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村庄人物志
汪天钊，男，1971年3月出生，河南省唐河县人，现居洛阳。系首届奔流文学院签约作者、《洛阳晚报》专栏作者、洛阳文学院第四届特约创作员。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延河》《黄河文学》《佛山文艺》等文学期刊。曾获首届河南文学期刊散文奖、首届奔流文学奖。
河南馒头
当我得知三哥两口子过了年也要出门，心里空落落的，如底朝天倒出了最后一滴酒的酒瓶子，身边发生的才是最有影响力的——三哥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弟兄，同一个曾祖父，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每天都要见上一面，没什么事，大都废话连篇，却也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其实这是顾影自怜，村人出门的有增无减，各找各的门路，窝在家的原因只有一个，自己苦思冥想了几天几夜也不知道去哪儿，哪一条路都被挂上“此路不通”的路标，没有一个人真的敢来一次说走就走的任性。我没有想到三哥两口子会出门，年前他们才买了一头牛，盖了牛棚和草屋，颇有大干一场的架势。出门前都有征兆的，比如安排自己的责任田、处理牲畜、转移物品，大搬家一样，三哥两口子是说走就走，就像是临时决定。走时三哥的岳父岳母来到了他家里，来帮他们维持原状。
三哥两口子出门卖馒头。
什么事情都是靠穿针引线，就如一个地方的蔬菜白白地烂掉，另一个地方的蔬菜则物以稀为贵，因此有了流动，有了南来北往，东奔西走。一旦形成了一个地方的气候和土壤，就会有更多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主动或被动地裹挟其中，不管那条道路是好还是不好，适合自己不适合自己，这就是潮流的力量。我们邻近的一个乡镇，女性打工所从事的行业不用问，大多是足疗按摩。有个地方歌舞团多，慢慢地很多人都经营起了自己的小团队。在一个厂里打工，可能都来自某一个地方或区域。亲戚当中起初有一个人当保安，后来他的很多亲戚朋友都成了保安。
卖馒头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的过程，亲戚串亲戚、兄弟帮兄弟、村人带村人，通过不同的途径慢慢地波及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我们村是一个很守旧的村庄，打工虽早就习以为常，但基本上以年轻人为主，真正对我们村庄釜底抽薪的是卖馒头，从没有出过三门四户、老实巴交的人家都禁不住诱惑，村里十之七八的人家都从事了、或从事过这个行业。三哥两口子出门卖馒头搭乘的已经是末班车，孩子上了初中，他们都四十不惑了。
北方人在北方人面前炫耀说会蒸馒头，无疑是贻笑大方，到了南方才可能成为一种技能。馒头的本质意义也发生了改变，从日常的一种食品升级为一种地方特产，身价提高了，利润自然也大了。村里卖馒头的全部南下，到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东等省份。
如果见过货郎担、卖酱油醋、钉锅补锅的行当，就知道卖馒头是一种什么样的行当了，对了，就是卖冰棍的再版——车子后面带着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子，不过里面装的不是冰棍，而是馒头。这样的经营方式是很原始的，游乡串村，深入到市场的最细部和最末端。确切地说，去的地方大都是偏远的山区。山区的村庄相距都很远，住户分散得像逃跑的一样。前途未卜，开张时谁也不想下大血本，都是骑自行车，等情况稳定下来，真的赚了钱才敢买摩托车。卖馒头的过程其实就是赶路的过程，从一个村庄赶往另一个村庄，一个住户赶往另一个住户，时间大都浪费在了赶路上，一天下来不知道跑多远的路程，风尘仆仆，血不养心。山路崎岖，坡多且陡，拐弯多，危险也多。货郎担用的是摇头鼓，他们用的是喇叭，录好声音，路上关上，进村里开开，喊的就四个字：河南馒头。
