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欧洲内外

第1章
战争的多重轨迹

科西嘉

有些时候，小地方也会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帕斯夸莱·保利（Pasquale Paoli）于1755年4月16日登上科西嘉岛，很快成了名人。他的大名将会登上书籍、信件、报纸、诗歌、艺术作品、宣传册，被歌颂为“战士与立法者”、剑与笔结合的典范。一名英国记者将他比作“自由之星，在前进中温暖着每个灵魂”。大西洋两岸的崇拜者甚至将他与从斯巴达手中解放底比斯的传奇名将伊巴密浓达相提并论。1768年，《科西嘉的记述》（An Account of Corsica）成为被广泛翻译的畅销书，在这本书中，离经叛道、聪明且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詹姆斯·鲍斯韦尔进一步宣扬了保利“高于”常人的观点。当时的一名荷兰艺术家给保利画像时毫无奉承之意，但仍描绘出一个令人敬畏的形象：身材魁梧，眼光机警，颌部宽大，下巴有凹陷，两把手枪紧紧地插进腰带。然而，一度围绕着帕斯夸莱·保利的英雄崇拜不仅掩盖了他的全部天性，也掩盖了他的所作所为的一些更宽广的意义。[1]

就在乘船前往出生地科西嘉前的几个月，保利的自述中包含的并不是力量、使命、笃定，而是软弱与怀疑。他在一封信中坚称，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无法参加武装斗争，不适合“在那样的岗位上服哪怕最少的役”。可是他既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拥有武装斗争的家庭背景。1728年，他的父亲贾钦托·保利（Giacinto Paoli）曾参加了科西嘉的一次武装起义，反抗长期统治该岛但日渐式微的热那亚共和国霸权，最终成为起义领袖之一。1739年，贾钦托被迫带着14岁的儿子帕斯夸莱流亡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和许多在此寻求庇护的科西嘉男青年一样，帕斯夸莱加入了那不勒斯军队。然而，与在昏暗的要塞服役和在炮兵学院的日子相比，帕斯夸莱·保利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共济会纲领、如饥似渴的阅读，以及在那不勒斯纯洁的大学校园里进一步学习的零星尝试。[2]

他冒险返回科西嘉的决定出于多种动机，其一当然是雄心受挫。1755年，保利年已三十，但多年以来看不到在那不勒斯军队中升迁的前途。相反，他的故乡却带来了希望，他的姓氏在那里有着某种意义。而且，对热那亚统治的抵抗之火重燃，其原因超出了科西嘉岛本身的范围。保利并不认为自己在性格上或身体上能够胜任战争，但他拥有军事特别是炮兵技能，有受过一定训练的聪明头脑，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促使他放下疑虑返乡。他已经构思出“我想确立的政府规划”。[3]

1755年7月，保利成功当选科西嘉政治与经济总长（capo generale），实际上就是该岛的起义总指挥和行政负责人。四个月以后，在科西嘉中部高地防御坚固的科尔特城中，他熟练运用意大利语，起草了十页长的宪法，文本中明确使用了“Costituzione”（宪法）这一术语。1760年之前，科西嘉似乎没有任何印刷机构，因此他没有发布这一文本。科尔特城中甚至没有文具商。为了保证起草工作所需的白纸，保利不得不重新利用一些旧信件，用剃刀刮掉上面的字迹。因此，这份易损的原始文件很早就消失了，只有早期一些不完整的手稿抄本留存下来，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大胆计划。

保利的宪法序言如下：

科西嘉人民是自己的合法主人，他们的总议会根据（保利）将军（确立）的形式，于1755年11月16、17、18日在科尔特城召开。科西嘉人已夺回自由，我们希望将（总议会的）规定和法令转化为一部适合于确保国家安康的宪法，给予其政府持久、固定的形式……[4]

这些残缺不全的语句中包含一些激进的政治改革举措与抱负。科西嘉此时有了类似国会的“总议会”（General Diet），取代了习惯上不定期召开的咨政会。保利起草的宪法文本规定，这一机构每年开一次会。1769年之前，它一直如期举行会议。科西嘉这个岛屿就要摆脱热那亚数百年的统治，恢复独立地位，正如保利所写，科西嘉人已经“夺回”自由。他坚称，科西嘉人将恢复而不仅仅是主张他们的天赋人权，再次成为“自己的合法主人”。而且，这种新秩序将用一部成文宪法加以巩固与赞颂。

该宪法赋予帕斯夸莱·保利许多权力。他被确认为该岛的终身将军，还成为国务委员会的领袖。国务委员会由三个分会组成，分别负责政治、军事、经济事务。只有保利可以决定科西嘉议会每年在何时何地开会。送呈议会与国务委员会的议案也先由他过目。他还指导外交事务，并最终负责决定是战是和。不过，宪法并没有给予保利以议会席位。至少在脆弱的纸面文件上，科西嘉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是相互独立的。而且，与其他所有重要的科西嘉官员一样，保利每年将向议会议员“准确报告”其行为。宪法规定，他将在这个时候“恭顺地等待人民的裁决”。

科西嘉议会同样有决定税收、制定法律的责任，因此它应该有广泛的代表性。保利的宪法对选举的安排所述甚少。不过，在实践中（从1766年起由法律规定），该岛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居民似乎都有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这种机制可能在科西嘉实现了比18世纪中叶世界其他地方更广泛的民主。即便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大量廉价的土地使移民能够轻易取得公民权，当时也只有大约70%的白人成年男性能够投票，愿意投票的人就更少了。然而，这些政治技术上的新举措与变革出现在地中海西部的一个小岛上，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是科西嘉？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更广泛的原因

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集中在帕斯夸莱·保利本人无可置疑的魅力、领导天赋以及政治思想上，可是，这方面的证据很零碎，也很模糊。诚然，他是在那不勒斯成长起来的，那个时期，这座城市古老的大学是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的重要孵化器。然而，这位因囊中羞涩而挣扎漂泊的下级军官，能有多少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与知识交流，我们并不清楚。尽管关于这一主题有各种各样的研究，但我们也不知道保利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及其杰作《论法的精神》（1748年）。我们确实知道，保利曾于1755年3月购买了一本孟德斯鸠的著作，但那时已经是他设计出第一个科西嘉政府规划方案之后六个月了。

至于保利对政治结构兴趣日浓，似乎他早期接触的希腊与罗马经典著作对此影响更大。他曾在有志成为立法者的父亲贾钦托·保利的鼓励下，熟读李维、普鲁塔克、贺拉斯、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以及其他许多古代史书。[6] 1735年，也就是儿子起草第一部宪法之前20年，贾钦托曾与律师塞巴斯蒂安·科斯塔（Sébastien Costa）一起，为科西嘉起草了一套宪政提案。这些早期提案从未实施，但意义重大，它们强调了军人与价值观的重要性，坚持成文法案至高无上的作用与效力。[7]

科斯塔和贾钦托希望在科西嘉成立一个改组的战争部，由六位“这个王国最勇敢的军人”组成。他们还倡议任命一位“三军上将”，并为岛上的每个省份选出一位中将，由他们负责选拔地方民兵军官。此外，贾钦托和科斯塔打算将岛上现存的外来政治著作与法律付之一炬。他们认为，如果科西嘉政府能够成功重建，那么必须系统性、仪式性地消灭源自13世纪以来热那亚对科西嘉领土主张的旧权力语汇，代之以新的文本：

热那亚人制定的法律与章程……将被废止，政府将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科西嘉人将家中的法律与章程副本送到国务部部长（Secretary of State）手中，以便公开焚毁，这象征着科西嘉人与热那亚人、科西嘉与热那亚的永远分离。[8]

