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国抗战时期的典当行业发展与贡献
一、简述我国典当行业产生与发展
典当行业，渊源甚古，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在寺院经营典当业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典当业在生活中的影响而逐步产生，典当业务的多样化反映了经济快速发展。
隋唐时代，典当铺名为质库，脱离寺院而独立经营。至宋代叫长生库，多以达官、贵族租钱开库。明代，典当铺为主要信用机构，不单接受当物，还兼营普通存放款和兑换铜钱等。而元代典当业与借贷的兴盛相伴而行，其民办典当业就大量出现，与之不同的是与宋代相比，元代当息大大提高。至明朝也基本没有官办的典当业，此时出现地域性典当业行帮，如安徽典帮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其中互相通用典当名称有当铺、典当、解铺、典铺、质库等。到了清朝典当业达到鼎盛时期，则最突出特点形成皇当、官当、民当三足鼎立局面。乃当铺遍及全国城市，则在清朝初期为官营；乃清政府议准各省民间开设典当，须呈明地方官转详布政司请帖，按年纳税报部，为民间信用组织。随着光绪年间，典当业在全国共有七千多家。但官银号及国家银行尚未设立之地方，国库及地方款项、官僚资金多存于当铺生息。
二、清代至民国时期及典当行业的兴衰
而民国时期社会舆论认为“典当之设置，一方面为营业取利，另一方面则负有调济贫民之责。其经济社会使命之重大，影响之普遍，较银行、钱庄有过之而无不及，‘良’以中下层社会民众莫不视典当为救急之唯一机构也”。
曾在光绪九年，贫民以利息过重之故，而鼓众生变。经同帮公议减为公平，人感便之，此业遂臻极盛。至辛亥革命，多遭兵灾焚劫。当民国成立，典当行业由商人经营店有三十多家。而当铺为贷付营业之一种，与前清时不同是，典当商必先由县署发给允许执照方能开设，经设有泰亨、保和、悦来、祥福(后改为庆余)共四典。
但因四川连年军阀内战，尤以“二刘大战”（刘文辉与刘湘叔侄之战争）造成社会及民众损失惨重，小农相继破产，经济枯竭，典当者甚多，赎回当者甚少，因衣物过时拍卖困难，营业资金大半冻结，其资金来源又多系拖款负累日多。以前尚可多扣利息，籍高利以肥己注。则政府以典当为农村金融机关，关系贫民甚大，特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三分，但在战乱及落后地区，三分利息过高，再加上几次币制风潮（即民国十二、三年之银价风潮；民国十五、六年之杂板银风潮；民国二十三、四年之地钞风潮；）受害者以典当业为最深，货币一出一入之间，往往差异甚巨，因此更赔累不堪。即以种种外在和内在因素追压，典当行业不得不与钱庄行业同一命运，大幅度没落。
可是社会上广为流传：“有当有赎上等人，有当无赎中等人，无当无赎下等人。”这也的确是时代最为真实写照，居家渡日，总有一时钱紧时候，拿自己的东西到当铺抵押换钱，解一时之需，是很平常之事，却总比舔着脸开口向亲朋好友借钱要好。
据巴蜀学校历史记载：于1928年至1933年期间，乃川军将领王缵绪不忍看巴蜀落后，为实现他以教救国理想，却在这军阀战乱时期，曾数次典当家藏购得，重庆张家花园上百顷园地作为巴蜀学校校址。以及靠典当家产逐建完成他长达五年，创建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历程。而王缵绪作为巴蜀学校董事长二十余载，集一人之力承担着巴蜀学校建设与所有开支，最终以实际教育成绩实现了他的救国理想！
（注：1950年前的巴蜀学校今日已分成了几个教育机构，而巴蜀中学也仅是王缵绪创建该校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三、抗战时期及典当行业之兴衰
自民国以来，中国自己创办银行以及中外合办银行、钱庄、信用合作社相继兴起占领金融市场，即不断向市镇、农村扩散，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金融业各种新式机构崛起，许多业务与典当业务重合，分摊了典当业务，既缩小典当市场与发展。为了维持当铺的资金运转，谋取利息扩大经营，典当行业除经营质当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等副业，一些政府公款、士绅的资金都存放在当铺中生息。
而不幸的是，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败退至四川，以重庆作为全国民众的陪都（首都）。当时的金融市场已混乱不堪，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频频出现，其典当行业也瞬间衰落谷底。战中所有行业受损，多数行业及店铺宣告歇业，至此各行各业都一蹶不振，造成严重亏损。
