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城隍神

南北朝时，荆州所处长江中游的战略位置凸显。北朝欲南下，即效法西晋之“王浚楼台下益州”，自荆州顺流而下；南朝欲北伐，则师法《隆中对》“一旦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故其于北齐、南梁时，一度战事连绵。《北齐书》卷二十《慕容俨传》云：

也有众神皆助陆法和之说。台湾大学洪淑苓教授曾据明人《关帝灵迹征信编》，述陆法和诣湘东王萧绎乞讨叛将侯景、任约，梁兵能步行水上，且终于水下擒获任约，人以为神灵从行故也。［61］则为后世附会关羽北上襄樊，“水淹七军”，擒获于禁、庞德之说，在传说学上另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记载里都说到“江陵神祠”有神灵护佑城池，其中一则还明确提到“城隍神”，且两事均发生于关羽当年戍守之江陵旧营。则他们虔敬祈祷之神灵，究竟是渺无踪迹之虚幻之象，还是确为人格之神？值得探考。

现存最早“关羽显圣”的记载，见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其中提及：

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至今缁黄入寺，若严官在傍，无敢亵渎。［62］

其中已经以陆法和、任约之战为例，证实荆州城的护佑神灵确为关羽。此后梁宣帝萧詧挟西魏兵力占据荆州，王琳志图匡复，失败归齐，均为荆州得失的战事。《北梦琐言》言：

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

作者孙光宪为唐末五代时荆南人士，稍晚于董侹。董“聆其故实”之说，或者近此。结合前引赵翼缕述南北朝诸将崇敬关、张之勇的情况，董文叙此所“假”所“资”之神，应为江陵之“城隍神”，或即关羽。关羽所以在荆州被乡人祭祀，应源于楚地巫风与巴人信奉之原始道教的结合。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俗好巫鬼禁忌”。直至隋代，其习犹故，《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此外楚人淫祀之滥也于史有名。如《荆楚岁时记》载迎厕神紫姑、祭江神屈原、涛神伍子胥、灶神祝融等。《宋书·孔季恭传》、《齐书》之《李安民传》和《萧惠基传》、《梁书·萧琛传》均提及吴兴郡有项羽神，俗谓甚灵验。连无功无德的无名小卒也可轻易成神，如《搜神记》卷五提到的汉末秣陵尉蒋子文本为“嗜酒好色，佻挞无度”之徒，“逐贼至锺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后托名“此土地神”，自孙权始封侯。钱锺书曾谓蒋之显神，有若“饿鬼赶嘴行径”，并发挥说：

盖神犹人，然齿爵渐尊，德望与以俱高，至其少日营生，却每不可道；子文之神在晋尚如汉高微时之无赖不治产业，下迨齐梁，封“王”号“帝”，位逾贵而行亦逾端矣。［63］

可知此公并不能发挥道德激励的作用。而关羽“威震华夏”，“忠勇过人”兼而有之，足以鼓舞士气，何况早有神异之说呢？此其一也。

第二是荆州的民心倾向尚未在吴。

前述《宋书·乐志》所载描述蜀、吴重结盟好情态之《吴鼓吹曲·通荆门》曲及注中屡屡谈及“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亦当于此处寻求脚注。

第三是关羽最初显圣有“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的说法，［64］而“驱役鬼物”正是天师道的拿手本领。《后汉书·张鲁传》：

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教，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而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宋书》卷九九《二凶传》云：

上（文帝）时务在本业，劝农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

曹魏曾对祠祀巫祝悬有厉禁。《三国志》卷二九《华佗传》引曹植《辩道论》中，有“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匿以惑民”，“自家王与太子及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之语。同传引曹丕《典论》，亦有“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惟一人哉”的说法。《续高僧传》卷二三○《释僧勔传》引曹丕黄初三年诏，也斥“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五年（224）十二月诏云：

