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所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其核心是什么？我说我们是在寻求实在的本质，但这又是什么意思？你不会从一线科学家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因为他们更愿意解决手头研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然而，哲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中的一些思路，可以很好地描述我所看到的科学活动的核心。通过宇宙学中的种种示例，我想要解释这样一种描述宇宙从炽热、致密的状态膨胀而来的理论。
半个世纪前，我开始从事宇宙学研究。那时，这个学科中满是一些凭空猜测，而相关证据寥寥无几。如今，我已亲眼看到它发展成为物理科学[1]中一门完善的分支学科。这样的经历不仅促使我反思在遇到一些大致可以合理定义的问题时该如何去解决，更促使我反思自己与同行们一直以来从事的事业以及我们的收获。本书正是这种反思的结果。
对于那些不熟悉物理学行话但又有兴趣了解科学家的工作与动机的读者，我希望本书可以让他们读得懂。科学界的同行看到我在此讨论一些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还讨论自然科学中支持客观物理实在（reality）的证据，或许会感到惊讶。这些并非我的同行所熟悉的话题。但我觉得，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我们正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学到的东西，这些内容是至关重要的。我并不试图评价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中关于实在的思想，但我希望这些领域的专家会有兴趣看到，他们学科中的一些观点是如何在自然科学实践中寻得共鸣的。
科学家对自身的学科也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众多种类当中，我站在经验主义者一边。我喜欢看到争论通过测量得到解决。尽管我的经验主义倾向使我只关注实验或观测对物理学理论进行检验的情况，仅此而已，但我也认识到，好奇心驱使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抽象概念：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这一概念用在科学中时，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的失败来证伪的。但它永远无法被证实，因为经验证据的准确性总是有限的。本书的主题如下：在物理宇宙学这一有解示例（worked example）中展现出的那些自然科学的经验结果汇聚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它可以支持不依赖于观测者的实在。在科学中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这样。[2]
自然科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而我们又是如何找到支持客观实在的理由的呢？我对此问题的看法发生重要转变，源于我认识到物理学中一种司空见惯的经历：当你产生一个有趣的想法后，很有可能别人已经谈论过它；或者，如果消息传播得不够快，那么别人也将独立地想到它。例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自然选择下的进化这一概念。这是另一个科学分支里的例子，但就连我也早已知道了。我在研究生时期就已经注意到物理科学中的另外一些例子，但直到最近才开始思考它们。我不觉得我的经历在这一问题上有什么特殊。其实我也从未听到物理学家谈论我们能从多重发现（multiple discoveries）这一现象中学到什么。但我逐渐认识到，达尔文和华莱士能同时萌生自然选择这一想法，这件事本身就进一步支持了该想法的合理性。毕竟，他们两人都通过扎实的工作，各自独立地注意到了相关证据。同样，在对宇宙大尺度性质（large-scale nature）及其演化的探索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多重发现本身就意味着：这些证据为我们的思考将我们引向的那些方向给出了合理的动机。
我想知道是什么人认识到，这些多重发现是评价自然科学时需要考虑的一种现象。这样的疑问将我引向了社会学家。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现象，而且我发现自己需要从社会学的书中学习一些关于物理科学实践的东西。这些书又将我引向一些哲学书，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参考这类书。
经过这番学习我才认识到，社会学家的社会建构与经验建构等概念可以解释我视如珍宝的一本书中一个令我不解之处。这本书就是列夫·朗道和叶甫盖尼·栗弗席兹（Lev Landau and Evgeny Lifshitz）合著的《经典场论》（The 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1951；我这本是1948年俄文版的英译本）[3]。这本书的前2/3是对经典电磁学理论基础的细致研究，该理论经过了充分检验，且有着广泛的应用。书的后1/3是讲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从我1958年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鲍勃·迪克（Bob Dicke）的引力研究组开始，我就知道这一理论缺乏经验支持，而这一点与电磁学截然不同。既然如此，为什么在《经典场论》中，广义相对论与电磁学所占篇幅几乎相当？在第2.2节中介绍的关于建构的社会学帮助我理解了这个问题。这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现在，我对社会学和哲学仍然比较外行，但我知道这些学科中的一些内容与科学实践息息相关。对于我们这些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社会学家的人来说，最好的学习方法是把这些内容应用到特定的物理科学研究经历中。我视之为一种有解示例，就像我们给学生设计的那些带有解题步骤的例题。关于物理科学研究的一个有解示例就是物理宇宙学，即关于宇宙大尺度性质的研究。这一学科的现代形式，始于一个世纪前的一套相当清晰的初始想法。追寻这些想法的过程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困惑与发现的有趣经历，而它们最终带来了令人满意的结论。对该理论的检验数量充分，可靠性也经过了充分检查，这些都足以构成一个令人信服地确立起来的理由，表明我们能够很好地近似描述宇宙在膨胀与冷却过程中实际发生过的现象。大多数思考过这一领域的物理科学家都赞同这一点。
