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秦的统一，是中国史的大事件，也是东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大事件。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对于后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于统一政治格局的定型，秦的创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秦王朝推行郡县制，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出现，也是推进政治史进程的重要发明。秦始皇时代实现了高度的集权。皇室、将相、后宫、富族，都无从侵犯或动摇皇帝的权威。执掌管理天下的最高权力的，唯有皇帝。“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章太炎：《秦政记》）与秦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乐观设想不同，秦的统治未能长久，但是，秦王朝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别是皇帝独尊的制度，却成为此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史的范式。后来历代王朝的行政体制形式有所不同，但是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秦政风格延续长久，对后世中国有长久的规范作用，也对东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影响。如毛泽东诗句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1页）。而谭嗣同对自秦以来君权“横暴”激烈批判的言辞，则称“（李斯）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心”，而历代承袭，甚者推崇君权，“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至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故当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谭嗣同：《仁学》）

秦王朝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试验性质的的经济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视的。货币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创造了经济进步的条件。其他经济措施，在施行时有得有失。秦时由中央政府主持的长城工程、驰道与直道工程、阿房宫工程、丽山工程等规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规划和组织，表现出经济管理水平的空前提高，也显示了相当高的行政效率。秦王朝经济管理的军事化体制，以苛急的政策倾向为特征。而以关中奴役关东的区域经济方针显现的弊病，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秦多以军人为吏，必然使各级行政机构都容易形成集权专制的特点，行政和经济管理于是有军事化的风格，统一后不久即应结束的军事管制阶段在实际上无限期延长，终于酿成暴政。

秦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现出高度集权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与此相应的风格。秦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却在若干方面对后世有规定性的意义。“书同文”原本是孔子提出的文化理想。子思作《中庸》，引述了孔子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书同文”，成为文化统一的一种象征。但是在孔子的时代，按照儒家的说法，有其位者无其德，有其德者无其位，“书同文”实际上只是一种空想。战国时期，“书”不“同文”的情形更为严重。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于是礼乐典籍受到破坏，天下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于是，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议以“秦文”为基点，欲令天下文字“同之”，凡是与“秦文”不一致的，统统予以废除，以完成文字的统一。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文化过程，司马迁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写作“书同文字”与“同书文字”，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与《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分别写作“同天下书”“同文书”。秦王朝的“书同文”虽然没有取得全面的成功，但是当时能够提出这样的文化进步的规划，并且开始了这样的文化进步的实践，应当说，已经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伟大的创举。

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谋求统一，是通过强硬的专制手段推行有关政策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行为的继续，即企图全面摈斥东方文化，以秦文化为主体实行强制性的文化统一。对于所谓“难施用”（《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不中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学说，不惜采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对于这种文化政策，东方知识人或以“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的态度予以抵制（《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三十四年）。

钱穆曾经发表的意见，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但也许依然可以提供开拓思路的启示：“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