三哥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早有打算的，只是没有机会，只好一直等待。早期卖馒头的、脑子灵活的深谙生财之道，他们开疆拓土，自己先找地方，经营了一段时间后把这个馒头点卖掉，然后再去新的地方，然后再卖掉。蒸馒头的设备其实就是一台搅面机和十几层的蒸笼，成本也不过两千多块，但一个馒头点能卖万元左右，别心理不平衡，谁让你没有那一股子的闯劲儿？人家交给你的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你吃的是现成饭。初期馒头就是新鲜物，也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大小、色泽、味道没有比较，初期的生意都比较好，利润也实现了最大化。过上一段时间生意就淡了，米饭毕竟是南方人的主食，馒头再好也是副食，到了节日，南方人就做糍粑之类的糕点，馒头就更无人问津了。三哥的馒头点就是二手馒头点，原来的主人又去了新的地方，才把这个馒头点卖给了他，他叮嘱那人好几年了。
接手之后三哥才知道真相，这个馒头点是倒闭的馒头点，几乎没有生意。三哥犹豫过，回来怕人耻笑，换地方自己又摸门当窗户。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三哥留下来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剧痛。三哥首先是把馒头做好，毕竟和家庭蒸馒头有区别，量大。一次馒头欠火候，吃着腻，他就偷偷地把那些馒头全部埋掉了，一个都没卖。到了村里没人买，三哥也不急着走掉，见了人就打招呼，拉家常，那里的人都认识了他。有人说不买，就尝尝，他说中。生意好不好，都坚持天天去，没有约定，但比约定都守信用。馒头点的起死回生，理由只有一个，完全是靠三哥两口子的不懈努力，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三哥卖馒头的地方是重庆，那里乡镇的茶馆多，他就串茶馆，他的馒头成了茶馆里的日常食品。下雨天茶馆里的人大多不回家，吃馒头喝茶就是一顿饭，雨天正是他们忙活的时候，一天都不舍得落下。风里来雨里去，放在他们身上才是最真实的写照。农忙是难得的商机，比如插秧、收割水稻，三哥就直接到了田间地头，路况更不好了，跑的路程也就更多了，这是最辛苦的外卖，却没有配送费用。有个地方积水，是通往镇上的必经之地，下雨了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深潭，多天不会干，三哥就脱了鞋子，裤腿高高地挽起来，扛着馒头车子蹚水过去，一年四季如此。夏天蒸馒头，老天就把三哥爆溜成活色生香的一条鱼；冬天的深夜，三哥就是一根焊条，把寒冷与生活呲呲地焊接起来。蒸馒头再累，也比不得田间的劳作，只是熬夜把人熬怕了，三哥说什么都不欠，就欠瞌睡，什么都不羡慕，就羡慕好好地睡上一觉。前几年三哥急于把本钱挣回来，一天三顿都卖馒头，似乎成了机器人，亲人们给他们打电话总是劝他们：悠着点，身体要紧！三哥心里说，他懂。
卖馒头也有江湖，也讲究先来后到，一个地方如果有了馒头店就不允许进入第二家，每个馒头店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馒头店的生意再不好，也不允许他人进入。卖馒头的大都守信，不需要监督，不需要写字立据。三哥的生意本来可以更好的，但他一直就在自己的范围内。
三哥结婚时是三间小瓦房，十几年之后还是三间小瓦房，日子紧巴巴的，借东补西。他们也只有一个孩子。年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年关，有几年都是三嫂回娘家讨的钱。卖了三年馒头之后，三哥就盖了上下六间楼房，两间一过道，一处院落。钱不够，借了一部分，他说不怕，有馒头顶着。和三哥一样，村里很多人家的楼房就是靠卖馒头盖起来的。
村里有两家出了事，一家是我的另一个族兄弟，他在卖馒头的路上被汽车撞了，昏迷了八天八夜，头上的伤疤手指头一样粗，拃巴长，吓死人。消息传到村里都说没救了，老天可能是怜悯他吧，让他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醒来后竟然没有后遗症。那年他的女儿才几岁，儿子还在蹒跚学步。
另一家和我家住得很近，我吃饭时就端着碗上他家串门子。他媳妇的手被轧面机轧断了一根手指，接上需要不少的费用，没舍得，说少了一根手指也不耽误啥。第二年他儿子的腿被撞断了，二十多岁，结婚没多久。两年了，我见到他儿子时还坐在轮椅上，说要做几次手术，手术成功的话也只能正常行走，不能体力劳动了。
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日难，有的没卖多久就回来了，打死也不说出门的事了，种地比以前更踏实了。有的是间歇性的，反复几次。有的一直在卖。过去了将近二十年，目前全村还有一小半在卖馒头，对于他们来说，卖馒头真的成了一种职业。
