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与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起用袁世凯问题考述

目前，辛亥革命史研究已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前期学术积累相当深厚，无论是宏观叙述还是微观建构，都有甚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并非十全十美。究其原因，一是理论视角偏向，重视“革命性”以及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人物研究，忽视对革命对立面，特别是对对立面当权者的探讨；二是突破既往研究形成之学术瓶颈的动力不足，主要表现是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团队与个人不是日见增多，反而是原来从事这一研究的也逐渐转向其他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有数十年学术积累的今天，如何继续深入推进其研究，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以蚂蚁撼大树的精神，拟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决策起用袁世凯一事为研究对象，妄图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存在不足的第一个方面略述己见。众所周知，清廷起用袁世凯是内部决策，可此决策是如何形成的？哪些人起了关键作用？袁世凯对之有何反应？其中有何波折？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虽有所述及，但大都泛泛而谈，或者臆猜之，并未就问题的实质及因缘关系一探究竟。因此，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补既往研究之不足，才能刹住有关此问题以讹传讹的学术不正之风。当然，由于才识有限，能否达此目的不敢预知，尚期方家批评指正。

一、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张皇但并未失措

传统观点认为武昌起义后，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大肆渲染非袁不可收拾政局。事情果真如此吗？通过对现有的史料爬梳、考证，我们发现这种认识是典型的后见之明。其实，清政府内部并非一开始就主张起用袁世凯，而最终起用袁世凯是多种因素发酵的结果。在决策起用袁世凯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内幕，而这些恰是当前研究所未过多涉及的。

武昌起义前夕，尽管国内四川保路运动轰轰烈烈，但清政府并未有感到空前危机，亦深信敉平指日可待。而湖广总督同日（1911年10月10日）两封内容迥异的加急电报，让清廷措手不及。前一封还大报平安：“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廑。”时不过半日却躲在汉口“楚豫”兵轮上仓猝发电告知：革党！乱，督署被攻占，而且连“匪首何姓名，事出仓卒，无从办悉”。并请求清廷“饬派知兵大员率带北洋第一镇劲旅，多带枪炮，配足子弹，刻日乘坐专车来鄂剿办”。不仅如此，瑞澂还与河南巡抚宝棻、湖南巡抚余诚恪联络，要求派营速往。之后各地惊恐电报不断汇聚京师，清政府尤其感到事态重大，连夜商讨对策。当时颇得内廷消息的《大公报》有如是报道：“内阁、军谘府、陆军部二十日下午四点余钟接到鄂督第二次电报，省城失陷，当由庆邸亲持原电赴监国府第面奏，随电召那徐两协理前往侍议，时已六钟，至夜半始行散议。次早五钟，监国升勤政殿召见庆邸等三阁臣，并洵朗两贝勒侍议办法。”由此可见，清廷已深知事态的严重，尽管略显张皇，但并未失措，12日的谕旨即是明证：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准其戴罪图功，限期将武昌收复。同时进行军事部署，命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一面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从此谕旨可以看出清政府部署有力得体，水陆并进。而从荫昌出京南下的场面亦难看出北洋军队不服从管理的举动，当时的一篇报道说明了这一问题：“荫午帅于二十四日下午五钟三十余分专车出京，同行者为丁士源等军界上重要人物，送行者为涛贝勒，那协理、肃邸、桂大臣、乌金吾及寿副大臣等，荫帅与涛贝勒密谈良久，濒登车时盛宣怀赶到，又与密谈，荫帅对之颇有鄙薄之意，旁人只闻两语：好办，好办，请万安。余则未能尽悉。比荫帅登车随行兵士及送行各大员兵警等三呼‘中国陆军万岁’，始鸣汽笛开车南下。观之荫帅之举动言谈，极为安详，毫无张皇失措之态。”

袁世凯在致冯国璋、张镇芳信函中也提到荫昌：“前夕荫帅过彰，接谈片时。识议明超，踊跃前进”，“兴致颇为踊跃”。由此可见，清廷起初似并未有非袁不可收拾局面的打算。

二、清政府决策起用袁世凯的酝酿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虽说应付尚称得力，但毕竟事关重大，且因武汉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地理位置上都十分重要，清廷实际掌权者载沣每日召集内阁、军咨府会商对策。而最后决策起用袁世凯是清廷权力中枢的共识，在此过程之中载沣、奕劻、载泽等态度尤为重要。以往学界对奕劻在起用袁世凯一事上的努力着墨较多，可是对奕劻是如何说服载沣接受起用袁世凯的主张涉及不多；对载沣的描述，多是从无奈被迫说起；对载泽的作用，更是较少提及。为了弄清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决策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我们尝试建构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因应的内部机制，以使能够更清楚更深入地认识辛亥革命的丰厚内涵。