我应当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如果将这个已被接受的标准理论外推到遥远的未来，或是外推到过去密度任意大的时刻，那么它将变得不再可靠。有些有趣的观点是关于未来的命运：你会听到人们谈及大挤压、大冻结以及大撕裂等有趣的观点。也有些有趣的观点是探讨大爆炸之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无论它意味着什么。但这些猜想都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我们希望以物理科学中的某个理论为例，通过研究它是如何被人们广泛接受来获得一些启示。为了达到本书的目的，我们只需讨论这样一种理论就足够了：这种理论所描述的对象遗留的那些残余已能被我们识别和解释。
对于我们这些感兴趣的人来说，整个自然科学都是令人着迷的。量子物理学中各式各样得到充分检验的预言，进一步充实了支持客观实在的理由。我推荐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终极理论之梦：探索自然的基本规律》（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earch for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Nature，1992）[4]一书中所做的讨论。然而，通过研究相对论物理学以及描述宇宙演化的相对论性理论（relativistic theory）的建立过程，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也可以用来论证这一点，即我们是在寻求一些操作起来有用的近似方法去描述客观实在这一抽象概念。我们之所以不以量子力学中的话题为例进行讨论，仅仅是因为宇宙学的历史和物理都更简单一些。
生命物质产物的性质对我们目前的讨论也有一定作用，它们可以作为例子来展示复杂物理系统研究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对一些更简单的系统进行检验所得到的证据揭示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是客观实在的有用近似。然而，通常的假定认为，生命系统体现了同一个客观实在的运行。但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目前的分析方法还不能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在科学的不同分支中，工作条件大不相同，而工作条件决定了所能开展的工作，因此不可能有一份通向科学本质的通用指南。但我们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有解示例中，也就是本书的物理宇宙学中得到有用的启示。一个有利因素是，它是自然科学中较为简单的分支学科。另一个有利因素是，我很了解这个学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一直在研究它，并且见证了它的发展。
本书介绍物理宇宙学的发展历程（从第3章到第7章），目的是说明以下三点。第一，它作为一个例子展示了物理科学的工作方式。第二，它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审视科学时一直在谈论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科学家看来也是密切相关的。当然，这些学科中的其他一些问题看起来就不是这么直接相关。第三，它展示了自然科学实践揭示客观物理实在这一论证的本质。
我首先回顾人们对物理科学的本质进行思考的思想史。这段历史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爱因斯坦正专注思考的是，一个理论可能具有何种性质才能对引力以及一个合乎逻辑的宇宙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从更早期的科学史中还可以学到更多，但是只关注一些不那么久远的、更直接相关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保持本书的条理性。即便这样一段有限的历史也是丰富多样的，我只讨论其中能够说明特定观点的一些例子，而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影响了我们今天在科学与社会领域中看待物理学理论的方式。基于这些例子以及我个人的经历，我大胆地将物理学的工作假设简单地表述为：构成我们在该学科中工作之基本依据的那些观点。
这些工作假设由第1章引入。我将它们列在该章结尾处，并对其进行讨论。它们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观点，同时也是一种假设，即我们那些更好的理论是对客观实在的有用近似。对一些人来说，客观实在这一概念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些人则对此存疑。我将从描述宇宙大尺度性质的相对论性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举一些例子来支持前一种观点。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尽管量子物理学中还有更多支持它的例子，但相对论中的例子就足够了。