从这些流产的提案中可以看到，帕斯夸莱·保利的1755年宪法是有先例的。他的父亲贾钦托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一直在为独立、重组的科西嘉而构想计划；关于该岛政府形式的更迭也有其他专门的方案。推动这一系列书面方案产生，并使它们变得更加急迫的，不仅有科西嘉对热那亚的持续屈服，还有该岛面对其他更加严苛的外界压力时的脆弱性。

科西嘉是个贫穷的地方。它的矿产资源很少，可耕地也有限，18世纪50年代，它的人口不超过12万，且多数都是文盲。该岛被连绵起伏的山脉分割成数百个半自治的社群，整个岛饱受管辖权争端与部族战争之苦。这些内部纷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保利的1755年宪法大部分内容都涉及更集中的控制和国内秩序的改善。保利严肃地规定，用棍棒击打他人头部，将被判入狱至少15天。至于在流血冲突中致人死命，作恶者将：

不仅被宣判犯故意杀人罪，其房屋还将立即被摧毁；在废址上竖起一根耻辱柱，上面写明罪犯的名字和所犯罪行。[9]

部分是为了根除国内混乱，正如父亲之前所做的那样，保利规划了多层次的强硬军事化权力机关。他的1755年宪法规定，每个科西嘉社群将设置一名军事特派员，每个地方堂区有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这些军官都是“积极的爱国者”，将召集当地男子（“没有前来报到者罚款20索尔多”），把他们组织成纵队，应对任何国内动乱和武装对抗，以“武装力量”粉碎反对派。保利认为，宪法的这些条款与宪法对男性民众参政的支持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而是恰恰相反。他的推论颇具说服力：他解释道，“每个科西嘉人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唯恐失去的公民权最终只是一个可笑的谎言，那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去保卫这个国家呢？”。[10]战争、武装暴乱的持续威胁与更广泛的男性民主制度的成文条款必然纠缠在一起。

这种关于锻造武装公民的承诺，归功于保利对古代经典的热爱，但也是对科西嘉自身所面对的特定危险所做的反应，这种危险不仅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即便是保利在科西嘉的势力处于巅峰的时候，热那亚的陆海军力量也一直徘徊于该岛沿岸。而且，还有更强大的外来挑战。科西嘉虽然弱小，战略地位却令人垂涎。该岛位于地中海西部（欧洲主要强国的海军在那里激烈竞争），与法国的距离不过100海里。詹姆斯·鲍斯韦尔于1765年访问科西嘉挖掘写作题材时注意到，岛上有一系列有用的港口。但他也记录道，岛上缺乏经济资源和熟练的劳工队伍，而这些是打造一支能够击退海上进攻的有力海军的必要条件。[11]

因此，帕斯夸莱·保利在1755年决心将科西嘉政府重塑为“持久、固定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岛受到双重威胁的事实。科西嘉内部混乱，遭受热那亚压制，外部又面临强国海上入侵的潜在威胁。保利起草科西嘉宪法的首次尝试（他在1793年还将再次尝试）出现于后世所谓的七年战争（美国人称其为“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初期，并非偶然。

七年战争发生于18世纪中叶，这场大规模战争四处蔓延，是不同大陆上多场争斗的集合体，它深深吸引了保利的注意力，其巨大规模也对他暂时有利。[12]尽管科西嘉对热那亚统治的抵抗运动从18世纪20年代起就不断高涨，但这些局部斗争常常在法国军事干预下失败。法国宁愿让一个日渐式微的意大利共和国名义上控制该岛，也不愿意让另一个更强大的外国势力接管。1739年，德马耶布瓦（de Maillebois）侯爵统率的法国军队在几周之内打垮了科西嘉起义军，迫使贾钦托·保利和他年轻的儿子流亡国外。18世纪40年代，法国军队再次干预科西嘉局势。可是，1755年这次，法国显然没有出手干预阻止帕斯夸莱·保利登陆并重启独立运动。次年，确实有一些法国士兵抵达该岛，但仅限于在海岸线上警戒，他们主要是为了远离法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革命。

法国人的克制态度如此不同寻常，其原因很明显。从18世纪50年代中期起，法国统治者不得不将大部分注意力和陆海军部队放在对抗及监视英国及其盟国上，不仅在欧洲大陆，在亚洲多地、西非沿海地区、加勒比地区、北美地区也是如此。正是七年战争（温斯顿·丘吉尔恰切地称其为“第一场世界大战”）吸引了法国大部分注意力，才使帕斯夸莱·保利赢得了短暂的机会窗口，这几年也是他探索研究的重要政治时期。[13]

对保利和科西嘉而言，与后世许多地区的其他例子一样，战争的威胁与爆发很大程度上造就、加强、影响了革新性的成文宪制。在这一方面，武装冲突的大爆发和对它们的恐惧日益成为助推要素，这是因为战争的性质与要求正在转变。我们必须理解个中缘由。

越发膨胀、代价越来越大的战争

战争一直是塑造国家与帝国及其命运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著名评论所言，国家造就战争，而战争往往反过来造就、强化（也毁灭）国家。不过，到18世纪中叶，战争在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用正在改变和强化。这些变化，尤其是陆上战争的变化，与新技术的出现没有太大关系。火药武器早就改变了大规模暴力活动的特性，不仅在欧美地区，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爪哇、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和西非各地也是如此。[14]尽管世界多地的军人明显增多，但到18世纪中叶，战争中较为明显的变化也主要与军队规模无关。这一阶段，战争特性较为关键的变化属于另一种类型。许多大规模战争的地理范围，以及这些战争随后对人员、金钱、武器的要求，正比以前更夸张、更迅速地扩大。

七年战争促进帕斯夸莱·保利在科西嘉做短暂的宪法实验，这场战争是个极端的案例。七年战争将欧洲大陆卷入致命的战斗中。1756—1763年，强大的德意志邦国普鲁士估计损失了50万士兵和平民，而该国战前人口仅为450万。但早在欧洲人因为这场战争而遭受严重破坏、伤亡、生态损失之前，与其主要动因（英法之间的对抗）相关的激烈战斗就已经影响到亚洲与北美多地。早在1754年，现印度东南泰米尔纳德邦的几个地区就“长期是”英法军队与各自当地盟友的“战场”，据报道，那里“几英里①内几乎没有一棵立着的树”。[15]

七年战争的范围明显超出了欧洲大陆，说明这场战争绝大部分战事都不是发生在陆地上。与17世纪涉及多个强国的大多数史诗级对抗（如三十年战争）不同的是，这场超大规模战争涉及多个海域与大洋。在七年战争的六次大规模的海战中，有三次不是发生在欧洲海域，而是发生在印度洋。这场伞形战争还见证了以高昂的代价将数万名欧洲军人船运到大西洋彼岸的情景，这一人数远多于此前的战争。这些军人以及美洲殖民者和土著战士的行动，改变了从上加拿大到今佛罗里达州的北美政治边界。除了北美洲的这些变化，以及对印度次大陆的影响，七年战争还席卷了加勒比地区，波及南美洲沿海地区，牵涉西非的塞内加尔。最后阶段，七年战争的范围扩大到太平洋地区菲律宾的马尼拉。[16]

应该强调的是，18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战争的地理范围更明显地扩大，破坏程度更明显地加深，这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侵略和野心造成的。这个时期的一些亚洲大国显然也参与了远程战争。18世纪20年代末起，出身牧民但来自有名家族的波斯统治者纳迪尔沙·阿夫沙尔很快成长为杰出的军队组织者和冷酷的战术家。他对高加索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以及现在的土耳其、阿富汗、印度北部发动了一连串凶猛的进攻。1747年，纳迪尔沙在即将进一步入侵东亚前遭到刺杀，但原在他手下的将军艾哈迈德沙·杜兰尼继续进攻。到1757年，杜兰尼已兼并了旁遮普、克什米尔、拉合尔，洗劫了沿路的圣城，进行了恐怖的大屠杀。据说，因他的进攻而死者极多，以至于腐尸堵塞了恒河支流亚穆纳河。[17]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根基更深、实力更强的亚洲大国也雄心勃勃地向目标进军。