第一，载沣在起用袁世凯一事上的态度。

作为摄政王的载沣，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墨守成规、遇事无主见。在其弟载涛看来，“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尽管如此，但其在决策起用袁世凯过程中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关键人物，他的态度变化亦有一个过程。起初，他并不同意起用袁世凯。深知清廷内情的刘体仁有过这样的记述：“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汉之乱作，翌日闻于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见，环求起用袁世凯，王不许。庚申辛酉，宫门抄言官有三数封奏留中不发，意亦为是请也。”参与决策其事的载涛也认为：“载沣本不愿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最后载沣之所以同意起用袁世凯，有的认为是：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无助之际，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而载沣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其实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载沣起用袁世凯仅仅是被迫、是无奈吗？恐怕不能简单给以这样的定论。载沣之所以同意起用袁世凯，一方面确是深深感到“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将会更加加剧清廷危险倾向。另一方面，清廷内部的统军人物载涛、载洵、毓朗等大都才不堪任，不仅如此，而他们紧张莽撞不理智的举动进一步增长了载沣的不安。

本来，武昌起义瑞澂的玩忽职守，加之载泽的袒护，就已经令载沣头疼了，可武昌前线军事部署中载涛、毓朗的主动请战，看似为国效力，实则更刺痛了载沣无奈的内心。关于此，当时的报刊进行过详细记述：“闻朗月华贝勒日前召见时曾奏请监国拟赴前敌，以期迅即敉平，监国未允。略谓此次鄂乱系属兵匪勾结，且省城已陷，势甚猖狂，非跳梁小丑可比，汝须在京筹划一切，荫昌此去必能胜任等语。贝勒闻驯遂唯唯称是。”“日来鄂军风声愈紧，二十二日监国召见阁部王大臣侍议政策时，军谘大臣涛贝勒曾请亲统禁卫军，赴鄂助剿以壮声威，监国谕以暂从缓议。二十三日政府连接川鄂急电特开御前会议，贝勒又毅然陈请，当由庆邸劝以事虽紧急尚非十分危迫，且已派有各军，足敷剿办；若一朝由贵郡王统军前往御敌，居民必致益生疑虑，转恐有碍治安。监国亦以为然，已谕止涛贝勒，毋再陈请。”其实，毓朗、载涛的主动请缨不仅未能有益社会形势发展，反而加剧了载沣对时局认识愈益严重的心态，处此境遇之下，再加之内阁、载泽以及御史的推动，载沣决定起用袁世凯谕诏便呼之欲出了。

第二，主张起用袁世凯的其他关键人物推波助澜。

首先，袁世凯起用一事上奕劻的作用非同一般，以往的研究对此有过陈述，因受史料限制，但大都十分简略，难以对其进行深入了解。本文则根据新刊史料，认为奕劻在起用袁世凯上先抑后扬，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武昌起义前夕，奕劻的政治处境十分窘迫，在权力旋涡之中与载泽、盛宣怀的矛盾时隐时现，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奕劻的意见仍不可轻视，虽说老矣，可仍是载沣十分倚信的要人。这在很多问题上可以找到根据，比如在武昌起义后针对时局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时，以往高调做事的年轻诸亲贵不知如何适从，还是政治老道的奕劻力主剿办，载沣默然。信息灵通的《大公报》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述：“平定武昌党乱之方略，已於二十一日明谕颁布，兹闻各事之规定，政府先于二十日研究终夜，据某协理大臣意见，拟主张仍以镇定从事。总理大臣颇不赞成，以此次党乱突起，利在速平，否则沿江各省恐被牵动，川事将更难办理；且现今外人窥伺无隙可乘，若再酿成交涉，益致不可收拾，是宜大举剿办，以期迅即敉平。监国亦极以为然。”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在致袁世凯信函中亦提及：“所可恨者，一班小爷，以社稷为儿戏，尽收兵权、财权，一旦变出非常，即人人束手，必至此时，始让七十余岁庆邸代为筹谋。迭次谒庆，极其可怜。”由此可见，非常时刻只知弄权的年轻亲贵还得依靠奕劻。正因如此，在起用袁世凯问题上，奕劻的态度与作用十分重要。

但是，在起用袁世凯一事上，奕劻深知年轻亲贵们的心理，特别是载沣的想法，三年前无故开缺袁世凯是他们心中最大的障碍，当然亦担心袁世凯复出会对其权力造成威胁。所以，在清廷会商应对武昌起义之策时，奕劻先是克制自己，静观事变。有人曾对此做过分析：“二十一日早朝，摄政非常惊慌，那、徐请召宫太保，而庆不开口，欲试摄之伎俩也。”其实，奕劻何尝不想立即起用袁世凯！而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他曾亲口告诉过张镇芳，后张在致袁世凯函电中又提及之：“是日两钟，芳谒见，庆谓此乱若不及早扑灭，深恐蔓延，非宫太保出山，则长江一带不堪设想。并自叙交情与姑忍而避嫌之意，亦逆料童蒙不能不求我（指奕劻）也。昨闻招斗瞻至内室，面交亲笔信，令其赴邺。想系言摄政惭愧，恐不应命，与诸小爷恳求之诚；且自言至好，祈出而拯济时艰，不可坚辞等语。芳虽未见其信，可想而知，亦实情也。”