物理科学的社会本质是科学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比物理科学家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而这种情况是应该得到纠正的。我将回顾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发展及其引起的反响，它通过严格检验而得到最终确立，以及关于如何将它应用于宇宙大尺度性质理论的思想历程。以这段历史为例，我们将看到物理科学的社会学，以及在该学科的研究中我们那些隐含的工作假设是如何在这些过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出于这样的目的，初始阶段的研究往往会提供最有用的信息。一旦某种研究方式被视为大有希望而得到广泛使用，之后它的发展就往往是更加顺理成章而更少具有启发性，除非这种方法最后失败了。仅仅对于一些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成功的想法，我才会简要总结一下相关研究的收尾阶段。
一些术语解释是必要的。有时候我会写到“物理学”（physics）、“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或者“科学”（science）。我用第一个词来表示对一些现象的探索，这些现象足够简单，可以用来检验物理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应该是对我们假设的某种遵循理性运行的客观实在的有用近似。一门像化学这样的“物理科学”则包含了物理学之外的一些规律和理论，它们描述的现象更为复杂，因而无法从物理学声称发现的那种对客观实在的近似中轻易推导出来。我假设化学现象背后的实在正是物理学所描述的，但要验证这一点并不容易。“自然科学”包含了化学、地质学、植物学和生物学，乃至生命的本质以及人类意识的机制。它们的复杂程度依次递增。我要强调的是，这一顺序并不涉及价值或有趣程度的大小，它们都是对我们周遭世界的考察，既富有意义又令人着迷。如上所述，我之所以用宇宙学作为一个有解示例来展示自然科学的运作机制，是因为这一学科相对简单，而且其理论与观测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相对容易判断。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通常叫作“自然”（nature，或Nature）。我用“实在”一词，以便可以用“实在的本质”（the nature of reality）这样的写法。[5]这样的用法也会根据上下文的要求而有一些例外。我常用到“客观实在”，虽然语义重复但起到了强调作用。我们早就具有关于自然或实在的观念；它就是我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样子，它就在你的面前。我相信我现在正坐着的椅子是真实的，因为如果我认为自己正在做梦的话似乎就有些愚蠢。自然科学的运作也是隐含地基于同样的假设，即世界的本质不依赖于我们对它的看法。社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认为经验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改正误导性的想法。
我不用“信仰”（belief）一词，因为它含有宗教意味。我也不用一系列表示“证明”的词（proof，demonstration和verifi cation），因为将它们用于自然科学就显得过于自信了。我用“事实”（fact）一词，因为它出现在我们将要回顾的一些有趣讨论中，而我用它的时候是这样理解的：在自然科学中，事实是一种近似，而近似的好坏只取决于支持它的那些数据的好坏。“真实的”（true）一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只不过由于它用起来非常方便，因而在这样的话题中出现得过于频繁了。我愿意用“迹象”（indication）一词表示对观测所做的一种合理解释。“令人信服地确立起来的”（persuasively established）以及“令人信服的理由”（a persuasive case）这两个虽然拗口但我觉得准确的说法，我愿意把它们用于这样的理论：它通过了充分预言检验而足以说服学界接受这一理论，时刻准备迎接新证据的发现，而这些证据可能会迫使人们去寻找更好的理论。当然，理论给出的成功预言越多，支持其成立的理由就越有说服力。我用“学界评价”（community assessment）这一短语来表示一些已被学界主流视为合理的想法。“作为标准且得到认可的”（standard and accepted）则用来表示那些在我们头脑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得到公认的学界观点。“公认的”（canonical）一词暗示着一种永久确立的理由，当然在科学中并非必然如此。
“模型”（model）往往带有示意性和猜测性，而“理论”（theory）通常被认为要比模型具有更完备的体系并经受更全面的检验。然而，宇宙学中的一些想法往往介于二者之间。我遵循通常的做法，不再区分“理论”和“模型”这两个词，除非语境表明某些极具示意性的想法最好还是被称为“模型”。我用“物理宇宙学”（physical cosmology）表示描述宇宙大尺度性质的那种理论和观测。其中，用“物理”一词作为修饰，是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宇宙学。
宇宙空间充满了一种几乎均匀分布的微波辐射。它已被可靠地证明为一种源自早期宇宙的遗迹、一种残余。它的标准名称为宇宙微波背景（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CMB）。我对这种叫法不太满意，因为这种辐射的波长在过去比现在要短得多，而且它尽管对于地球上的我们来说是一种从天而降的辐射背景，更合适的叫法却是“一片几乎均匀充斥在宇宙空间的海洋”。我称之为“残余辐射之海”。
星系离我们远去的运动，导致其光谱向红端移动。这种运动曾经被称为星系的普遍退行（general recession）。另一个星系的观测者会看到同样的普遍退行。在标准宇宙学里，空间中没有特殊的位置。除了由引力的局部变化引起的星系间的相对运动之外，平均来说，通过标准尺和标准钟测出的两星系间距总是在增加，其增加的速率与二者间距成正比。这便是哈勃定律，其中的比例常数即为哈勃常数H0。（也就是说，距离为r处的星系的退行速度v=H0r。）国际天文联合会已决定将这一关系称为哈勃-勒梅特定律，因为在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找到这一关系的天文学证据之前，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就预见了它，而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ître）发现了一个直接的预言。但为了简洁，我仍沿用旧的叫法。
有时人们会说空间在膨胀，但这种说法会令人困惑。除了那些通常的生物学效应[6]，你我并没有在膨胀，而除了吸积带来质量增加以及星系风导致质量损失之外，平均来说，星系也没有膨胀。我们最好还是将其理解为星系之间的空间在增大即可。也即，平均来说，星系在相互远离。