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左道论，着于令典。

这显然是针对黄巾起义影响仍在而设立的，但与巴氐人信奉显然有悖，南北朝移民则又加剧了这种趋向。《宋书·诸志总序》云：

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

《魏书》卷九六《李雄传》：

李雄，字仲俊，盖廪君之苗裔也……祖慕，位东羌猎将。慕有五子：辅、特、庠、流、骧。晋惠时，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特兄弟率流民数万家就谷汉中，遂入巴蜀。

蜀人崇敬诸葛亮，故李雄入蜀后首建武侯祠于成都。或者也有信仰方面的原因。后其分散徙居，直入荆楚，对蜀汉之同情亦带至其地。［65］信仰也一直延续下来。《陈书》卷一三《徐世谱传》：

徐世谱，字兴宗，巴东鱼腹人也。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至世谱，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战。梁元帝之为荆州刺史，世谱将领乡人事焉……江陵陷没，世谱东下依侯瑱。

陈寅恪认为“侯瑱本巴地酋豪，徐世谱源出巴东，殆即所谓巴族。”［66］此时巴人已为荆州世族。又《蜀书·先主传》云：刘备往依刘表时，“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多”。今见《蜀书》列传中的董和、霍峻、孔方为南郡人，蒋琬、刘巴为零陵人，马氏五常及杨仪、向朗、向宠、廖化为襄阳人，廖立为武陵临沅人，费祎为江夏人，都是刘备集团的骨干人物。则荆州士族虽附孙吴，而心存蜀汉，也是可能的。

按“城隍”本来是与“土地”相对应的概念。《周易》已有“城复于隍，勿用师”之语，《说文》解谓“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67］“城隍”一词连用，则首见于东汉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唐代佛道两教盛行，城隍也开始成为泛神崇拜之一种。开元五年（717）张说首撰《祭城隍文》，其后张九龄、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继之。李阳冰、段全纬、吕述等撰有《城隍庙记》，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诗》。《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以致“水旱疾疫必祷焉”。［68］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宋代城隍神信仰已正式纳入国家祀典。《宋史·礼志八》载：

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

一般认为，城隍本无姓名，宋后则多以殉国而死的忠烈，封为本城城隍。最早记述如《宋史·苏缄传》：“缄殉节于邕州，交州人呼为苏城隍。”但据 2005 年 3 月 15 日《武汉晨报》报道，在荆州沙市城隍庙出土一尊北宋陶制关公像，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公造像。陶像身披长袍，绣有一只衔着梅枝栩栩如生的白鹤，梅枝树叶纹理亦极清晰。应为早期道教色彩之关公。如果此证不虚，则关羽当为最早的城隍人格神，而董侹所记可视为南北朝时有关“关公显圣”的最早传说。此刻荆州地方戍守军队，也可以视是第一个关公信仰的群体。

又唐代刘禹锡诗《自江陵沿流道公》尝言：

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

月夜歌谣有渔父，风天气色属商人。

沙村好处多逢寺，山叶红时总觉春。

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69］

可知当时荆州不惟关羽立庙称神，其他名将奉为神灵者，亦所在多有。而楚中神灵传播之路线，亦由长江商道逶迤而东，渐至江淮。《宋会要辑稿》“蜀汉寿亭侯祠”及“关平祠”条言：

一在当阳县。哲宗绍圣二年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忠惠公；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一在东隅仇香寺。羽字云长，世传有此寺即有此祠，邑民疫疠必祷，寺僧以给食。

在荆门州当阳县景德玉泉院。蜀将关羽子平祠，崇宁元年赐额“昭贶”，仍封羽忠惠公。政和二年九月封平“武灵”。［70］

颇疑即为北宋城隍神封号。随着中晚唐“社会转型”，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集散功能以及容纳居民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出来，因而与原有信仰结合奉祀城隍之神，尤其在经济发展的江南地带更为普遍。城隍神开始成为城市通衢的保护神体系，这也涉及关羽神灵护佑一方的“制度性宗教”问题。后话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