从17世纪40年代统治中国起，清王朝一直希望强化中亚方向的边境，平定蒙古西部的准噶尔汗国，后者是一个松散的游牧国家，声称控制着现中国新疆、青海以及西藏部分地区，还有哈萨克斯坦等地。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珀杜（Peter Purdue）所言，在如此广袤的地域内进行持久战争，保持大军的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清朝统治者都因后勤问题而退缩不前。但到了18世纪中叶，清王朝第六位皇帝乾隆在位期间，形势出现了重大突破。[18]

乾隆支持不同的艺术风格，本人也是诗人、政论家，毫无疑问，他是极有智慧和思想的皇帝，也是务实、高效的好战者。他下令修建一条进入新疆的新补给路线，打造一系列军火库。通过这些准备工作，到18世纪50年代，他已经能够派出3支各5万人的部队进入准噶尔领地，在那里长期作战。这些清军的行军距离超过了拿破仑军队1812年的莫斯科远征，他们最终击溃了准噶尔军队。正如1759年乾隆昭告天下的那样，准噶尔灭亡了。

就远距离进军的兴起这方面而言，我们可以确定18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发生了某种“大趋同”。[19]这一时期，亚洲的一些强国对印度北部的猛烈侵袭变得越发无情，范围也越发扩大；与此同时，到18世纪50年代，西方主要强国发动的战争跨越了比以往更远的距离，清朝的情况也是如此。

虽然西方与亚洲一些强国在18世纪50年代都发动了远距离的进军，但其中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时期大部分（但不是所有）较为活跃的西方强国追求各种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今天，“混合战争”这个词通常指的是在冲突中同时部署多种力量与破坏手段：非正规部队与正规部队共同作战，辅以恐怖袭击、网络战、虚假信息战等。[20]而在本书中，我使用这个词的狭义——有计划地在海上和陆上同时作战。到18世纪，这种混合战争模式逐渐成为西方多个主要强国惯用的侵犯方式。相比之下，这一阶段的大部分非西方强国仍然更多在陆地上征战。情况并非一直如此。15世纪，中国明朝在航海的距离与投入方面曾超越所有西方强国，清朝的海军在17世纪末也取得过海战胜利。

可是，虽然乾隆皇帝继续守卫本国的海岸线，并寻求某些方向的海上贸易，但他的势力极度依赖于对广阔农业地区的控制，以及仅在陆上征战的大规模步兵与骑兵部队。有些中国学者认为，到1800年，甚至对明朝海上力量及其活动的记忆，都可能已经从清政府的档案以及高级官员的认知中消失了。[21]在清朝，绝大多数战事已成为有关武装士兵、数百万战马、土地的问题。

相比之下，18世纪的大部分欧洲强国都加强了在海上和陆上的作战，这一事实造成了广泛、持久但也自相矛盾的后果。正是这种混合战争模式（在海上和陆上同时进行的远程大规模作战）引发的成本、挑战、紧迫要求，从多个方面有助于促发、加强、引导政治变革与宪政创造的新尝试。

证明上述结论的理由之一，是反复陷入混合战争涉及巨大的财政成本。到1650年，由国家提供资金专门建造军舰（区别于特殊改装的商船）已成为西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常态。但在漫长的18世纪，军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1670年，拥有30门火炮的军舰已称得上是“风帆战列舰”——欧洲海军中最强大、最威风的军舰。可到了七年战争时期，这类战舰习惯上配备60门火炮，有些战舰甚至更多。[22]建造“胜利”号一级战列舰的订单是七年战争中订下的，这艘舰是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霍雷肖·纳尔逊的旗舰，设计包含至少100门火炮。

这些海上巨兽的建造、配员、维护成本高到荒谬的地步。要建造一艘74门火炮的战舰——这还不是当时最为致命的战舰——造船厂可能需要近3000棵成熟的橡树；而优质木材仅仅是造船所需原材料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这样的巨舰可以轻松地消耗掉20英里以上的麻绳和几英亩②的帆布，铁钉与大炮要用掉大量钢铁，船身则需要许多铜板，一旦建成，还需要无穷无尽的食物补给。建造战舰首先需要专门的造船厂与专业工匠，航行和海军基地的维护需要的人手更多。然而，仅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就建造了近50艘这种昂贵的庞大战舰。[23]

从法国的战舰投入规模可以看出，庞大海军从不是一个国家独有的。当然，从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到19世纪后半叶，这种级别的海上火力只有少数国家拥有，主要是西方强国。同一时期，人们普遍接受了英国皇家海军不太可能在规模上被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超越的事实。但是，由于战争的地理范围迅速扩大，所有能够进入大海的国家都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它们必须获得某种类型的海军力量。海军不仅要发动精心策划的海战，还要守卫海岸线、保护商船队。的确有几个时期，竞争者的海军规模的扩张超过了英国海上力量的增长。例如，到1790年，英国海军规模仍然远胜于对手，但只比1750年增加了21艘军舰。相比之下，在这一时期（1750—1790年），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规模几乎增长了一倍，同时还维持着庞大的陆军。[24]

但是，仅有海上力量永远是不够的。各国对混合战争越来越重视——海上要有更多的舰艇，地面也要有更多的部队——英国不能只依靠占优势的海军，也必须扩充陆军。英国人确实这么做了。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每年有大约6.2万名士兵在英国陆军服役。七年战争期间，这一数目为9.3万。到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除了开动超过220艘风帆战列舰，还需要每年动用超过10.8万名士兵。[25]

从广义上讲，“这一时期海战的变化远比陆战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说海战的地位明显超过陆战。[26]关键是，到18世纪50年代，雄心勃勃的西方强国（最终还有一些非西方国家）比以前更强烈、更主动地认为，必须协同指挥庞大的陆军和海军。

这些发展在全球造成了震撼和严峻的后果。正如前文所说，它们也是自相矛盾的。在某种程度上，正如人们所普遍承认的，某些欧洲强国组建了远多于以前的地面部队，建造了更多军舰，对缺乏手段或意愿做出应对的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强国变得更加危险了。“我可以在陆地上击败他们。”白手起家的印度南部迈索尔统治者海德尔·阿里曾如是说。这应该是他对18世纪70年代入侵的英国军队的评论，有些时候，他确实做到了。海德尔拥有一支装备精良、资金充足的陆军，根据不同的估计，人数在10万—20万之间，18世纪60年代末，他们迫使逐步渗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求和，后来又于1780年使该公司的军团在伯利鲁尔战役中遭受耻辱的失败。海德尔与他强势而有才干的儿子，迈索尔的继承者提普苏丹，也试图建立一支海军舰队。可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印度统治者一样，两位勇武的迈索尔君主都缺乏发动和承受大规模混合战争所必需的财政组织与资源。海德尔·阿里本人也承认，他的陆军尽管实力强大，但不能“吞下大海”。[27]

不过，我们提出这些论点，并不是为了宣扬另一个版本的“西方崛起”论。毫无疑问，结合了庞大的国家海军和扩充后的国家陆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少数西方国家能肆无忌惮地跨陆地和海洋投送力量、人员、信息、物资，这种行动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达到可怕的程度。但这一切还有另一面时常被人忽视。西方强国参与并承担大规模混合战争（不仅是更多战争，还有战争特性不断变化），反复陷入这种战争模式，并为必然涉及的大量人员及装备做准备，这使它们为此投入了最大力量，面临着极端的压力。[28]这种多重压力在18世纪中叶变得更加明显，在培育新政治思想的过程中一再发挥实质作用，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制度冲击以及重构。

