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下：

您高兴地再度怀着诚挚之情来征询我对法国最近事态的想法。我将不会让您有理由想象，我认为我的看法具有可以希望我自己会因为它们而被征询的价值。它们是太无关紧要了，不值得急迫地加以传播或者去制止。正是出于对您、而且仅仅是对您的关切，当您最初想要获知它们的时候，我还犹豫不决。在我有幸写给您并且终于发出了的第一封信中，我并不是为了某一类人也不是站在某一类人的角度而写的；在这封信中，我仍将不是。我的错误，如果有的话，都是我本人的。只有我的名誉对它们负责。

阁下，您在我寄给您的那封长信中看到了，我的确是极其衷心地希望法国会因一种理性的自由精神而增添活力，而且我认为你们有义务以完全公正的政策来提供一种永久的团体，使那种精神得以寓于其中，并提供一种有效的机构，使之得以发挥作用；但是在你们最近的一些事项中，我却不幸对某些实质问题抱有很大的疑问。

您上次写道，您想象我或许可能被看作法国某些行动的拥护者，其根据是伦敦的两个绅士俱乐部——被称作“宪法协会”[5]和“革命协会”[6]的——对这些行动已发表的庄严的公开支持的保证。

我当然有幸属于不止于一个俱乐部，在那里面本王国的宪法以及光荣革命的原则[7]是受到高度尊重的；而且我认为自己在维护宪法和这些原则的极度纯洁性和生气勃勃的热忱方面是属于最前列的。那是因为我这样做，在我看来是必要的，而且不会有错。那些精心维护我们革命的名声的人们以及那些追随本王国宪法的人们，将会很好地考虑怎样同那些在对革命和宪法的热忱的借口之下太频繁地脱离了自己真正的原则，并在一切场合都准备脱离产生了革命和存在于宪法之中的那种坚定的、审慎的而又深思熟虑的精神的人们打交道。在我回答您信中的更具体的特殊问题之前，我请求先离题告诉您一些我曾有可能获得的有关这两个俱乐部的信息——它们认为自己作为团体，是应该干预法国的事务的；首先我要向您保证，我不是，并且从来都不是这两个团体中任何一个的成员。

第一个团体自称为“宪法协会”或“宪法情报协会”或某种这类的名字，我相信它已成立七八年了。这个协会的体制看来是属于慈善性的，并且其性质一直是值得称道的；它的宗旨是由会员出资促进许多书籍的流通，那是些很少会有人花钱购买的书；于是它们就会滞留在书商的手里而为一个有益的人群团体带来巨大损失。究竟这些慈善性流通的书籍是不是也同样慈善地为人所阅读呢，[8]我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其中有一些是被输入到了法国；而且就像是这里所不需要的货物那样，在你们那里却可以找到市场。我听说许多有关知识的谈论就是从这里送出去的书籍中获取的。它们的文章都有些什么促进作用（正如据说有些酒漂过洋就变醇了那样），我说不上；但是我从未听说过一个有着正常判断力的或有着最低限度的知识的人，说过一句话是称赞该协会所流通的大部分这些出版物的；而且他们的活动也从未曾被人当作具有任何严肃的意义而被人称引过，除非是被他们自己中间的某些人。

你们的国民议会[9]似乎抱有我对这个可怜的慈善俱乐部的大致相同的意见。作为一个民族，你们对“革命协会”保留有你们所储存的全部溢于言表的感激之忱；当时他们在“宪法协会”的同伙们公平地享有某种同样的地位。既然你们已经选择了“革命协会”作为你们民族感激与颂扬的伟大目标，你们将会认为，我以它最近的行为作为我的观察的主题便情有可原。法国的国民议会已经由于采纳这些先生们而赋予他们以重要的意义；他们也就以一个在英国传播国民议会的原则的委员会而行动，来回报这种好意。从此以后，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一种特权人物，当作是在外交团体中并非无足轻重的成员。这就是赋给了默默无闻以荣耀并赋给了人所未识的优点以显赫声名的那些革命之一。直到最近，我还想不起我曾听人说过这个俱乐部。我十分肯定，它从未片刻占据过我的思想；并且我相信，它也不曾占据过他们行列中的任何人。我经过调查，发现在1688年革命周年纪念日，有一伙不顺从国教者——但我不知道是属于哪个教派的——长期都有在他们的一个教堂里听布道的习惯，然后就像别的俱乐部一样在酒馆里兴高采烈地度过这一天。但是我从没有听说过有任何公共措施或政治体制，更不用说任何外国宪法的优点，曾经是他们节日正式日程的主题；直到出乎我无法表达的意外，我发现他们以一种公共的资格通过祝贺的词句而赋予了法国国民议会以一种权威性的认可。