牛顿引力理论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非相对论极限。在一些看上去适当的地方，我把“爱因斯坦”一词置于他的理论之前，但更多时候我还是用“广义相对论”这一更简短的叫法。
关于宇宙膨胀的相对论性理论，其名称是大家熟知的“大爆炸”。西蒙·米顿（Simon Mitton，2005）将“大爆炸”一词归功于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这个名称并不恰当，因为“爆炸”一词暗示着一个发生在特定空间和时间的事件。这一充分检验过的宇宙学理论描述的是一个几乎均匀的宇宙，既没有可见的边缘，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地点或特殊的中心，因而与“爆炸”的含义相去甚远。而且，宇宙学也并非在描述一个事件：它描述的是宇宙的演化，即从一个极其致密、（我们现在所谓）炽热且迅速膨胀的早期状态开始，一直演化到目前的状态。然而，鉴于“大爆炸”一词在人们印象中已根深蒂固，我还是继续使用它。
最后，在结束这样一番细致入微的术语解释之前，让我再来解释一下精确（precise）与准确（accurate）的区别。这一点对于讨论当前标准宇宙学的检验（包括第6.10节回顾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假设我对一个物体的长度进行多次测量，得到其平均值为L=1.11±0.01厘米。通过对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可以减少每次测量中的不确定度。在这个例子中，经过平均之后的不确定度大约就是±0.01厘米。然而，测量结果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系统误差的影响。也许测量工具被我摔了一下之后有些变形，也许它的刻度本身就有些不准。假设我对系统误差效应做了最佳估计之后得到的结果是L=1.2±0.1厘米。那么，第一个结果L=1.11±0.01厘米要更精确，而第二个结果L=1.2±0.1厘米则更准确。每当见到一些有成就的理论家不懂这个差别，总让我感到不安。这个差别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描述这一学科中人们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以及所做的工作。我引述了不少其他作者的原话，他们讲得比我好。从研究生期间开始，我接受的训练就是要重视数据。然而，对我来说，引文也是一种数据。有些引文可能会有误导性，而其他形式的数据也可能会有误导性，但平均来说，数据包含有用的信息，值得认真对待。因此，在对德语或法语的引文提供翻译时，我总是小心谨慎。只要能找得到，我都用已公开发表的译本。否则，我就在谷歌的帮助下凭借我对这些语言的零星记忆来亲自翻译它们。翻译中会丢失一些东西，但我想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
书中引用了一些学术文献，为的是这样一些读者，他们可能想去检查一下那些支持我的论断的证据，也可能只是想确信证据的存在。我在注释中标出了所引用《爱因斯坦文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Stachel，Klein，Shulman et al.，1987）的卷号和文档号，可通过下述网站查阅：https://einsteinpa pers.press.princeton.edu。
谢丽尔·米萨克（Cheryl Misak）的《剑桥实用主义：从珀斯[7]和詹姆斯到拉姆塞和维特根斯坦》（Cambridge Pragmatism: From Peirce and James to Ramsey and Wittgenstein，2016），以及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的《疯狂时代的精确思考：维也纳学派及对科学基础的伟大探索》（Exact Thinking in Demented Times: The Vienna Circle and the Epic Quest for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2017），这两本书让我了解到一个世纪之前关于物理学的种种思考。从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 c Facts，1979；1986）[8]一书中，我学到了社会学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社会性方面所做的讨论。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力学的科学：从批判与历史的角度评述其发展》（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1902，以及后来的英译本）[9]一书中，对我们现在所谓的经典力学有着极为详尽的讨论。它们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马赫对他所谓“物理学之不协调的形式发展”所做的批评，带给我们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马赫指的是什么？我也从许多其他专家那里收获良多，包括参考文献中列出的那些。
科学哲学方面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总让我感到如履薄冰。我要特别感谢保罗·霍伊宁根-许纳（Paul Hoyningen-Huene）、戴维·凯泽（David Kaiser）、克里斯蒂娜·科臣斯基（Krystyna Koczanski）、皮特·科臣斯基（Peter Koczanski）以及谢丽尔·米萨克帮助我认识到我是能够从事这种写作的。当然，书中的错误都应该算我的。皮特·萨尔森（Peter Saulson）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LIGO科学合作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发现了天体并合产生的引力波）。皮特曾观察到一位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正在观察该组织中的物理学家。皮特从这一经历中得出的忠告以及他对社会学的思考，对我是很重要的。