混合战争与革命

最为戏剧性的是，日益扩大的混合战争有助于催生一系列真正的革命，每次革命都促进了成文宪法以及所涉思想的构思与传播。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法国、西班牙这三个最先实践混合战争的国家都遭受过这一系列革命战争的损害，但方式各不相同。就英国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来自本土，而是来自它最古老、最有感情的殖民前哨——北美大陆。

自17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增加税收以偿还国家债务，动用威斯敏斯特议会合法化这些苛捐杂税的能力不断加强，出于某种原因，英国历史学家倾向于对此沾沾自喜。然而，陷入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混合战争仍然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国年度财政支出已经比相对平静的前十年高出三分之二。增加的支出中，超过40%花在皇家海军上，其他则花在陆军上。传统上，这种做法一直不受英国军队的欢迎，但现在为了满足混合战争的要求，支出膨胀了。事实证明，七年战争的代价更高，不仅因为其中的跨大陆作战规模史无前例，还因为英国取得了大胜。

七年战争之前，英国人一直认为没有必要在海外殖民地维持永久军事基地（与往常一样，爱尔兰是这一规则的例外）。但在这场战争中空前地派出2万名士兵到北美参战之后，伦敦于1763年战争正式结束时做出重大决定，在和平时期提供1万人的常备部队，驻扎于其北美殖民帝国各地。其中7500人派驻英属北美——从今天的哈得孙湾延伸到佛罗里达群岛，从大西洋沿岸延伸到密西西比河。[29]

这支部队明显规模不大，事实证明，它完全不足以应付所面对的广阔地域和各项任务。首先，士兵要监视英国新占领的魁北克地区讲法语的臣民，后者往往没有什么显著特征。其次，部队还必须监视美洲东海岸人口众多的城镇，镇压那里的走私活动，以及在伦敦看来愈演愈烈的暴乱。此外，这一小股英国陆军部队还应该管理不断增多的移民和在北美西部边疆争夺一席之地的投机者，安抚和保护愤怒的土著，后者的土地正遭到上述外来者的侵犯。不出所料，捉襟见肘的英军实质上在三项任务上都失败了。一位英国殖民地前总督在七年战争之后回顾北美发生的事件时评论道：“英国从这场有史以来最辉煌、最成功的战争中所得到的，不过是我们……同样无法维持、防御、管理的帝国疆域而已。”[30]

然而，正如许多书籍中所记载的，英国战后驻扎在北美的军队（其中一些士兵实际上是在美洲出生的）是非常有效的政治教育与帝国分治代理者。出于某种原因，许多殖民地居民将这些士兵视为英帝国权威的更独断、更具侵略风格的代表。过去，美洲不同殖民地往往各行其是，而现在，针对英国驻军以及伦敦为供养驻军而征之税的对抗情绪，锻造了这些殖民地之间同情与协作的纽带。

新帝国驻军还以其他的方式激起了对立情绪。七年战争期间，美洲殖民地居民前所未有地见证了英国军队出现。战后，有些殖民地居民遭遇到更多“红衫军”：他们并不总是喜欢亲眼所见的情景。1770年3月，英军在有大约1.6万人的东海岸主要移民城市波士顿杀死了5名殖民地暴乱分子，能言善辩的美洲人士立即巧妙地将这一事件命名为“波士顿屠杀”。然而关键的一点是，在波士顿有影响力的美洲殖民者（与大西洋对岸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一样）从他们对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理解出发，将士兵在平民领域的侵略行动与暴政联系起来——而在这个时刻开枪的是身穿英国陆军军服的人。[31]

反过来，美洲殖民地居民抵制税收的情绪日益高涨，不断质疑英国官方武装在他们之间非常有限的势力，这引发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人抱怨殖民地居民忘恩负义。为了在美洲殖民地维持这些部队，英国每年要付出40万英镑的成本，接近政府预算的4%。除了七年战争之后需要偿还的巨额债务，英国人还要承担这些额外的税负，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政治变革的鼓动以及对宪政事务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18世纪60年代的伦敦和其他英国城镇中也展现了出来；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家顽固地坚持从美洲殖民地居民那里榨取更多钱财，以至少部分弥补战争成本。[32]

英国大臣查尔斯·汤曾德于1765年威吓道，如果美洲殖民地希望“我们的舰队”保护它们，就“必须增加我们的收入”，[33]这再次说明了结合无与伦比的海军力量和庞大陆军所带来的压力。结果，七年战争之后，财政压力迫使皇家海军削减规模，降低维修水平，这可能限制了英国在1775年后跨大陆战争再次爆发时的初期表现。这一次，战争主要发生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在这场对抗于1783年结束之前，12个昔日的美洲殖民地通过了自己的成文州宪法。当然，美洲殖民地居民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导致在1787年，作为一个整体的新美国起草了一部开创性的宪法。[34]

对法国来说，参加七年战争也是一个转折点，但原因不同。与伦敦的对手一样，巴黎和凡尔赛的政治家不得不应对1763年后国家近乎破产的局面。不过英国还要面对学习如何治理、适应新征服的过多领地和支付其开销的挑战，而法国在战后则不得不应付全面战败和失去大部分海外殖民地所带来的震惊和耻辱。法国王室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金钱两倍于此前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因此，到18世纪60年代，路易十六国王年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要用来偿还债务。然而，恢复法国国家威望的决心仍推动了一连串耗费很大的新军事计划和代价极大的改革。[35]

法国在欧洲内外都有新的殖民地争夺行动。1768年，2.5万名法国士兵在科西嘉登陆，武力镇压该岛脆弱的自治政府和帕斯夸莱·保利的政治实验，兼并了该岛。1763年后，法国也花费巨资升级混合战争机制。20年间，法国的一流军舰增加了不止一倍。与此同时，数千名被视为导致七年战争失败的陆军军官遭到解职，新军官接受训练后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法国在新军事贵族阶层和一系列新训练学校中也投入了巨资，[36]包括法国香槟地区布列讷的一所军校。1779年，一位阴郁、瘦小的科西嘉青年到这里学习战争的艺术，当时他自称纳波莱奥内·迪·波拿巴（Napoleone di Buonaparte）。

混合战争机制与人员上的进一步投入，使法国在1778年与美国革命者的军队公开结盟时取得了优势。虽然这次大规模军事干预确保了美国的独立，也成了该国宪法成功重构的先决条件，但法国自身在这场新的混合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10亿里弗尔。这笔钱几乎都通过短期借贷筹措。由于法国王室因部分债务违约而名声不佳，而借贷利率要求又严苛，所以到1787年，法国政府在财政和政治上都彻底垮台了。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对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所做的总结切中要害：

破产的威胁迫使（法国）王室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当它无法从专门召开的名人会议或巴黎最高法院得到这一切时，只得不情愿地同意召开三级会议，以考虑新税收。三级会议已有175年不曾召开了，因此1789年5月的会议打开了宪政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大门。[37]

接下来的1789—1815年，法国经历了连续、狂暴的政权更替，与之相随的是为这个国家提供新成文宪法的九次正式尝试。此外，革命后的历届法国政府及军队都致力将成文宪法这种政治技术输出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在此过程中，长久改变了那些地区的思想、期望、疆界、法律实践和政府体系。

18世纪混合战争的三个主要倡导者中，西班牙常常被看成最弱小者。但倘若西班牙实力可观的海军在七年战争开始时加入法国舰队，那么可以想象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和后续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会大不相同。法国与西班牙如能在战争初期缔结这样的军事同盟，就可能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迫使英国和其他对手迅速求和。那样，法国也许就能更长久地控制其北美殖民地。反过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将更长久地依赖伦敦的保护，武装反抗的局面也会大大推迟。可实际上，西班牙直到1761年才参与七年战争，加入法国一边，这个姗姗来迟的行动没有什么战略目的，就西班牙自身情况而言，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惨败。

