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本书所收论文的若干说明

本书所收各篇论文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前后不一，其中第三、四篇发表于1994年，而第九、十、十一篇则是2001年才刊出的。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我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也有相当的进步。如果根据现在的认识对过去的文章作一大修改，无疑能够更好地表现目前的研究水平。但是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还是基本保持这些论文的原貌。其理由如下：学问提高无尽头，如果一个人不故步自封，那么他对以前研究成果永远也不会感到满意。此刻修改得比较满意了，但随后可能发觉还需再修改。因此若要修改的话，可以说改不胜改，永无止境。同时，这种修改也会导致以往的研究成果“失真”，从而使得学界同行在引用或批评这些论文时无所适从。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论文基本上未作改动，仅对个别字句作一些微小的修改，并为方便读者阅读，在文中新加上了一些小标题。

在将有关论文收入本书时，有几点技术性说明如下：

1.遵循现在的国际学术惯例，在有关讨论中涉及到的学者，除个别特殊的场合外，都直书其名，而略去了诸如先生、教授等尊称或头衔。这样做并不是对有关学者不敬，而是因为在学术讨论中，所有学者都应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们应当注意的只是他们发表的意见和看法，而非其身份与地位。

2.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任何人的研究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如果学术要发展，必然要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采纳其成就，扬弃其错误。倘若我们真的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话，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研究中的不足。指出其不足，绝非否定其成就。由于这样的原因，本书在讨论问题时，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前辈学者的观点也采取“临文不讳”的态度进行分析和评述，如果认为他们的观点有误，也将直率地提出批评。当然，这样做并不影响我对这些学者及其成就的尊敬。

3.由于本书所收论文发表时间前后不一，有些问题在较早的文章中进行讨论时，所引用的拙著有些尚未刊出，因此只能注明其名称和章节。但是到了今天，有关拙著已经出版，因此可以将页码标明了。对于这些，我在脚注中做了一些补注。但是在此仍要提醒读者，请勿因此为较早发表的文章引用了后来刊出的拙著而感到诧异。

4.本书所收入的各篇论文，因为都是研究江南经济史的，因此在进行讨论时，不免会出现一些相同或相似的论述。重复当然应当避免，但是如果把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论述一律精简，就难免造成有关论文的残缺不全，使读者难以完整了解各篇论文所表述的看法。我对此采用了分别对待的方法，即对篇幅较大者，仅在最必要的地方保留，而在其他地方则以互见的方法处理；对于篇幅较小者，则予以保留，以保持这些论文的原貌。对这种处理方式，盼读者予以理解。最后，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各篇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汇总编为一个“征引文献目录”，置于书末，以备读者查阅其出处等情况；而在行文中，则仅注明作者名及文献名。

最后，我还要强调：学问无止境，探索无尽头。我一向非常敬重的斯波义信先生，去年在一封来信中就提到我新近发表的《“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与我在1990年出版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的观点，有非常大的不同。对我的研究了解甚深的黄宗智先生，1997年相晤时也谈到我近来关于明清江南农民经济的看法，大异于过去的看法。是的，在我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二十多年中（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乃至对中国经济史的总体看法，都在不断发生改变，而且我相信这种情况今后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变化并非“趋时”，而是由于认识在不断加深所致。我们的认识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因此尽管力求完美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但是任何一个时候所作出的成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现在看过去的研究成果往往会有“觉今是而昔非”之感，而日后看今天的研究成果也难免是“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因此观点不断发生变化，我觉得是好事，因为它表明了我在学术上还没有僵化，还能积极吸收新思想，学习新方法，开辟新领域。而尝试和探索从多视角来看经济史上的问题，就是促使我的学术观点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拙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曾经引用过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勒克拉夫在二十年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状况所作的总结中的一些话。当时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历史学卷（即《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他在该书中写道：“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种严重的情况，使得“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注23。由此意义上可以说，只有不断地质疑以往的研究（特别是自己的研究），探索新的思路，尝试新的方法，才能使历史学在这个决定性的转折中度过难关，发扬光大。而在这种探索与尝试中，从多视角来看历史现象的方法，已被证明至为重要。因此，本书在此方面所作的探索与尝试，尽管只是初步的，但是毕竟已经走出了我的第一步。这些探索与尝试，无论其成功与否，其经验对其他学者都可作为一个参考。这一点，正是本书所欲追求的主要目的。我诚恳地希望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以帮助我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研究。勒高夫在谈到年鉴学派今后的命运时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注24对于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情况也是如此：静止等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