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叔傥的鲁迅印象*

伍叔傥在鲁迅交往录中是一位无足轻重的人物。

鲁迅提到伍叔傥，只日记中有一处。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昙。午后甘乃光来。中大学生会代表李秀然来。徐文雅、潘考鉴来。骝先来。伍叔傥来。下午寄钟宪民信。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四尾，同至妙奇香夜饭，并同伏园。观电影，曰《诗人挖目记》，浅妄极矣。”

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抵广州，次日移入中山大学大钟楼居住。一月二十四日，是鲁迅到广州的第七天，伍叔傥前往大钟楼探访。次日，中山大学学生会举行欢迎会，鲁迅“演说约二十分钟”。三月二十九日，鲁迅迁居白云路。九月二十七日，鲁迅赴沪。

鲁迅在广州虽只生活了八个月又十天，但同在中山大学任教，他与伍叔傥的交集，肯定不限于此，至少还有两次同会的记录。二月十二日，中山大学文史科第一次教授会议。《会议纪事录》载：“到会者：周树人、徐信符、伍叔傥、冯天如、陈功甫、龚夫人、何思敬、傅斯年。本日将应定之科目，及每人认定之科目，草拟妥当，并实行每人十二小时之规定。未议他事。”四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半，预科第三次国文教务会议。《会议纪事录》载：“主席：陈宗南。纪录：钟敦耀。出席者：周树人、傅斯年、陈宗南、石光瑛、黄佐、黄炳照、伍叔傥、胡伯孝、关卓云、杨伟业、许寿裳。”议决本学期国文时间之分配等四事。（原载《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十一期、第十六期）

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伍叔傥：“名俶，字叔傥，浙江瑞安人，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一九二七年任中山大学预科教授，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区分部委员，朱家骅内亲。”二〇〇五年新版《鲁迅全集》注释略做修改，改“俶”为“倜”，改“内亲”为“连襟”，并增生卒年，一八九七至一九六六年。

《鲁迅全集》新旧版注释之增改，并没有补充多少信息量，可见对伍叔傥的陌生程度。伍叔傥名倜，又名俶，新旧版注释皆无误。早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时，还用过“一比”这个名。据《伍氏宗谱》载，其字鹤笛，号叔傥，以号行。中山大学之前，曾任教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等。伍叔傥早于鲁迅任教于中山大学。一九二五年，伍叔傥经姜琦推荐到广东大学任教，兼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九二六年，广东大学改称国立中山大学后，本拟从军北伐，听闻傅斯年要来中大，决计留在广州。伍叔傥与傅斯年是北大同学。“很多朋友劝我从军，我总觉得同孟真同事是光荣的，不肯去。”（伍叔傥《忆孟真》，收录于《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一版）

伍叔傥元配李氏未过门即卒，继室张氏一九二六年十月去世。与朱家骅连襟，是在张氏之后，与程佩文结婚。程氏乃朱家骅夫人程亦容之妹。伍叔傥初见鲁迅时，当未与程氏结婚。时顾颉刚与伍叔傥来往甚密，其日记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出现“叔傥夫妇”字样，而七月八日则有“到商务书馆购叔傥礼物”，七月十日“到叔傥处，送贺礼”，可能是送结婚礼物。后来，朱家骅与程亦容离婚，伍叔傥与程佩文也离了婚，朱家骅、伍叔傥彼此是曾经的连襟。

一九三二年暑假后，伍叔傥到中央大学任教授。朱家骅接掌教育部部长后，伍叔傥兼任教育部参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朱家骅出任浙江省主席。伍叔傥于次年八月任省政府秘书长，不到三个月辞职。一九三八年，伍叔傥担任武汉《国民谠论》旬刊总编辑。一九三九年，伍叔傥任教于重庆大学。同年，出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一九四九年，伍叔傥渡海，任台湾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八月，应东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之邀，赴日讲学。一九五七年，受聘于香港崇基学院，直至一九六六年逝世。

伍叔傥一生从事教育，多次参与起草与修订教育部中小学国文课程标准，参与编辑《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大学国文选》。伍叔傥以创作五言古诗见长，教的是中国诗学史、历代文选、《文心雕龙》之类课程，但却“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一些教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他与新文学作家交往，并请他们到校任教、讲座。他懂英文，经常手里拿的是正在读的英文小说。（钱谷融《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载《散淡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三月版）作家徐訏说：“谈谈文学，我们的修养并不相同，我们的见解也并不一致，但是总是有许多话可以谈。专攻旧文学的人与我谈谈文艺思想与文学趣味而令我敬佩的人并不多，伍叔傥先生则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徐訏《悼念诗人伍叔傥先生》，载《徐訏文集》第十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八月版）