然而，事实证明，西班牙战后的反应在某些方面比对手英国和法国更有效。与法国的君主和大臣一样，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战后竭力重整该国的混合战争机制。到1788年驾崩时，他手下的陆军纸面上有5万人，超过了当时的英国陆上部队，他的“军士国王”的绰号名副其实。卡洛斯输送到西班牙海军的资源更多，到1800年，西班牙海军已经拥有200艘舰船，一位西班牙重要大臣抱怨道：“它得到了国库所能给的一切。”[38]

这些拨款大部分来自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为了保障这些收入来源，维持在全球的影响力，西班牙和英国一样——不过在短期内再次取得了更大成功——在1763年之后采用了更系统、更实际的帝国主义策略。西属美洲殖民地修建了更坚固的前哨站，启动了新的西班牙测绘项目与财政项目，有了更多的士兵和地方总督，与土著也签订了更多条约。西班牙还开始了新的领土扩张——从圣迭戈到圣弗朗西斯科的太平洋沿岸有了新的西班牙人定居点，在太平洋西北部沿岸地区也有了更强大的势力。

与英国对待其美洲殖民地一样，西班牙采取的这种更为严酷的帝国主义政策激起了抵抗。1765年的基多（现属厄瓜多尔）起义和1781年新格拉纳达城市公社起义，都是日益增加的税收要求和马德里下达的其他“改革”命令所激发的。更为危险的1780—1783年图帕克·阿马鲁起义也是如此，不过西班牙政策只是部分原因，这次起义一度威胁到西班牙对整个秘鲁总督辖区，以及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多地的控制。[39]

不过，西班牙最初还是成功控制住了这些殖民地暴动，保证了该国的正常运转。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西班牙可以依赖大量的美洲白银，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墨西哥。1760—1810年，流入西班牙的白银价值估计为2.5亿比索，用于支付新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开销。墨西哥白银还为哈瓦那的船厂提供资金，这些船厂负责重整西班牙海军的大部分工作。此外，这些白银还成了从荷兰银行借贷的抵押品，从而有助于资助西班牙进行后续的帝国主义战争。直到1792年后爆发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混合战争，西班牙君主制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地位才受到严重挑战，南美殖民地对它的依附关系被彻底破坏。[40]

在1792年后这场为期更长的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机器尽管经过代价高昂的“大修”，仍不足以完成任务。扩张后的西班牙海军难以与英国海军匹敌，这一点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暴露无遗，而同样经过扩充的西班牙陆军也没能阻止拿破仑·波拿巴的军团在三年后入侵并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土地。正如1776年起的美国、1789年后的法国、1775年的科西嘉，这些与战争相关的危机使西班牙人革新性地转向笔和墨水。1812年，反对派议员在西班牙西南海岸重要港口加的斯集会，发布了19世纪最富雄心、影响最广泛的政治宪法之一。甚至在此之前，阿根廷、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西班牙殖民地居民已开始自己的战争，起草自己的新宪法。

海地：破坏和证明某些规则的例外

混合战争持续升级，给投入最大、最全面的三个强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带来了严重而又各不相同的挑战。对它们来说，远程战争模式变化带来的代价、调整、挑战成为政治变化与意识形态变化的催化剂。混合战争的压力引发了极端暴力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发生在这几个国家的本土、与其有联系的领地，或者两者兼有。在此过程中，传统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和削弱，新的政治格局出现，催生了有影响力的新成文宪法。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疑问。在某些方面，强调跨大陆战争或者其他大规模广泛变化的影响，有可能压平重要和本质的区别，贬损特定国家、文化群体、个人的具体作用与贡献。正如人类学家阿琼·阿帕杜雷（Arjun Appadurai）所言，人们可能担心，处理大规模的问题将容易“边缘化已在边缘的事物”，导致忽略“小组织和局部生活”。[41]不过，我们没有必要陷入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将注意力吸引到重要、广泛的联系上，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意味着）忽略和抹杀具体、局部、小规模、经过细致研究的单独细节。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最广为人知的四次与战争有关的革命风暴中，最后一次革命最能说明问题。

这场最终被称作“海地革命”的运动往往以其独特性而引人注目，理由很充分。圣多明各位于大安的列斯群岛中伊斯帕尼奥拉岛潮湿、多山的西部（西班牙占据了该岛其他部分），17世纪50年代的法国入侵者为它取了圣多明各这个名称，此后的一个世纪，它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咖啡产地。岛上的种植园也出口大量食糖，出口量相当于牙买加、古巴、巴西的总和。这个定居地无疑是法国最富庶的海外殖民地，其境内囚禁着将近50万名黑奴，每十名成人黑奴中，可能有七名生于非洲。但法国过分沉迷于混合战争，最终导致1789年的法国政治危机，其涟漪也波及已四分五裂的圣多明各。

接下来发生的基本故事情节，在最近几十年中已被复述和研究了多次。[42]最初，法国大革命早期的消息传来，点燃了这个殖民地约3万名白人居民的激情，他们开始为属于自己的政治变革而鼓噪。此后，圣多明各一些相对富裕的黑人自由民发动小规模起义，要求巴黎给予优待，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代表权。不过，真正改变局面的，是1791年8月该殖民地北部平原地区10万名奴隶发动的一场规模更大的起义。弗朗索瓦角圣多明各议会的法籍主席哀叹道：“摧毁我们财产的原则已在我们当中点燃了火焰，武装了我们自己的奴隶。”[43]

奴隶起义在加勒比地区及美洲经常发生，但大部分起义规模很小，很快就被扑灭了。1791年的圣多明各奴隶起义并非如此。很快，参与战斗的不同派系都动员了大量黑奴战士。1794年，在暴动的压力下，也为了平息事端，法国在其所有领地废除了奴隶制度。只有圣多明各没有平静下来。

大约十年以后，持续的极端暴力风潮与饥荒消灭了半数黑人居民，英国、西班牙、法国海陆军的干预也失败了。1801年，圣多明各颁布了第一部成文宪法，宣告奴隶制“永远被废除”，它也终于摆脱了欧洲人主导的军队和管理者。1804年1月1日，取得胜利的黑人和混血领导人颁布了正式的独立宣言，主权国家海地诞生了。1820年之前，这里还将产生另外五部正式的宪法。[44]

当时的人们普遍承认的，不仅有这些变革的猛烈程度，还有它们的创造性。1804年，一名欧洲废奴主义者以惊讶而又有启发性的口吻评论道：“一个不从属于任何同地域欧洲居民、独立于所有外部政府的非洲民族，（现在）扎根于安的列斯群岛中心。”[45]海地成为20世纪60年代加勒比地区去殖民化运动开始加快之前，第一个也是唯一由黑人统治并拥有宪法的主权国家。1790年后，海地发生的事件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这些事件说明，已在欧洲传播并随之发展的新宪法进入北美各地，随后又进入南美洲，可能经过活动家的改编，施行于黑人占多数的国家。

在某些情况下，成文政治文本的起草者似乎将自己看作完全或者部分的非洲人，这一点正是一名同情海地政治的见证人在1816年所强调的。他评论道：“所有公开文件都是由那些人撰写的……以那些人之名命名……他们都属于黑人或者有色人种。”海地独立后的首任领导人让—雅克·德萨林（他是无情、聪明的战士，曾经是奴隶）在1805年撰写的宪法序言中表达了同样的基本观点，但措辞更加夸张：

在上帝面前，全人类都是平等的，为了以造物的多样性彰显他的荣耀与力量，他将这么多的物种分散到地球表面，世间万物中，我们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不公正地视为弃儿……[46]

现在，过去一直被剥夺所有权利的人将要规定、写下、付印、散发、宣布各种权利。

这一切都很了不起。但发生在圣多明各/海地的事件也证实了，世界其他地区同样明显的趋势与发展有多么重要。首先，这里的事件进一步强调，到18世纪头10年，海上影响范围与资源越来越重要。只是在海地这个例子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并不是海军战舰，而是欧洲航海技术另一个快速发展的成分——长途贩奴船。