其次，度支部大臣载泽在袁世凯起用一事上，也发挥了十分重要多用，武昌起义后，奕劻与载泽都十分着急，希望载沣能够立起袁世凯，对此，刘体仁曾有过精到的记述：“镇国公载泽与庆邸过于寿皇殿之院下，泽曰：‘侄意，须项城一出。’庆曰：‘屡言之，而王不听，奈何？’泽曰：‘侄请独对。’力争之出，曰：‘王许我矣，命勿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未几，王果召庆入，下诏起用袁世凯。庆出复召泽入，庆辈不知所以，坐于直庐以待。泽出，宣王之后命，曰：‘使朝臣中与项城习者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及归，要约多端，王悉曲从，朝廷之情见势绌，于是毕现。”实际上，载泽之所以急于袁世凯再起，一方面缘于其在四川保路运动上的失策，因与盛宣怀联合抵制徐世昌、奕劻等之安抚策略，主张严剿，导致四川人声鼎沸，造成激烈地反对政府行为，潜在地加剧了全国形势动荡不稳；一方面是盛宣怀等人的游说，“盖袁岑之起，此次乃系庆泽合力而成之，原有人力言与泽言谓北洋恐有变，非袁世凯不足以镇之”。当然，载泽强烈地预感到北洋军非袁世凯统率不可奏效，是其主张起用袁世凯的重要原因。

复次，海军大臣载洵也积极促成袁世凯再起，目前虽未见到最直接的史料，但从一些间接信函可以窥见一斑。当时京师外城总厅厅丞吴篯孙在致袁世凯信函中提道：“海军部参事冯公度来云，吾师此次出山，多系伊之主动，一面求洵向三耳陈说，此次大局，非吾师不能收拾，一面托史履晋陈奏，请吾师出山。……又云洵邸嘱转致，请速出山，所有一切事宜，伊必竭力相助，即嘱冯公度转达，必能达其目的。”再对证当时监察御史史履晋奏折：“窃自武昌兵变，警告万急，现已派荫昌督带两镇前往，惟荫昌系陆军大臣，为全国耳目所系，傥少（稍）有疏虞，易损国家威重，查北洋所练第一二三四五六镇均系袁世凯旧部，拊循多年，将士用命，若派袁世凯署理湖广总督，责以督师各镇，克复已失城池，似觉略有把握。”果然如此。

综合以上因素可知，起用袁世凯，应该说是清廷权力中枢的共识，并非出于无奈之举；是武昌起义后京师及各地局势不断发酵的结果，也是袁世凯的政治、军事地位与声望决定的。

当时就有论者指出：“袁宫保曾任北洋大臣，励精吏治，筹划新政成绩宏著，先效洋式编练新军，嗣又编练近畿六镇威望尤高，足以指挥北洋全军者项城外，实无其人。且北洋在军机任内应接外臣，颇得信赖，加太子少保衔名誉尤著，深为中外人士所仰慕。……今者政府因鄂省革党逞威，特调第六镇及其他近畿各军，资格不及恐致贻误，致误大局，……加以汉口毗连武昌，革党占据酿起中外交涉事宜，必致纷杂。须有外交熟手当以难此局也。”揆诸史实，袁世凯的声望与能力的确是其再起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三、清政府决策起用袁世凯的实施

清政府由商议起用袁世凯到正式下谕，其间经历了一番周折。一方面，清廷虽说起用袁世凯但是将其立于如何位置还有疑忌；另一方面，清廷也担心袁世凯借口推辞不愿出山，导致威信扫地。在全国形势愈益紧张的情势下，如何把起用袁世凯这件事做好做踏实，清廷的确颇费心思。这体现在：

第一，发布起用上谕。

针对武昌起义的事实，清廷紧急发布起用袁世凯诏书：“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俟袁世凯、岑春煊到任后，瑞澂、赵尔丰再行交卸。”又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勘定。”

但起用袁世凯的上谕是包含深意的。这其中也有不少插曲，为什么袁世凯再起要与岑春煊再起相提并论，为什么袁世凯只能会同调遣。溥伟与载沣的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一问题。

数日后，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司马懿）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醇王默然良久，始懦懦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孤立乎？瞿子玖、岑春萱，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游，庶杜袁四之狡谋。”醇王曰：“客明日与他们商量。”