在这个俱乐部的古老的原则和行为中，至少就其所宣称的而论，我看不出有任何我可以认为是例外的东西。我认为非常有可能的是，为了某种目的，新的成员已经进入到他们中间来了；而且某些真正的基督教政治家——这些人喜欢分配救济金，却小心翼翼地隐蔽起那只正在分配救济金的手来——可能已经使他们成为了这些人的宗教计划的工具。无论我可以有什么样的理由怀疑有什么秘密的做法，我所要谈的都不是作为一种确凿性的东西，而只是公开的东西。

有一件事，我应该很抱歉被人认为是直接或间接与他们的行动有关。我肯定地要承担我的全部责任，与其余的世人一道，以我个人和私人的资格，思考在社会舞台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古代或近代的任何地方，在罗马的共和国或巴黎的共和国；但是我既没有一般的使徒式的使命而只不过是某一个国家中的一个公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得不受该国的公共意志所左右；因此我应该认为，要公布与一个外国的现行政府的一份正式的公开通信而并没有得到我所生活于其下的那个政府的正式授权，那对于我至少是不适当的和不正常的。

我应该更加不情愿以任何有似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叙述来参与那种通信，那对于许多不熟悉我们习惯做法的人来说，可能使得我所参加的这种言论看来像是某些人以集体的资格采取的一项行动，他们被本王国的法律所承认并且得到授权可以谈论其中某些部分的意义。有鉴于一般未经授权的叙述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并且有鉴于在它们之下（而非根据单纯的正式程序）所可能进行的欺骗，下院就要以署名的方式拒绝对最琐碎的对象的那种最鬼祟的请求，而你们却对那种署名方式敞开了你们厅堂的关闭着的大门，你们曾以那么多的礼节和仪式并且以那样的大声欢呼把它迎进了你们的国民议会，就仿佛你们是受到了整个英格兰国家的整个代议制的威严的访问。假如这个社会认为适宜于送出去的东西乃是一份论证，那么它是谁的论证就意义不大了。它不会由于它是来自何方，就更加令人信服或更加令人不信服。但这却仅只是一纸投票和决议。它全然依据于权威；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单纯是某些个人的权威，但个人则并不出现。他们的署名，在我看来，就应该被合并于他们的文件之中。那时候，世界就会有办法知道他们是多少人，他们都是谁，而且根据他们个人的能力、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经验或他们在这个国家中的领导和权威而知道他们的意见可能有什么价值。对于我——一个只不过是平凡的人——来说，这个行动看来是有点太精致和太巧妙了；它有着太多的政治谋略的味道，是用来在一种唱高调的名称之下以便赋予这个俱乐部的公开宣言以一种重要意义，而当人们仔细检查这个问题时，它并非完全值得人们去这样做。它是夹杂着太多的阴谋诡计的一种谋略。