三哥两口子还在其中。我每次想起他们，都想象着他们忙碌的样子：在案子上快速地搓着剂子，把蒸笼一笼一笼地搬上去或搬下来，呼呼作响的火光中，他们的脸庞一红一暗，他们长久以来锻炼出的发达的嗅觉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气息里的变化，当细微的香甜弥散开来，一种快感瞬间淹没了倦意。
南阳校油泵
若不是矛盾爆发出来，东东的家事绝对是一个秘密，鲜为人知。东东的房子是五间楼房，村里最早的楼房，低矮，房间狭小，还没有楼梯间，上下用一个能够移动的木梯，往上面存放物品要用绳子拉上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样的楼房也是气派的，令人羡慕，这是东东结婚的筹码，娶了一个颇有姿色的媳妇。
老二春住进了上面的两间楼房里。春没有必要这样，他吃在老宅，老宅在村中间，东东家在村外边，中间还隔着村里的大水塘，去一次似乎就是出塞。农村的楼房上面都是用来放粮食放东西的，根本没有人住。上层楼房在夏天被比作蒸笼一点都不为过，动物闷在里面绝对会脱水休克，塑料袋在下面能用好多年，在上面一个夏天就不行了，用手指头一戳就是一个窟窿。春搬到上面的时候正是三伏天。
原来，五间楼房并不是全部属于东东的，属于东东的只有下面三间，上面两间是春的，分家时是有协议的，有族家管事的人作证。明显，对于春来说绝对是劣势的，他根本不可能住在上面，在上面生活，这种状态下的五间楼房还不如三间瓦房，三间瓦房还能三间两房——两头各住着一对夫妻，各过各的日子。协议的解决其实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两间房子估价，东东买下来。东东弟兄四个，东东是老大，挨家的，事都是连着的，不给人喘息的机会，要是都达到东东结婚的条件，就如在城市里给弟兄四个每人买一套房子，对于一个平常的农家来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当时春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房子是前提，他眼巴巴地指望着东东把钱还给他，但东东保持沉默，一直不作为，随便春折腾，就是没钱。春为了证明自己是那两间房子的主人，所以才住了上去，他让东东把上面的东西都搬了出去。春结婚时借用了族家的一处闲房子，当天一大早我去给他帮忙。很久没有打开房门，潮湿霉呛，一间曾经是草屋，一地麦糠，满屋飞蛾蛛丝；一间拴过羊，羊屎蛋子还在，骚味扑鼻。主人家既宽容又苛刻，只能放东西，不能过夜。上午把新娘的嫁妆放在那里，当天夜里就又搬到了春的家里。可能就是因为这吧，兄弟两个之间有了怨气，直到现在，他们兄弟两个谁也不理谁，如陌路人，都说对方把自己逼到了绝路。
后来又听知情人说，这五间楼房也不知道是咋盖起来的，东东的父亲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砖头是赊的，工钱欠着，说的时候距离盖房子都好多年了，一直都没还。不知道是生活把一个人变成了无赖，还是他本身就是无赖之人。有人向东东的父亲讨要工钱，他父亲直接把头往前一伸：来吧，把我的脖子割了算了。他父亲种菜时曾经给盖房子的人送过菜，一人一大肥料袋子白菜，有人要了，有人没要，没要的心里嘀咕着是不是用来抵工钱啊，也不知道这白菜有多贵，结果是要了还算有报酬，不要的就什么也没有了；盖房子干了那么多天，算是奉献。
东东结婚后买了四轮跑运输，贷款买的，活儿也不少，贷款却一直没还上，那五间楼房原来是什么样子，多年后还是什么样子。其他兄弟，也都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打拼，谁也无法顾及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东完美地演绎了这句话的真实性。如今东东很富有，对于一般家庭来说难以企及，几辈子也难以实现。东东在县城买了几套房子，还有商铺，几辆小车，这是可见的，不可见的听知情人说一年收入几十万是常态。现在农村娶个媳妇要多难有多难，很多家庭殷实、相貌英俊的小伙子都成了老大难，而东东娶媳妇儿如选豆种一样扒扒拣拣，总想找到最满意的那一粒。改变东东命运的，是他从事了一种行业——校油泵。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油泵是发动机的心脏，体积很小，技术含量却都集中在上面，如电子系统里的芯片，汽车其他部位的故障都可以摸索，唯有油泵这一块儿不敢触及，必须找专业人士。校油泵的费用不菲，校一次可不是千儿八百就能解决的。
