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的典范：政治家和先知

大部分领导人不是目光远大型人物，而是管理型人物。每个社会、每个层级的机构都需要管理人员来指导机构的日常运作。但是在危机时期，无论是战争爆发、技术迅猛变化、经济严重失常，还是意识形态动乱，维持现状都可能是风险最大的办法。有些社会比较幸运，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变革性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分为两种理想类型：政治家和先知。[15]

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明白，自己担负着两大重任。第一个任务是通过操纵环境来保全社会，而不能被环境压倒。这样的领导人会拥抱变化和进步，同时确保在自己推动的演变过程中，本国社会仍旧不失基本的自我。第二个任务是牢记自身的局限，在追求愿景时保持谨慎。这样的领导人无论结果如何，自己都承担责任。对于许多以失败告终的伟大希望、无数无法实现的良好意图，以及人类事务中如附骨之疽的自私、贪权和暴力，他们一般都有清醒的认识。具有这种领导力的政治家通常会做好安排，以防哪怕是最周密的计划中途流产，或最雄辩的陈词别有用心。他们一般对那些将政策个人化的人抱有怀疑，因为历史表明，主要依靠某一个人的组织结构是脆弱的。这样的领导人雄心远大但不追求根本性变革，在工作中遵循着他们眼中的历史脉络，在推动社会向前的同时，将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根本价值观看作留给后世的历史遗产（不过在保留精髓的前提下做了改动）。政治家型的睿智领导人看得出何时需要超越现有的机构制度和价值观，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他们明白，自己的社会要兴旺，就必须确保做出的改变不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此类政治家包括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16]的17世纪领导人，也包括19世纪的几位欧洲领导人，如帕麦斯顿、格莱斯顿、迪斯累里和俾斯麦，20世纪的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也都是政治家型领导人。

第二类领导人是目光远大型的，或称先知型。他们看待现有的机构制度不是考虑可能做到什么，而是考虑为了未来的愿景必须做什么。先知型领导人用自己超越当下的远见作为自己正确的证明。他们渴望有一张白纸供他们挥洒自己的宏图，所以将抹掉过去当成头等大事——精华和糟粕一概去除。先知的高明在于他们重新定义了可能性。他们是萧伯纳将“所有的进步”归功于斯的所谓的“非理性的人”[17]。先知型领导人相信终极解决，通常不信任渐进方法，认为那是对时代和环境不必要的让步。他们的目标是超越现状，而非管理现状。阿肯那顿、圣女贞德、罗伯斯庇尔、列宁和甘地均属于历史上的先知型领导人。

两种领导人类型之间的分界线看似绝对，其实并非不可逾越。领导人可以从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或主要以一种类型的方式行事，但也采用另一种类型的做法。丘吉尔在他的“在野岁月”、戴高乐在作为“自由法国”运动领导人之时，都属于先知一类，1973年后的萨达特也是先知型。本书介绍的六位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都是这两种类型的结合，虽然更倾向于政治家类型。

古人当中，这两种类型的最佳结合体现在地米斯托克利的领导力之中。这位雅典领导人拯救了雅典这个希腊城邦，使其免于被波斯帝国吞并。修昔底德说，地米斯托克利“既是在不容思考的突发危机中最好的决断者，也是预见未来的最好的先知，甚至可以预知最遥远的可能性”[18]。

这两种类型的领导人若是碰到一起，经常难分轩轾且令人气沮，因为衡量他们成功的标准有所不同。对政治家的考验是看政治结构在压力下能否持久，而衡量先知的成就用的是绝对标准。政治家评估某个办法是看它是否有用，而不是看它是不是“真理”；先知则认为这种态度等于亵渎，是权宜之计压倒了普世原则。对政治家来说，谈判是实现稳定的机制；对先知来说，谈判可以成为说服对手或打消其气焰的手段。政治家认为，维护国际秩序重于秩序内的任何争端；先知则一心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惜推翻现有秩序。

两种类型的领导力都曾造成巨变，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不过，先知型领导令人振奋激动，通常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与痛苦。两种类型都有自己的克星。政治家的难题是，平衡虽然是稳定和长期进步的条件，却不能自我维持。先知的风险是，在激昂的情绪中，人性可能被宏大的愿景所淹没，使个人沦为区区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