伍叔傥在中央大学时的学生钱谷融回忆，伍叔傥“特别推崇鲁迅，认为他的成就远在其他作家之上”。

一九三九年三月，伍叔傥撰写《选择高中国文教材标准的理论》（连载于《教育通讯》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民国廿八年六月版，均署名索太），就对鲁迅散文给予高度评价：“白话文的时期很短，作品好的很少是真的。但是周鲁迅的散文，我认为在欧阳修、归有光散文之上，真是魏晋人语，可以全读。”

后来，在日本讲学，伍叔傥多次提到鲁迅的成就。分析《文心雕龙》时，伍叔傥说：“写文章必须留有一定余地。章太炎的骈文精美巧妙但却无任何余地。在王湘绮而言，文章既要无疏漏又有一定余地。近代的白话文作家中，能将文章的疏密硬软搭配合理的只有鲁迅一人。”又说鲁迅文章的意境丰富：“鲁迅除古文学的知识外，还深受医学、科学知识与日本以及北欧文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意境。当代中国文人中有人即使学习了英美知识，但没有古文学的造诣，因此意境偏颇是无法产生好作品的，巴金和茅盾在这一点都不及格。但曹禺却值得关注。”并评价了《阿Q正传》：“然而鲁迅的作品中思想内容又是否充实呢，这一点还有待探讨。《阿Q正传》只是单纯地描绘了中国人心性固有的一种‘苏州人打架’的心理。”讲苏东坡诗文时，又说：“欣赏美景酣饮美酒引发情趣，这是诗人一般的习惯。但是东坡却从其中感到空虚的悲哀而有感而吟。这是道家的作风，确实与普通诗人不同，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些美中不足。要推动文学的发展，就必须给予绝对的自由。东坡的生活里也有很多拘束。总之，文学者总是被拘束所束缚和影响。像鲁迅一样不畏生命的危险走自由之路的文学家值得崇敬。”（《伍叔傥教授讲义概要》，滕堂明保、片冈政雄、近藤光男合编，一九五四年二月油印本，张以译，载《伍叔傥集》，方韶毅、沈迦编，黄山书社二〇一一年七月版）

日本《文学界》杂志一九五四年二月号刊发了伍叔傥与鱼返善雄对谈中国文学的报道（《谈谈中国文学》，周语译，载《瓯风》第十三集，文汇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六月版），其中专门论及鲁迅。鱼返善雄问：“在日本，鲁迅是作为非常阴暗的作家介绍来的，但是与此同时，他的文章非常富有幽默感，这一点很有意思。”伍叔傥答：“说鲁迅是阴暗的，是因为他是先把阴暗面剖析出来，之后让人向着光明的道路前行，这样考虑着写作的吧。我对鲁迅是非常敬服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东京大学一些学生因伍叔傥是从台湾来的学者，而“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国大陆”，就起来反对伍叔傥来上课。相对大陆来的冰心，学生们就很欢迎。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又反对鲁迅，伍叔傥因在东京中华学校讲《阿Q正传》，受到举报。

对谈中，伍叔傥回忆了鲁迅在广州的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受到优待，比我们这些老资格的教授的月薪还要高。他身边带着一位年轻女秘书，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后来的夫人许广平女士。他从最开始月薪就有五百元，而我们最高就是三百六十元。鲁迅和文学部部长是同样的薪水。那个时候，雇一个女秘书要花费八十元。鲁迅先生在睡觉的时候有洗脚的习惯，那个女秘书每晚要给他洗脚。因此，大家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当时，许广平也在广州。这个所谓的秘书应是许广平了。但洗脚的传闻，恐怕其他人未提过。

伍叔傥对鲁迅的古文功底赞赏不已：“我那个时候因为是教古文专业的，脑子里觉得白话文是玩笑，鲁迅什么的也不当回事。不过，有一次教员会议的时候，大家一起编学生用的古文教科书，各位教授分工合作，鲁迅的名字没有列入其中。那个时候，鲁迅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相比于白话文，还是把文言文体的文章多选入教科书比较好。’白话文的选手说‘多选入文言比较好’，我觉得很奇怪。那个时候我正忝任出版部的主任，看了鲁迅这样的态度，我心想：‘这家伙，看样子文言也能写得不错呐。’鲁迅的讲义要复印什么的，都是在出版部印刷。在那里出版的，就有有名的《中国小说史略》。看了这本书，我心中感慨：‘什么嘛，这个人不是如此擅长古文吗？’”伍叔傥所说的教员会议，应是上述四月十三日预科第三次国文教务会议。其议案除本学期国文时间之分配外，还有“本学期学术文，以北京大学出版之学术思想文，及模范文学标准；该二书之目录，由预科办事处印发各教员，俾资选择讲授”，“本学期近代文，推荐许寿裳先生及杨伟业先生先行选定，然后采用；前选各篇，须列明著作人，及出版处，交由预科办事处，印发各教员”等三项，鲁迅所发议论符合议案所提内容，而鲁迅日记四月十三日未记。伍叔傥曾接郁达夫的班，任中山大学出版部主任。《中国小说史略》各版本均在北京出版，未见有中山大学印本。鲁迅在中山大学所印或为他讲课用的《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收入《鲁迅全集》时改为《汉文学史纲要》。