幸运但不偶然，这是一个从长计议的事情。东东的孩子舅是干校油泵的。孩子舅原本也是很穷的，也跑过运输，曾经出了一次事故，险些要了他的命。孩子舅干了校油泵之后才发了家，在县城买了房子，供几个孩子上了大学。东东的兄弟老四初中毕业，本来要去当兵的，当兵是农村孩子第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名额都争取过来了，东东却要老四跟着孩子舅学习校油泵，这是一次赌注，拿着老四的前途做赌注。汽车修理行业特别烦琐，常常一晌卸不掉一个螺丝；特别脏，哪里穿过干净的衣服，看到他们从来都是油腻的；冬天揣着手还不暖和，他们还是两手油。年轻人多注意自己的形象，出门总是把衣服掸得一尘不染。老四呢，可能意识到了“手艺”对于生存的重要性，他的命运决定着大家庭的命运，老四比谁都能吃苦，比谁都勤快，比谁都用心。几年过后，老四就成了一个技术娴熟的校油泵师傅。
接下来东东投资，老四管技术，也有老客户，兄弟两个人合伙儿干起了校油泵，生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日子自然富裕起来。按照原来的家庭状况，老四婚姻面临的困难非常大，现在好了，一切迎刃而解。等东东稳定之后，老四脱离出来另立门户，几年之后老四再回到村里，也成了有实力的校油泵老板，有车有房有生意。
村人听到一些闲言碎语，说东东根本不想和老四分开，老四的离开等于釜底抽薪，分开之后的一段时间东东的生意确实受到一定的影响，老四虽不好意思挑明，却也是铁了心，偷偷跑出来的。东东骂老四没有良心，没有他老四会有今日？老四也很委屈，他给东东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够兄弟情义了。分开正常，兄弟打烂头，过后还是亲兄弟。
兄弟老三的加入似乎是水到渠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似乎也是注定的事，没几年，老三的日子也有了显著改观。老三承包过地，打过工，购买了大型拖拉机犁地，但还是不能缓解他生了两个儿子的压力。
弟兄三人都在贵州。贵州对村人来说，除了“黔之驴”的故事之外都是陌生的，压根也没有想到天下还会有那么一个地方。同行是冤家，排异是一种天性，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在他乡异地能够扎下根来绝非易事。东东的孩子舅就和当地干校油泵的发生了严重冲突，打了多年的官司，最后还是没法在那里待了。东东兄弟三人亲口把他们的创业经历讲述出来，未必有文采，但一定精彩跌宕、血肉丰满，有一次次走投无路的绝望，有一次次喜极而泣的重生。
客户中很少有人知道东东兄弟们姓什名谁、南阳哪里的，只知道他们是南阳人，从事校油泵的南阳人很多，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打出来的招牌都是一样的——南阳校油泵。南阳校油泵在校油泵行业里非常响亮，若要注册认证，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卷入纷争。我和东东是邻居，非常熟悉，又是同龄人，在家时经常在一起，结婚后还曾经同榻长谈，抵足而眠。我打了很多年工，去过很多地方，总是在意想不到的他乡异地和南阳校油泵不期而遇，看到他们就像是看到了东东一样亲切温暖。
老汪水电
如果明当年的婚姻真的改写，有两个人要打掉牙和血吞，只恨自己有眼无珠，做了世界上最傻的傻事，一个是明的媳妇，另一个是明的岳父。
明和我是同龄人，我们两家之间只隔了一家，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明上学时成绩一般，一般高中都没考上，也没显现出有过人之处。明的媳妇和明是初中同学，明的媳妇比谁都清楚明的情况。明的家境也一般，三间土坯房，母亲身体不好，人老几辈子都是打坷垃的，也没什么社会背景，亲戚朋友谁也拉帮不了谁。明的媳妇是邻村的，最多一里路，明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掂瓦刀的泥瓦匠，经常在一起干活，彼此了解得没法再了解了。起初明的岳父说啥都不愿意，非常决绝，亏得明追求爱情锲而不舍，也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明的媳妇终于答应了，岳父虽然没有像王宝钏的父亲那样和女儿三击掌，还是一百个勉强。