科学社会学是一门很微妙的学问，我很感谢柯安哲（Angela Creager）、瑞吉娜·肯南（Regina Kennan）、珍妮特·沃特西（Janet Vertesi）以及哈莉特·祖克曼（Harriet Zuckerman）就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我进行发人深省的讨论。米歇尔·杨森（Michel Janssen）、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以及克里福德·威尔（Clif ord Will）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起源这一问题上给了我权威性的意见。我感谢查尔斯·罗伯特·奥戴尔（Charles Robert O’Dell）帮我回忆了在宇宙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关于氦丰度的天文学研究，感谢弗吉尼亚·特林布（Virginia Trimble）帮我回忆了对广义相对论早期检验十分重要的白矮星引力红移测量，感谢斯坦尼斯拉斯·莱布勒（Stanislas Leibler）和我讨论了生物物理学的分子在这段经历中的奇特作用，感谢弗洛里安·博伊特勒（Florian Beutler）为我制作了第209页图中下方那张关键的子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科学板块的出版人英格丽德·格纳利希（Ingrid Gnerlich）在提高本书的可读性方面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建议。她还为我提供了两篇由能干的读者撰写的书评。他们的评论改进了本书，特别是让我认识到有必要对我原先试图解释的内容做出更为充实可靠的解释。艾莉森·皮布尔斯（Alison Peebles）和莱斯莉·皮布尔斯（Lesley Peebles）为促成这篇阐述本书宗旨的前言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本书写作过程中的一大快乐，就是仔细思考来自上述各位以及在我漫长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其他人的种种观点。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向我清晰地解释了一些想法，从而让我能够理解它们。
我非常幸运能够最终任职于一所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在这里我可以向满怀兴趣的学生讲授物理学，还可以和常常让我深受启发的同事一起工作。对我来说（对其他许多人也一样），最重要的是这里有物理学教授罗伯特·亨利·迪克（Robert Henry Dicke）。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鲍勃。1958年，我从曼尼托巴大学毕业后作为物理学研究生新生来到普林斯顿，本打算从事粒子物理学研究。非常幸运的是，我在曼尼托巴的同学鲍勃·摩尔（Bob Moore）邀请我一起参加迪克的研究组会，探讨如何改进引力物理学和相对论的经验基础。好多诺贝尔物理学奖，包括我获得的在内，都源于迪克的课题组。这些都印证了迪克的远见卓识。
我在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经济效益的研究领域中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普林斯顿大学的领导层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顾虑。在我看来，这正体现了社会对这类研究的重视。这是一种在好奇心驱使下，对我们周遭的宏观和微观世界所做的探索。
一线的科学家或许可以考虑花几个晚上来读一下这本书，了解一下在我看来他们一直从事的事业的核心是什么，并且和他们自己的看法对比一下。我想他们应该已经形成了这种看法，即便他们对此无暇思考。有些人对物理科学中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但并未接受过该学科中数学语言的训练。他们也完全可以比我们这些一线工作者花更多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所做的事情。我已努力让书中的论述对这一阵营的读者来说具有可读性和知识性。正文中的公式很少，更多的公式被放在了括号里和注释中。同时，我会用注释来解释极少数难以避免的专业术语。专业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对于我从他们学科的众多思想中学到的内容，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但我希望他们也会有兴趣了解一下我是如何将所学内容运用到我们这些一线科学家的实际经历中的。
[1] 作者用“物理科学”一词指涉的内容比“物理学”要广泛，下文会对这些术语的含义进行解释。（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即人们在科学中只能积累更多证据，但永远无法完全证实某个科学理论。
[3] 中文版参见朗道、栗弗席兹：《场论》，鲁欣、任朗、袁炳南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4] 中文版参见斯蒂芬·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李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5] 这样可以避免the nature of nature这样的写法，其中第一个nature为“本质”，而第二个nature表示“自然”，其含义与“实在”（reality）相当。
[6] 比如长胖。
[7] 珀斯（Peirce），旧译“皮尔士”或“皮尔斯”，按发音当为“珀斯”。参照江怡：《论珀斯与分析哲学之关系》，载《学术月刊》，第47卷，13页，2015年。
[8] 中文版参见布鲁诺·拉图尔、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刁小英、张伯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译者对有些书名的译法有不同理解，故未采用已有中文版的译法。后同。
[9] 中文版参见恩斯特·马赫：《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