由此可见，清廷起用袁世凯过程中并非一开始就意见统一，也是历经多次筹商、权衡，后来，清廷虽然决定起用袁世凯，但对袁世凯还明显存有戒心。

第二，奕劻亲遣阮忠枢赴彰劝袁出山。

尽管决策起用袁世凯历经了一些曲折，但在促袁世凯尽快出山督师前线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由于清政府与袁世凯之间的旧怨，载沣、奕劻等人担心袁世凯不肯应命。为达到让袁世凯出山的目的，奕劻做了十分重要的谋划，特别是选时任内阁丞参的阮忠枢亲赴彰德劝驾就是明证。为何选择阮忠枢？这要从阮忠枢与袁世凯的关系说起。两人知交于袁世凯北洋小站练兵期间，本来阮是李鸿章淮军中非常需要文案，在李鸿章的荐举下入袁世凯幕府，后跟随袁世凯在山东、直隶，深为袁世凯倚任，可谓“幕府所赖唯君一人而已”。对此有人曾做如下评述：“阮内史长与袁氏为老友，而能承顺袁之意旨，而谨慎缜密，有口不言温室树之概。每有事，辄先延内史长入，密语良久，然后更及十三太保。虽以梁财神之倚重，杨杏城之尊信，不及内史长之昵如家人也。”因阮袁关系非同一般，阮忠枢又为奕劻所信任，所以，很多不便公开说的事情，可以令阮忠枢直接带达。事实上，阮忠枢亲赴彰德带去的不仅是军情复杂非袁不可，而且还有庆亲王的问候。加之清季最后十年庆袁之交情，奕劻的手书必定对袁世凯决定是否出山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袁世凯幕府内部就有两派不同意见，一主张劝行，一主张不应清廷之命。但最后袁世凯力排众议：“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并直接告诉奕劻要出山，一方面覆奕劻“一俟少可支撑，即立即就道”。一方面透出自己身体不适实情，而不能在信函中公开表露的部分，亦即“不能尽言”之处，则“属阮参议详达”。从袁世凯覆奕劻信函中“谢恩折已在赶缮，明日拜发”，可以看出袁世凯首先是把决定出山的消息告诉了奕劻，清廷其他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则是至少晚奕劻一天才知道。

第三，载涛谆嘱荫昌造访袁世凯请其出山。

载涛是武昌起义后更为关注军事部署的重要人物之一，因其军咨府大臣的身份，要对武昌起义的军事谋划与部署负责。本来，军咨府大臣载涛当时主要着手做的事务是组织永平秋操，他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到军事会操的准备上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其时并不在北京，而在秋操现场，得到消息后匆匆回京布置。为了达到尽快平息武昌起义的目的，先是自告奋勇带禁卫军督师前线，被载沣、奕劻劝止；当清廷决定由荫昌督师后，又因所带北洋军队问题与荫昌数次筹划军事策略；而荫昌带兵出京之时，又与荫昌密谈，令其南下过彰德时，一定要劝袁世凯出山。《大公报》的记者就捕捉到了这样的消息：“闻荫午帅于出京时，涛贝勒送至前门车站，谆嘱道：出彰德时须亲造袁慰帅处，请其顾念时局，从速出山。”不仅如此，后来在满足袁世凯所提军事事权统一问题上，载涛亦做了很大让步，“谕旨准予袁督种种特权，闻系因袁三上密电详陈：事权不一于军务大有妨碍。起初拟旨时只陆军部不为遥制，后经涛贝勒奏请遂复添入军谘府三字。”由此可见，军咨府完全配合袁世凯的军事要求。

在袁世凯的行程问题上，载涛亦十分关注，其在致陆袁世凯、荫昌的电报中有：“慰廷何日启行，极念。”一个“极”字，蕴含丰富，令人有诸多揣摩想象的空间，也透露出载涛对袁世凯出山启程的期待程度。

最后，清廷要人还多次共同敦促袁世凯出山，有报道称：“二十三日起用袁项城之明谕发表后，廷臣如内阁总协理及洵涛朗贝勒并泽公伦贝子等均特致袁项城电一道，内容多系劝袁应诏出山，速定鄂乱，藉保大局，切勿执意辞却，以致有误事机。”有的发电谓：“此次简用系出自朝廷特旨，请即从速赴任，戡定党乱，毋庸固辞。”清政府恐怕袁世凯固辞不就任，“除派阮忠枢赍书敦请外，复饬荫午帅造庐劝驾，兹闻政府因欲宫保之迅赴事机，昨又特挽袁公子克定速发家电，劝其封翁迅即起程赴鄂，以便指日剿平乱事”。总之，为了达到尽快促使袁世凯督师前线的目的，清廷可谓颇费心思。

原载《理论月刊》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