成要素，如何能够根据这些法则来说明这些复杂现象的属性？因此，社会科学的方法与理论宗旨本质上与力学相同。”（Oakes， 1977a）历史学派很快就对门格尔的批判做出了回应。就在1883年，施穆勒在其《立法、行政与国民经济学年鉴》上就门格尔的著作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评论。在施穆勒看来，经济学的主题是由历史定义的经济现象构成的，经济学的决定性问题是历史学问题，即收集与确认（confirmation）历史事实（Oakes， 1977a）。换句话说，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和历史研究一样，就是要清晰再现具体实在的特殊性质（玛丽安妮·韦伯，2002：356）。注5

与这场文化危机相伴随的，是德国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危机。之所以说“伴随”，是因为德国文化危机并非德国知识分子群体危机的唯一原因，后者还与德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及知识分子本身的传统有重要关系。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文化危机与知识群体本身的危机叠合在一起了。林格（Ringer， 1990）在其名著《德国士绅的衰落》中，通过翔实的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德国知识精英作为一个传统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

士绅（mandarins）一词是林格从韦伯对中国文人（literati）的研究中借用来的，意指学术圈中的社会精英与文化精英，其地位的获得主要基于教育资格而非等级特权或财富，mandarin intellectuals主要指大学教授。随着德国从封建制向官僚君主制的转变，君主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以维持庞大的理性官僚体制的运转，非贵族知识分子就此逐渐取代了传统身份贵族的地位。随着知识分子精英在整个官僚体制中地位的日渐稳固，君主对他们的依赖日渐增多。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独立，以与君主讨价还价，甚至与君主抗衡，于是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以大学为主体，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体系，其核心是通过古典教育（Gymnasium， Bildung）注6来培育（cultivate）整全人格。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经济发展缓慢。从1871年开始，德国工业迅速繁荣发展。到1914年，德国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上最发达的高度工业化国家之一（Ringer， 1990: 13-43）。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以及机器与大众社会的出现，政党领袖、资本家与工人开始要求领导权，慢慢对传统知识精英的地位形成了挑战；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对士绅传统构成了冲击，出现了英法“文明”（civilization）与德国“文化”（culture）注7的对立。在德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中间出现了普遍的悲观情绪，并相应分裂为正统派（orthodox）与现代派（modernists）：前者猛烈批判现代性（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等），试图维护并恢复过往的士绅传统；后者则更为现实，看到了工业化与民主化是一个不可完全被逆转的过程，因此他们的态度往往更为审慎清醒（sober），有一股悲壮的味道，力图在现有基础上寻找新的出路。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文化危机与知识群体本身的危机已经叠合在一起了。

无论用“危机”还是别的词来形容，西方的科学与理性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理性是精神重新起航的动力，还是已经堕落为野蛮（barbarism），变异为精神毒瘤？“韦伯的著作表达了启蒙在某个时刻不可逆转地反思自己的理性。”（Horowitz， Maley， 1994: 1-16）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滕布鲁克（Tenbruck， 1989）认为，韦伯的著作统一于“理性”主题，而非“理性化”主题。如果说韦伯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那是因为，他不仅在学科内部考察了理性解释的限度（社会文化科学的解释逻辑），而且思考了理性与价值、伦理欲说还休的暧昧关系，把重心直指现代人的当下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