伍叔傥还进一步谈到鲁迅在北大的情况：“说到《中国小说史略》出版的前后经纬，民国六、七、八、九、十年的时候，北京大学正是全盛时代，那本《小说史略》成书的时候，北京大学已经过了全盛期，差不多进入衰落的时代了。白话文文学运动也渐渐失去动人心弦的力量，民国十一、十二年，也就是到了鲁迅最卖座的时代后，即使在大学里，对于‘老师行不行’，学生们也开始变得以是否擅长古文来判断。鲁迅在北京大学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好像终究也没能当上教授，仅仅是讲师。当时北京大学的老师，教授之外还有讲师，讲师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有学问但是因为不是本职所以做讲师的，另一种是刚刚开始因为没有学力所以做讲师的人。鲁迅当然是前者，虽然有学力，但是不是本职。”

在谈到中国古代典籍时，伍叔傥说：“即使像鲁迅那样的人，对古代的所谓经书，也就是代表性古代典籍那样的经书，也不大读的。他主要读唐代以后以文言写作的小说，历史相关的代表作什么的也好像几乎不大读。”

伍叔傥与老舍、曹禺、陈白尘、臧克家、吴组湘、俞平伯、叶绍钧等新文学作家皆有往来，与钟敬文、钱锺书等也有交情，但他却说，“现在中国新的文艺作家，文章非常幼稚，不值得一看”。“现代中国文学除了鲁迅那样的，其他的都不用买来看。”伍叔傥借鲁迅与老舍的对比，不仅指出新文学作品拙劣的原因，更是指出鲁迅对中外文学都有很不一般的见解及中文、日文皆能阅读写作的深厚功底：“现代文学中，鲁迅之外，我还读过《骆驼祥子》，不过老舍的文章，不知哪里有一点不够的感觉。老舍和鲁迅相比，还是鲁迅水平更高一点，作为文章来看是没法比的。为什么中国新文学作品的文章都比较拙劣呢？其中的理由，我认为是文学的心境没有提高。留学毕业的那些人写得生硬的文章有很多。中学还没毕业就来日本留学，回国的时候，因为除了中学的书以外都没读过，自己国家文学作品的真正优点还不知道呢。然后从外国回来马上就进行创作，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不过留日学生还算好的，像郭沫若等人来日本之后也读了水平较高的文学作品，回国后对自己国家的文章也有某种程度的鉴赏，对其精神也能有所领悟；最麻烦的是留学西洋的人。那些家伙去了外国哪怕过了三年五年，对外语的好处也不十分明白，而自己国家的好处就更不知道。所以就出现了那种只读了《诗经》开首第一篇，就觉得自己懂了中国诗的家伙。像鲁迅那样的人，中国的文章自不必说，日本的文章也不仅仅是读得懂，而且能写。”

谈到幽默文学，伍叔傥评论：“如果要在中国找真正能写幽默文章的人，要属清末湖南学者王闿运吧。另外能用国语体写幽默文章的人，要属鲁迅吧。能到鲁迅的程度，才能毫无挂碍地说是真正的幽默。”“林语堂虽然非常推重明代的小品文，但鲁迅见了说，林语堂对于明代的文章也不太了解吧。我认为差不多就是那样。”

难能可贵的是，伍叔傥回忆了自己拜访鲁迅的情形，这是对鲁迅日记非常有益的补充：“鲁迅的古文之工巧不让黄侃先生。在那之前，我一直自觉比他长于古文，那时就有一点失去信心。于是我就主动去拜访他，坦率地说了这些。不过鲁迅非常寡言，基本上不太说话。那时即使说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话，鲁迅也只是说了国民党内部肃清共党分子的话题，还有广东的各种各样的杂谈而已。真是非常寡言。在鲁迅那时候的日记中，好像出现了我的名字。”

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伍叔傥在给钟应梅的信中，亦表达了鲁迅在新旧文体上游刃有余的观点：“文章体制，用之各有所适，古人之所已知，故才高者兼备众体。近如鲁迅，尚识此理，故小说则用白话，而序传墓志，亦不废雅润之音。”（钟应梅《悼念伍叔傥先生》，载香港《崇基校刊》第四十一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版）

伍叔傥是旧文学里的人，却对新文学里的鲁迅极力推崇，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或许能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个时代新旧文学阵营的状态。伍叔傥的鲁迅印象，也可丰富鲁迅研究。

* 本文写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即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