在实践中，这两种彰显暴力的远洋船只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重合。与海军战舰一样，大部分贩奴船都有武装。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从布列塔尼港口南特出发的法国贩奴船“勤勉”号（Diligent）吨位相对较小，但也携带有“8门4磅炮、55支步枪、18支手枪、20柄剑和2门回转炮，它们的状况都很好”。[47]由于贩奴船的船东和船长需要能够操纵这些武器的船员，他们往往招募曾在海军服役的人。

因此，一些欧洲国家海军史无前例的扩张，与欧洲奴隶贸易的增加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法国的情况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18世纪的前25年，法国船只带出非洲的奴隶估计有10万人。而法国海军于1750年后规模大增，法国贩卖奴隶的数量随之高涨。18世纪的最后25年，法国贩奴船运送了40万名非洲人。这些人中大约有70%（绝大多数是男性）来自安哥拉沿海和几内亚湾沿岸地区（包括贝宁、多哥、现尼日利亚地区）；在5000英里的漫长旅程中存活下来、抵达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大多数来到了圣多明各北部、西部、南部沿海。[48]

圣多明各/海地发生的事件还证实了18世纪战争规模扩大带来的政治影响与破坏。它也强调了这并非西方独有的现象。在西非的大部分地区，18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似乎也见证了更加多元的冲突。以达荷美为例，这个位于现贝宁境内的强大王国拥有自己的常备陆军和火药武器。1724年，该国军队入侵曾经的沿海强国阿拉达，俘虏了8000多人。达荷美自身在18世纪20—40年代也曾七度遭到约鲁巴人的奥约帝国军队的入侵。这个帝国在今尼日利亚境内，其军队人数有时超过5万人。这一辽阔地域还发生过其他冲突。在日渐衰落的刚果王国（该国疆域曾扩张到今安哥拉、加蓬、两个刚果共和国多地），一场漫长的内战在18世纪60—80年代达到了高潮。[49]

由于西非地广人稀，这一辽阔地域的统治者们通常更愿意以俘虏作为战利品，而不是利用胜利夺取更多疆土。他们有时候还将这些战俘卖给欧洲奴隶贩子，换取进口商品、枪炮、亚洲纺织品、宝贝贝壳等。所以，到18世纪中叶，西非各地明显扩大的战争规模，有可能也造成了为大西洋沿岸奴隶市场增加黑奴供应的后果，恰在这个时期，法国奴隶贩子的活动更加活跃。

因此，一些非洲文化研究者曾坚称，18世纪末，法国奴隶贩子运到圣多明各的“许多奴隶”实际上可能是“在沦为奴隶前曾在非洲军队服役”的老兵，被非洲对手的军队俘虏后卖给了欧洲奴隶贩子。历史学家约翰·桑顿推测，也许这些曾受过训练的非洲战士在圣多明各的存在，是18世纪90年代反奴隶制起义“早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使这里的黑人起义军能在“遭到欧洲援军威胁”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并发动反击。[50]

由于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在圣多明各参加战斗的绝大多数黑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卷入此前西非军事作战的程度，以及非洲战争往事与传统对他们的影响，都不得而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1750年后，混合战争的加速发展在世界许多地方造成了动乱，也助长了海地的危机。

由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人力要求和财政成本巨大，法国不得不削减了在圣多明各的守卫部队。可用于维护圣多明各种植园经济、镇压奴隶反抗的白人常备军人数减少，意味着维持该殖民地秩序的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当地民兵身上。这一群体包括大量黑人自由民：正是这类人在许多情况下选择加入18世纪90年代初的起义。[51]

混合战争规模扩大导致法国军事和财政负担过重，这些负担在另一个方面对海地发生的事件有决定性影响。1792—1801年，以及1802年之后，连续几届的法国政府都无法将其力量和资源集中用于镇压圣多明各的黑人抵抗运动，因为法国的陆军和海军陷入了大规模战争，不得不在多个大陆、国家、海洋上对抗一系列强国。欧洲战事升级对海地还有个人层面上的影响。除了学习西非战争的经验和不朽传奇，海地一些最显赫的黑人指挥官还曾在欧洲混合战争主要倡导者指挥的军队中服役，从那里得到了军事经验与技能。

例如，海地革命战争中最著名、最富魅力的领导人杜桑·卢维杜尔是1801年该国首部宪法的推动者，他于1776年获得个人自由，曾在西班牙陆军部队中服役过一段时间，也曾与法军部队一同工作和战斗。杜桑后来回忆起自己在欧洲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他的“右臀部曾中了一颗子弹，子弹现在仍留在那里”，他的头部还“被一枚炮弹的弹片击中，弹片打掉了大部分牙齿”。[52]

杜桑的主要副手让—雅克·德萨林也从后来成为敌手的欧洲军团那里借鉴了经验，他最终为杜桑复了仇。德萨林可能出生于非洲，曾沦为奴隶，1802年前在法国陆军中担任军官8年之久。[53]而亨利·克里斯托弗则是黑人自由民，可能有格林纳达血统，他签署了海地独立宣言，后来控制了该国北部一个地区。克里斯托弗似乎比上述两人更早加入法国混合战争机器，曾于1779年与法国军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并肩作战。他从未享有海地独立运动其他领袖的崇高声誉，与1803年死于汝拉山脉一个法国要塞地下室中的杜桑相比，他看上去没那么高尚，也没有那么多悲剧色彩。在海地独立的缔造者中，他也不像后来遭到刺杀的德萨林那样重要。但是，亨利·克里斯托弗相对受到忽视，仍没有富有想象力的重要传记作品，主要是他最终努力构建的海地政府类型使然。不过，与圣多明各/海地发生的大部分事件一样，他的筹划和最终的事业都很重要，其重要意义超出了该地区。

刚刚获得自由的海地人非常贫穷，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且受过大量暴力训练，当地又没有健全的民事机构，19世纪20年代之前，法国再次入侵并恢复奴隶制度的威胁一直存在，面对这些挑战，所有早期海地领导人必然都是高度依赖军事力量的强硬派。正如帕斯夸莱·保利1755年为危机深重的科西嘉制定的宪法那样，海地早期宪法中焦虑地密布着军事组织和强硬统治的规定。

在1801年海地的首部宪法中，杜桑·卢维杜尔成为“总司令……任期是他辉煌一生余下的全部时间”。德萨林于1805年颁布的宪法表明，“任何人（指的是任何男性）如果不是……一名好的战士，就不配成为海地人”。这部宪法还规定，海地被分为六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名陆军上将指挥。直到19世纪20年代，海地的历任总统都使用印有大炮图案的官方信笺。[54]

从这个意义上讲，亨利·克里斯托弗被贴上强硬独裁者的标签是意料之中的。根据他的指令，1807年为分离出去的海地北部制定的宪法确认了“不可剥夺的人权”，每位居民都“完全有权”获得自由。但这部宪法也规定身为总司令的他有权利选择继任者，只不过强调是“从将军中”选出。然而，1811年4月颁布、在“战歌声中”于“所有公共场所”宣读的另一部宪法中，亨利·克里斯托弗向不同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55]他自立为王，号称海地国王亨利一世。

德萨林于1805年主持制定的宪法已经宣告，海地将成为一个帝国。但宪法文本中规定，该国的君主将是“选举而非世袭的”。与此相反，亨利·克里斯托弗的目标就是彻底的世袭统治。他的1811年宪法宣布，“为了传达权力至上的观念”，继承权将“只授予……长期致力于国家荣耀与幸福的一个杰出家族中的合法男性子嗣（永久排除女性）”，这里所说的“杰出家族”指的就是亨利自己的家族。他的妻子玛丽—路易丝将成为海地王后，他的儿女将成为王子和公主，推定继承人维克托得到了“王太子”的头衔。“由国王陛下提名和选拔”的公爵、伯爵、男爵等将形成全面支持国王的贵族阶层，新设的每一种海地爵位都有专门设计的长袍。王室宫廷将适用正式的服装规范，以及新的骑士勋章。该宪法还规定，在海地北部亨利国王判定“适合居住”的任何地方修建宫殿。最终，那里有9座宫殿，以及一些“庄园”，取了如“胜利女神”和“国王美景宫”等名称。[56]

