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党人经过无数次的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而取得的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以欧美为榜样的国家政治新体制——中华民国，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却被镇压武昌起义反对革命的袁世凯所获取，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南京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则成为南北一统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

难道历史就是这样不公平吗？历史怎么开这么大的玩笑呢？很长时期以来，人们不甚理解如此历史结局。尤其是袁世凯后来又破坏民主共和，血腥镇压二次革命，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通缉，赶至海外。乃至再进一步，集权专制，洪宪帝制，酿成北洋军阀的混乱局面。于是人们纷纷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不是批评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当年不该将国家大权让与袁世凯，更谴责袁世凯的卑鄙无耻，丧心病狂。如果从倒放电影的方式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辛亥革命，确实会激起人们的愤恨，对袁世凯进行挞伐则是很正常的。

然而，历史的发展道路从来就没有笔直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也从来不是人们主观愿望的结果，研究历史的方法也不是倒放电影式的，先知道、了解了结果，再去从事相关研究，就如同是戴了有色眼镜，得不到客观的认识，此乃史学研究之大忌。就袁世凯来说，他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这一点没有异议，他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重新出山，被清政府任命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镇压革命也是事实。但怎么这样一个“反革命”人物，在辛亥革命复杂多变的政局中被人们普遍看好，无论是南北各种政治势力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乃有统一全国“非袁莫属”，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非袁莫属”。清政府希望他如同当年的曾国藩一样，忠心耿耿，平定叛乱，剿灭革命党。革命党黄兴等希望他反正加入革命党一方，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视之，“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武昌首义之区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说得更为明确和直接。他在致袁世凯函中说：“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79页）立宪派领袖型人物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也都把扭转乾坤的重任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而担任成立民主共和政府重任的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早在1911年11月底在汉口会议时就做出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3页］而12月底在南京会议上选举大总统时，一听说袁世凯也赞成共和，立即决议，“缓举临时大总统”，即虚位以待袁世凯的反正，即孙中山回国之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独立各省就有了如此的决议。谁能想到，袁世凯竟然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吸引力。

袁世凯果然以自己的谋划和魄力，以其北洋集团的雄厚实力，迫使清帝退位，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袁世凯成为南北统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不二人选，先是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的同时，授予袁世凯全权组织全国统一政府，“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217页）2月13日继由孙中山先生表明明确的政治态度，赞扬袁世凯之功绩：“今幸清帝退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南北，实惟公一人是赖。谚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复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临时公报》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一日，电报）14日孙中山率南京政府要员辞职并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向袁世凯致贺：“袁慰廷先生鉴：昨孙大总统辞职经本院承许，业已电知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以慰全国之望。”（《中华民国史料》，第53页）接着就是南北各方铺天盖地地向袁世凯致贺的喜报，袁世凯就是这样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临时大总统。

如何客观解读辛亥革命的结局和袁世凯之所以众望所归，临时大总统“非袁莫属”的辛亥人的共识，我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理论方面的指导和分析，二是一手史料的客观展示。

所谓理论方面的指导，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运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但辛亥革命的结局非革命党人一种政治势力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博弈、妥协、合作的结果。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除了革命党人之外，尚有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政治势力，张謇、汤寿潜、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政治势力，满洲贵族政治势力，以及各地方势力、各种政治团体、社会名流等无不应有尽有，参与讨论和极力引导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新国家的建构。各种政治势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清帝退位，清王朝覆灭，确立民主共和新体制，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南北统一，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的结局，犹如恩格斯晚年为唯物史观增添新光彩的“历史合力论”的结果。恩格斯1890年致信约·布洛赫时提出完整的历史合力理论：即“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解读辛亥革命的结局，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在革命党人力量尚弱，不足以自己的力量单方面推翻清王朝的前提之下，综合利用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力量、立宪党人的力量以及其他政治势力，间接实现了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目标。当然，既然推翻清政府的力量不是革命党人独自的力量，那么就不可能是革命党人意志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符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对辛亥革命结局分析的一把钥匙。

当然理论的指导离不开辛亥革命当年的社会情景，离不开扎实丰富的历史文献，离不开一手的史料，离不开主要人物频繁的活动。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期间的核心人物，关键人物，在民主共和大局确定的前提之下，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成为社会各界共同拥戴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则是必然的了。至于辛亥以后袁世凯的变化，则与辛亥以后变幻的政局有关，不是袁世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丁健博士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多年，将其研究成果辑录为《史林新探》，为我们认识辛亥革命期间的袁世凯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袁世凯、研究辛亥革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张华腾

2020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