我要自诩我爱一种高尚的、有道德、有规矩的自由，正如我爱那个社会里的任何一位先生，不管他是谁；而且或许我在自己全部的公共生涯中，对我自己之忠诚于那项事业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证明。我认为我也像他们一样几乎不妒忌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但是我不能站出来颂扬或者谴责任何关系到人类行为和人类牵挂的事情，单纯就事论事，把它看作是被剥掉了一切联系，完全处于形而上学的抽象作用那种赤裸裸的孤立状态之中。各种形势（有些先生是把它们不当作一回事的）事实上都在赋予每一种政治原则以其突出的色彩和独特的效应。各种形势都使得每一项社会的和政治的规划成为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东西。抽象地说，政府——也和自由一样——是好东西；然而，在常识上，我十年前能够祝贺法国享有一个政府（因为她当时是有一个政府）而不去问那个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或者它治理得怎么样吗？我现在能够庆祝同一个法国享有着自由吗？是不是因为抽象的自由可以列为人类的福祉，我就可以认真地对一个疯子逃出了他那监禁室的防护性的约束和保护性的黑暗，而祝贺他恢复了享受光明和自由呢？我是不是要庆祝一个逃出了监狱的强盗和杀人犯恢复了他的天赋权利呢？这就会重行演出被罚作船奴的罪犯们以及他们那位英雄的解放者（那位面容忧伤的形而上学的骑士）的场面了。[10]

当我看到自由精神在行动时，我就看到有一种强烈的原则在起作用，而这一点暂时就是我所可能知道有关它的一切。这种狂野的瓦斯、这种固定的气体[11]干脆都被释放了出来：但是我们却应该停止我们的判断直到最初的激荡略微平静下来，等到溶液澄清，直到我们看到了某种要比表面浑浊的泡沫动荡更深一层的东西。在我斗胆公开祝贺别人的幸福，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幸福之前，我必须有说得过去的把握。阿谀奉承既腐蚀了听话的人，也腐蚀了说话的人；而逢迎谄媚对于人民比起对于国王来，也没有更多的用处。因此，我应该中止我对于法国的新的自由的祝贺，直到我获悉了它是怎样与政府相结合在一起的，与公共力量、与军队的纪律和服从、与一种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征税制度、与道德和宗教、与财产的稳定、与和平的秩序、与政治和社会的风尚相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以它们的方式）也都是好东西；而且没有它们，就是有了自由，也不是什么好事，并且大概是不会长久的。自由对个人的作用是，他们可以去做他们高兴做的事；但在我们冒险去祝贺以前，我们却应该看看究竟什么是他们高兴要做的，否则祝贺可能马上就转化为抱怨。就分散的、隔绝的私人而言，审慎就可以决定这一点了；但是当人们集体行动时，则自由便是权力。深思熟虑的人们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前，将要观察权力是怎样加以运用的；而尤其是要考察新人手中的新权力这样一种东西，对于这些新人的原则、脾气和好恶，他们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经验；此外还有种种形势——而其中显得最能激动人心的那些人，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推动者。

然而，所有这些考虑都不在“革命协会”那种超验的尊严的眼里。虽然我一直是在这个国家里——我有幸从这里写信给您——我对他们的议事录也只有一种不完备的观念。我一到城里来，就要了一份他们的会议记录，那是由他们的当局出版发行的，包括普赖斯博士的一篇讲道并附有罗什富科公爵和艾克斯大主教的信件和其他几份文件。[12]全部的那份出版物及其要把法国的事物与英国的事物联系起来的明显意图、要引导我们去模仿国民议会的做法，给了我很大程度的不安。那种做法对于法国的权力、信誉、繁荣和安宁的效应，已变得日益明显了。要加以确定的宪法形式，对于其未来的政策，已变得更加清楚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要以说得过去的确切性来识别被抬出来要我们去模仿的那种对象的真正的性质。假如说保留审慎和得体的态度，要求人们在某些境遇之下缄默；那么在另一些境遇之下，更高一级的审慎就有理由使我们要谈出自己的思想。在我们英国这里，混乱的苗头在目前还是十分微弱的；但是在你们那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它的襁褓状态，尽管还很微弱，却时时刻刻都在增强其力量而成为崇山峻岭并且要向天公本身作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邻居的住宅起了火，救火车把水多少洒到我们自己的住宅上就不会有错。由于过分警惕而遭受轻蔑，要比过分信赖一种安全感而被毁灭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