人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看成纯粹的自大之举，或者至少是特别厚颜无耻的“发明”传统的行为。可是，这将错过太多信息。亨利·克里斯托弗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从冷酷的将军自立为王，急切地为自己戴上王冠并将其代代相传的人。当这位新的海地国王昭告天下之时，几乎同时代的拿破仑·波拿巴于1804年加冕为法国皇帝，后又自封为意大利国王。与拿破仑一样，亨利·克里斯托弗不仅将成为世袭君主视为自我吹嘘的方式，也将其看作确保广泛的国际承认与接受的手段。他还将此看作一个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将使这片长期受战争蹂躏、仍受外国入侵威胁的领土（或者如新宪法所言，“最顽固的敌人准备将这个国家投入深渊”）恢复秩序与稳定。[57]与拿破仑和其他许多后来的统治者一样，亨利不认为戴上王冠与颁布成文宪法之间有任何不协调的地方。

为了让人注意到亨利·克里斯托弗与拿破仑的这些相似之处，亨利的一位宣传人员特意在印刷品上宣称，这位海地君主实际上“是波拿巴的近亲”。[58]不过，亨利虽然有意识地从拿破仑法国借鉴语言、仪式、方法、合法化技巧，但这位新近自封的国王在盟友中也谨慎地保持折中，好像他始终是个革命者。他不仅发展与法国的密切关系，也与其主要对手英国保持联系，与伦敦的政治家和废奴主义者通信，向英国纹章学权威机构“纹章院”请教海地骑士勋章和盾徽的设计问题。

亨利还委托艺术家理查德·埃文斯为他画了一幅华丽的正式肖像，埃文斯是当时英国王室成员与贵族的首席画家托马斯·劳伦斯的弟子和助手。埃文斯所作的肖像中，亨利身穿深绿色双排扣军队礼服，胸前别着他新设立的圣亨利军事勋章，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最近打造的王冠。他在代表危险的乌云背景前摆出架势，象征着一位军人出身的国王勇敢地参加捍卫领地的战争，而这块领地依靠黑人战争而确保了独立。[59]

这种对王室形象的自觉投入有时候也给亨利带来了坏名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此类举措和嗜好所需的资金，依靠的仍然是强迫大批贫苦的海地男女在种植园辛勤劳作。不过，更令人怀疑的是，人们往往含蓄地（有时甚至明确地）认定，亨利的君主制实验从本质上说是反革命行动，因而不符合成文立宪主义的实质。以上两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没有多少证据表明，1790年后在海地起而斗争的大批自由民与奴隶本身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如果他们真的是，那就奇怪了。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包括非洲大陆的大部分）仍然由自称为国王或与国王同等身份的人统治。在美洲之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帝国，尽管变革的成文宪法激增，君主制在一战之前仍是正规国家的默认制度形式，这种情况在有些地区还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而且，人们有一种感觉，亨利·克里斯托弗如此创造性和处心积虑地寻求变成君王，建立自己的王朝，在此过程中，他不是反革命的倡导者，而是深刻的革命家。另一位新晋君王拿破仑·波拿巴至少还可以声称自己有一点儿贵族背景，并受过军官的正式训练。可是亨利·克里斯托弗只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工匠，曾当过鼓手、客栈老板、屠夫，他成为将军并最终宣告自己是世袭君主，实属大胆之举——许多同时代人都承认了这一点。他宣布，他打算成为“新世界第一位加冕的君主”，以及“暴政的摧毁者，海地国的改革者和恩人”。[60]

这是亨利的生涯更值得注意的原因之一。他的思想和行为证实，这个混合战争愈演愈烈的时代戏剧性地引发了一连串的暴力革命，但这些革命并不一定与新的君主制实验相矛盾，正如君主制本身并不一定与制定和采纳重要的新成文宪法相抵触一样。不过，亨利·克里斯托弗在海地北部的君主统治试验很快失败了。1820年10月，病中的他知道权威正在丧失，于是用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他16岁的儿子兼继承人维克托王子（理查德·埃文斯也给他绘制了华丽的油画画像）立刻遭到刺杀，尸体被丢弃在粪堆之中。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亨利·克里斯托弗是一个革新者，他意识到，对于渴望成为世袭君主的人来说，大胆地运用成文宪法可能有利可图。越来越多人接受这一现实——成文宪法不仅与共和政治契合，也与君主制相容——对这种新政治技术的越发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海地发生的事件尽管独特，但也证实了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其他战争危机与政治危机（发生于科西嘉、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法国、西班牙及其大西洋殖民帝国）中所看到的情况。事实证明，1750年后，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战争（特别是混合战争）的冲击与后果是系统性的，比过去更加难以避免，往往成为不同类型的革命与政权更替的根源与加速器。[61]了解这种在陆地与海洋上暴力活动频仍的动荡背景，人们肯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有些人为什么对制定、利用、宣传宪法文本的兴趣愈发浓厚。

但是，我们仍然存有一些关键疑问。战争的蔓延以及战争性质与规模的改变，是重大的政治动乱与地区动乱以及思想转变与实践转变的重要原因。可是，为何对这些战争相关的动乱与转变，人们的应对办法越来越多地采取新成文宪法的形式？想要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必须回到过去，并关注世界的其他地区。

注释

[1]关于围绕保利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参见David Bell, Men on Horseback: The Power of Charisma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New York, 2020), 19–52; Independent Chronicle, 16 October 1770。

[2]最好的法语研究成果：Antoine-Marie Graziani, Pascal Paoli: Père de la patrie corse (Paris, 2002), and Michel Vergér-Franceschi, Paoli: Un Corse des Lumières (Paris, 2005); Correspondance Pascal Paoli: Édition critique établie par Antoine-Marie Graziani (Ajaccio, 7 vols., 2003–18), I, 84–91。

[3]Correspondance Pascal Paoli, I, 84–91.

[4]这部宪法的一个权威版本可见于Correspondance Pascal Paoli, I, 222–247；早期的有价值研究参见Dorothy Carrington, ‘The Corsican Constitution of Pasquale Paoli (1755–176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8 (1973), 481–503。

[5]Carrington, ‘The Corsican Constitution of Pasquale Paoli’, 495–496, 500.

[6]See Vergée-Franceschi, Paoli, chapter two; Fernand Ettori, ‘La formation intellectuelle de pascal paoli (1725–1755)’, in Correspondance Pascal Paoli, I, 11–31.

[7]Correspondance Pascal Paoli, II, 136–138.

[8]Ibid., 136–138.

[9]Correspondance Pascal Paoli, I, 239.

[10]Graziani, Pascal Paoli, 139.

[11]保利确实试图打造一支海军。参见James Boswell, An Account of Corsica, 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at Island, and Memoirs of Pascal Paoli, James T. Boulton and T. O. McLoughlin (eds.) (Oxford, 2006), 30。

[12]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参见Correspondance Pascal Paoli, II, 62–63。

[13]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英语民族史》第三卷中运用了这一描述。从全球被卷入的地区这一点来讲，七年战争并不是一场世界大战，但它的激烈程度和对多个大陆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

[14]See Tonio Andrade,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J, 2016), and Kenneth Chase, 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 (Cambridge, 2003); 战争建国潜力的经典论证参见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1990)。

[15]Robert Orme, A History of the Military Transactions of the British Nation in Indostan (London, 1763), 345; M. S. Anderson,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of the Old Regime 1618–1789 (Montreal, 1998), 80.