明辍学后就去北京打工了，一去就是很多年，没听到有什么动静，当听到有动静时，明已经是个包工头了，挣了大钱。其实那时言过其实，不过是打工稳定，在北京能够生存，比一般的打工者收入高而已。所谓的包工头就是能够带着几个人干活，有机会承揽一些零碎活儿。从知情人的闲谈中，填充了明在北京打工的情况和人生的重大转折。从一个小工到师傅的过程所吃的苦可以省略，不可以省略的，是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坚持。他所打工的公司有两年业务少、不正常，最后陷入困顿，其他人都走了，唯有明不离不弃，有活儿干活儿，没活儿也不回家，等着公司再联系新业务，随叫随到。也就是说，明的命运和那家公司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不是赌注也是赌注，那家公司的糟糕也是他的糟糕，那家公司的好运也是他的好运，颇有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意味。应该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伏笔，为明的以后打下了坚实的铺垫，幸运的是，那家公司熬过最艰难的时期之后形势好转，慢慢做大做强。
最早投奔明的是他的族兄弟、亲戚，这些兄弟和亲戚现在都成了施工队里的骨干力量，日子也比一般的村民富裕多了。不知道是明的业务在不断扩大，需要更多的人，还是更多的人去他那儿打工，他才有更大的能力承揽更多的业务，反正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去了他那儿，有的是父子、兄弟、夫妻，曾有一家人都成了明的民工。现在村里谁只要说去北京打工，不用怀疑，都是投奔明去的。明的施工队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有实力，明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老板。明在县城买房子时，村民的想法都还没有萌生，明在北京定居在村里是唯一的，将来大概也没人能够超越。
社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由相匹配的各行各业做支撑的，每个行业都要具备成熟的专业队伍，比如建筑行业，钢筋工就是钢筋工，木工就是木工，架桥的就是架桥的，盖楼房的就是盖楼房的，铺路的就是铺路的，就是同一工种，具体的技术含量也各不相同。明从事的是水电安装。在工地上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都叫他“老汪”，称他的施工队是“老汪水电”。我们村叫“大汪庄”，顾名思义以汪姓为主，追溯到若干年前，我们都是一脉相传，施工队里的成员自然也是姓汪的多，是名副其实的“老汪水电”。在一定范围内，老汪水电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明在北京快三十年了，老汪水电在北京城里究竟留下了多少属于他们的足迹和背影，多少栋楼房、多少旮旯里、多少条水电线路浸渍着他们的汗水，谁能够说得清楚？
农民的身份是复合的，他的另一个身份很可能是一个木匠、窑匠、铁匠、泥瓦匠、理发的、唱戏的、做某种买卖的，现在我们村里又添了一种新职业：水电工。很多人都成了精通水电安装的师傅——会看图纸，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了这种技能，村民打工就多了一种选择和资本，到哪里都受欢迎。
村民还是乐意去明那里打工，很多问题不是问题，比如借支、请假相对宽松，村民都还种着地，农忙必须回去，农闲了再出来打工，回去心里也踏实，从不担心讨要工钱。
北京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也是很多人的人生梦想，一辈子如果能够去一趟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个影，也没白活。要是去旅游，村里恐怕没有几个人舍得去，这下好了，村民们打工的同时，顺便也逛了北京城。有一次工地就在天安门附近，他们天天夜晚就去天安门散步，整个广场熟悉得透亮。他们说到了天子脚下，看了皇帝老子住的地方，真的算见过世面了。
村民从北京打工回来，总是带着一股新鲜的气息，传递着世界的声音。
选自《时代报告》（奔流）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