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人尚力”“小人绝力”
依照儒学正统政治理念，作为受到尊仰崇尚的“德”的对立概念，“力”是予以鄙薄轻视的。《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形成执政理念的高下对比。汉初政论家陆贾回顾历史，指出“尚威力”以致败亡的例证。《新语》卷下《至德》：“宋襄死于泓水之战，三君死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新语》卷下《怀虑》又说：“鲁庄公据中土之地，承圣人之后，不修周公之业，继先人之体，尚权杖威，有万人之力，怀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纠，国侵地夺，以洙、泗为境。”指出“权”“威”“万人之力”“兼人之强”等等，都不能看作绝对的政治优势。《新语》卷上《道基》也写道：“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晋而亡。”对于秦政的失败，亦直接归罪于对“力”的推崇：“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秦亡，可以看作“愚者以力相乱”的典型。论者提示：“大怒之威，非气力所能行也。”“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岂弱于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天下也。”又就秦亡的教训警告当世执政者：“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新语》卷下《本行》）论者强调，实现“善”的境界，在于“绝气力，尚德也”（《新语》卷上《慎微》）。
贾谊《过秦论》对于秦始皇“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的批评，注意到了历史条件的要求：“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以为“并兼”时代有历史合理性的“诈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无限度沿用，是致使秦败亡的主要原因。在贾谊的认识中，“诈力”和“仁义”，“诈力”和“顺权”，显示政治方向的鲜明对照，但是“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应当理解历史情势的不同要求。
作为个人取向，看重“德”还是看重“力”，体现“君子”“小人”的对立。《法言·渊骞》写道：“君子绝德，小人绝力。或问‘绝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谟，非绝德邪？’‘力。’‘秦悼武、乌获、任鄙，扛鼎抃牛，非绝力邪？’”李轨注：“皆以多力，举重崩中而死，所谓不得其死然。”对于“秦悼武、乌获、任鄙，扛鼎抃牛”等“力士”的表现，表达了与秦文化背景下明显不同的评价。
对于“力人”“力士”所指称人的才与能的“力”，稍晚又有刘劭《人物志》卷中《材能》的说法：“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刘劭认为，所谓“力能过人”或者“气力过人”，只是“材能”中较低层次的表现。他对于“力”“勇”“智”“聪”“明”“胆”，乃至“兼有英雄”若干层级“材能”的分析，提出了有一定深度的人才思想。其中“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的说法，出现了“力人”称谓，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这些议论的发表，距离《左传》中出现“秦之力人”字样，已经相隔八百多年了。
后来对“力”以及“尚力”者的鄙视，又见于宋儒程子《伊川易传》卷三《周易下经》：“小人尚力，故用其壮勇。”邵雍《君子吟》写道：“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树恩，尚力树敌。”（〔宋〕邵雍：《击壤集》卷一六）《朱子语类》卷七说道“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的道德培养理念，也反映了儒学的德教宗旨。“尚力”是受到鄙弃的。元代学者王申子《大易缉说》卷六《下经》说：“小人尚力者，用之则为勇猛，怙强好胜。若固守此道，而行危也。”有的现代史学家在总结秦史时对秦武王和他识拔的“力士”们有所批评。例如林剑鸣《秦史稿》说：“武王一味嗜武，所以十分喜欢力士，对有些力士如任鄙、乌获、孟说等皆委以高官。武王自己也有一身蛮力气，因为向往着象征着周天子权位的周鼎，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三○七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力士孟说举鼎时，胫骨被折断，至当年八月竟因此死去。这一个雄心勃勃的武王，因好勇逞能，偏要做力不胜任之事，所以当了四年国君就离开了人间。”（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8页）所谓“好勇逞能”与所谓“怙强好胜”，其实可以做近义语理解。
后世对于秦文化“尚力”倾向的评断，长期以批判为主流。然而如果以儒学正统“小人尚力”“小人绝力”的态度作为考察秦史的认识基点，也许难免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失，不利于全面公正的历史判断。
《盐铁论·力耕》载录“文学”的议论：“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其中“尚力”和“躬耕”对说，是受到全面肯定的。而秦政的“尚力”风格，在奖励“力耕”方面也有突出体现，是不宜忽视的历史事实。
《后汉书》卷三○下《襄楷传》载襄楷上疏：“周衰，诸侯以力征相尚，于是夏育、申休、宋万、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时。”李贤注：“并多力之人也。夏育，卫人，力举千钧。宋万，宋人，杀愍公，遇大夫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齿著门阖。彭生，齐人，拉鲁桓公干而杀之。范雎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详何世也。”“力士”之徒地位的上升和影响的扩大，是在“诸侯以力征相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历史现象。战国武力竞争时代，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诸侯力劲，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所谓“并兼者高诈力”，是共同的文化取向。就秦“力士”的历史表现而言，在当时未必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各自的素质，亦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马非百《秦集史》对著名秦“力人”“力士”区别言之，以为：“至辐氏之战，杜回以误踬结草而颠，致为晋师所获。盖亦孔子所谓‘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是以知有勇无谋之果不足贵也！”然而对于任鄙，则赞赏有加：“任鄙不与举鼎之役，贤于贲、获远矣。故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而独不称贲、获。何则？不自恃其勇力者，乃真为有勇力者也。司马氏于鄙为汉中守，始、卒，皆特笔书之，非以其善用己长故耶？”（马非百：《秦集史》，第 368页）所讨论的四位秦“力人”“力士”，被分为三个等级。王遽常《秦史》在《三力传》结尾则写道：“论曰：鄙为守，能久于其任。获至老寿，必有以自贵其勇者。贲生于生死贵富，举无以易其勇，盖庶几有勇德焉。虽以非命死而非其罪。则三子者，岂徒力而已哉！”（王遽常：《秦史》，第 181页）以为“三力”于“勇”“力”之外，亦各有其可“贵”之“德”。看来，扬雄的评论，“秦悼武、乌获、任鄙，扛鼎抃牛，非绝力邪？”包括秦武王，均一并指斥为“小人”，也许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