[16]Daniel A. Baugh, The Global Seven Years’ War 1754–1763: Britain and France in a Great Power Contest (London, 2011).

[17]Pradeep P. Barua, The State at War in South Asia (Lincoln, Ne, 2005), 47；对纳迪尔沙及其世界的简介参见Peter Aver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Cambridge, 1991): ‘Nādir Shāh and the Ashfarid Legacy’, Vol. 7, 1–62。

[18]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2005).

[19]我在这里利用了肯尼思·波梅兰兹的书名：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2000)。乔安娜·韦利—科恩的文章提供了关于18世纪中叶不同地区及其战争的趋同现象的有趣的侧面描述：Joanna Waley-Cohen，‘Commemorating War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30 (1996), 869–899；她讲述了乾隆的谋士们如何利用七年战争后的巴黎雕刻师，纪念平定准噶尔的胜利。

[20]混合战争的现定义，参见英国国防部网络出版物Understanding Hybrid Warfare (2017)。

[21]这一信息来自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苏珊·纳坎教授。

[22]See Jaap R. Bruijn, ‘States and Their Navies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Philippe Contamine (ed.), War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State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13th to 18th Centuries (New York, 2000).

[23]Peter McPhee, ‘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Late-Eighteenth Century’, French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6 (2015), 57.

[24]Bruijn, ‘States and Their Navies’, 71.

[25]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Boston, MA, 1989), 29–63.

[26]David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Boston, MA, 2007), 17.

[27]See my 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 (London, 2002), 269–307.此时印度其他各邦遇到的挑战，参见Tirthankar Roy,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British India: State Formation and Military-Fiscal Undertakings in an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Reg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47 (2013), 1125–1256。

[28]这里，我认真阅读了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London, 2004), especially 86–121，从中受益。不过，我希望更加强调，到18世纪50年代，西方大国参与涉及海洋和陆地的大规模战争的程度，以及这造成的许多后果。在这方面，贝利这本书（第84—85页）中有关全球武装冲突蔓延的示意图十分宝贵，但过于静态，也太以陆地为中心。理想情况下，这个主题的示意图应该包含越来越多在不同海洋上行动的舰船。

[29]对这一不断发展的危机，最好、最新的研究著作是Alan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 (New York, 2016)。

[30]Edward J. Cashin, Governor Henry Elli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Athens, GA, 1994), 211.

[31]See Eric Hinderaker, Boston’s Massacre (Cambridge, MA, 2017).

[32]Peter D. G. Thomas, ‘The Cost of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America, 1763–1775’,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5 (1988), 510–516.

[33]未来的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曾德的话，引自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98。汤曾德对美洲殖民地新税制的支持人尽皆知。但他曾担任海军大臣，这就没有那么多人知晓了。他十分清楚军舰的成本。

[34]约翰·夏伊的结论仍然适用：“是武装力量而不是别的，决定了美国革命的结果……如果没有战争的支持，独立宣言只不过是一部将被人遗忘的、流产的宣言。”In John Shy,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165。而且，如果没有此前七年战争带来的压力，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危机也绝对不会以这样的方式、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展。

[35]James C. Riley,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Old Regime in Franc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oll (Princeton, NJ, 1986).

[36]Rafe Blaufarb, ‘Noble Privilege and Absolutist State Building: Frenc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Seven Years’ War’,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4 (2001), 223–246; 1763年后法国复仇的另一面，参见Revanche, Emma Rothschild, ‘A Horrible Tragedy in the French Atlantic’, Past and Present 192 (2006), 67–108。

[37]Lynn Hunt, ‘The Global Financial Origins of 1789’, in Lynn Hunt, Suzanne Desan and William Max Nelso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2013), 32 and passim.

[38]Pierre Serna, Antonio de Francesco and Judith Miller (eds.), Republics at War, 1776–1840: Revolutions, Conflicts and Geopolitics in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New York, 2013), 243; 1789年，欧洲主要国家军队规模的估计参见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1987), 99。

[39]最好的研究著作是John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CT, 2006), 292 et seq。1763年后，西班牙帝国重整对南美洲之控制的例子参见Leon G. Campbell,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Peru, 1750–1810 (Philadelphia, PA, 1978)。

[40]Carlos Marichal, Bankruptcy of Empire: Mexican Silver and the Wars betwee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1760–1810 (New York, 2007).

[41]Arjun Appadurai, commenting on Stuart Alexander Rockefeller, ‘Flow’, Current Anthropology 52 (2011), 557–578, at 569.

[42]最近的史学研究成果巨大。如下优秀著作各有侧重：Jeremy D. Popki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hichester, 2012); David P. Geggus, The Impact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Columbia, SC, 2001); 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The 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2004)。

[43]As reported in the Pennsylvania Gazette on 12 October 1791. See https://revolution.chnm.org/items/show/317.

[44]Julia Gaffield, ‘Complexities of Imagining Haiti: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s, 1801–1807’,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1 (2007), 81–103. 1801年、1804年、1805年、1806年、1811年海地宪法的英译版可在网上找到。

[45]James Stephen, The Opportunity; Or, Reasons for an Immediate Alliance with St Domingo (London, 1804), 11–12.

[46]这一文本参见Julia Gaffield (ed.), The Haiti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Charlottesville, VA, 2016)；在海地创办学校的非裔美国人普林斯·桑德斯关于黑人起草宪法的评论，见于他编辑的Haytian Papers: A Collection of the Very Interesting Proclamations and Other Documents … of the Kingdom of Hayti (London, 1816), iii。

[47]Robert W. Harms, The Diligent: A Voyage through the Worlds of the Slave Trade (New York, 2002), xi.

[48]David Richardson, ‘Slave Exports from West and West-Central Africa, 1700–1810: New Estimates of Volume and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0 (1989), 1–22.

[49]See Richard J. Reid, Warfare in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2012).

[50]John Thornton, ‘African Soldiers in the Hait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Caribbean History 25 (1991), 58–80. 这一论题一直有争论。

[51]这一信息来自戴维·格古斯教授。

[52]杜桑的生平，参见Bell, Men on Horseback, 133–170；他的书信选集，包括对战争中负伤的记述，参见Jean-Bertrand Aristide, The Haitian Revolution: Toussaint L’Ouverture (New York, 2008), 112–113 and passim。目前最权威的传记是Sudhir Hazareesingh, Black Spartacus: The Epic Life of Toussaint Louverture (New York, 2020)。

[53]此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存在争议，参见Philippe R. Girard, ‘Jean-Jacques Dessalines and the Atlantic System: A Reappraisal’,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9 (2012), 549–582。

[54]Mimi Sheller, ‘Sword-Bearing Citizens: Militarism and Man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Haiti’, in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ed.), Haitian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2012), 157–179.

[55]Saunders (ed.), Haytian Papers, 139.

[56]Ibid., 97 et seq; Clive Cheesman (ed.), The Armorial of Haiti: Symbols of Nobility in the Reign of Henry Christophe (London, 2007).

[57]Saunders (ed.), Haytian Papers, 126–127.

[58]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Dynasty of the Kingdom of Hayti (Philadelphia, 1811)的扉页。

[59]在此感谢普林斯顿大学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的多利斯·L. 加拉韦教授2011年的论文 ‘Picturing Haitian Sovereignty: Portraiture And Self-Fashioning in the Kingdom of Henry Christophe’。

[60]Laurent Dubois, Haiti: The Aftershocks of History (New York, 2012), 61.

[61]正如保罗·施罗德所言，1750年之后，许多政治家“与其说是因认为战争会带来革命而害怕战争，不如说是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战争就是革命”：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1994), 802。

①1英里约为1.6千米。——译者注

②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