但有幸的是，刘湘死后，由广大军民强烈推举出，抗战初期的SC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则掌控军政双重权力，他认为典当业在四川既关系到普通百姓生活，又有利于战时现状，能缓解社会矛盾，并采取积极措施与鼓励支持典当行业。但不排除成为非法之徒的销赃之处，或成为苛重盘剥高利贷的场所。于是，王缵绪主席对此典当行业极为重视，相继推出专著与一系列法规政策，即代表省政府支持与保护正规典当业，又设专门机构与法规对其进行管理与监督。政府主要从开业、歇业管理、典当税收、营业监督、以及筹备公营典当方面对该行实施管理与监督等，给战时社会带来良性发展，受到百姓极大拥戴。
四、当时四川重庆为中央政府中枢陪都其典当业管控非常必要
随着王主席的诸多策略支持与战时典当业需求，典当种类越来越多，其商业性不断增强发展。如果放任典当行业不加以监管，就会出现种种弊端，成为不法分子的销赃场所，以及苛重盘剥国利场地；所以要对不法典当行为严厉打击，作为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制定了相应的法规，由相关机构进行合理性的监督管理；则以抗战时期的典当行业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典当业与借贷存在较多相似之处，这不仅为百姓提供了抵押贷款渠道，也解决了燃眉之急，即缓解一时资金短缺，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尤其对一些爱国人士用典当支持抗战所需，这给战时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抗战之初，宋庆龄却意外地收到一封毛泽东亲笔信，信中希望她能够帮忙向其胞弟宋子文借一笔钱，给中共中央解决地下党经费困难。宋庆龄认为毛泽东写信借钱，肯定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才不得已向她开口借钱。
虽宋庆龄弟弟宋子文，当时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兼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除此之外他还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但宋庆龄与宋子文因革命理念不同乃分道扬镳。自1927年宋庆龄则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与国民党蒋中正彻底决裂，宋庆龄已没有正式工作，全靠孙中山抚恤金和父母遗产，加上孙中山在上海华侨捐赠一处房产生活，是不成问题。乃宋子文是不会借钱给她，况且是给毛泽东借钱，就更不可能了。但宋庆龄没有回绝掉毛泽东的请求，而是把孙中山遗留房产进行典当，满足了毛泽东的请求。当时，宋庆龄把自己住所莫利爱路29号寓所（今香山路七号）进行典当5万美元，全部交到毛泽东手中。
极可想象，在外敌入侵的战争期，外加国共动乱，借钱比登天还难，不仅要有担保，就是付再高的利息借钱都很困难。特别是通过第三方借钱，一定顾虑会不会按时还钱？凡借钱都是未知数，或许还钱就成了仇人的事经常所见。可宋庆龄没丝毫犹豫，尽其所能，只想国共能真正合作抗日，所以也就没向毛泽东说出这笔钱是通过典当，而不是向宋子文借款。宋庆龄知所以没有说，已没想要归还之意。
五、乃抗战时期的典当行业之巨大贡献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除典当业受到无情打击外，则其它各业也同样如此处于危机的情形下，为了我国抗战与适应战时变化的经济发展形势。四川成为战略大后方，乃直接引来日机轮番轰炸多年之久，由于缺乏防空力量，日机所炸之处，人员房屋受到巨大损失。
面对战争所造成兵连祸结，时任抗战SC省主席王缵绪带动全民抗战，而他所治理的战时陪都及抗战大后方则困难重重，其典当业兴盛与发展也非是以往历代所能企及，对典当业监管与完善却作了深入研究，并制定出严格法律及法规。以应对长期抗战着想，增加国库收入，以出台政策推动战时民间私营典当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为稳战败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王主席责令监管机构执行政策法规外，其监管机构多为省政府下辖机关有财政厅、实业厅、建设厅、民政厅、税务局、警察厅、法院以及各县政府各机构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对典当业实施监管。又建立典当同业公会自我管理，则对典当业方方面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具体体现在监管部门执行监督，督促同业公会的自我管理，以正常纳税、及当物失窃、失火等一系列损害等，都制定出台了详细赔偿及若干制度。这些法规政策与制度对典当业的监管却起到重要作用，彻底避免成不法分子销赃与盤剥之场所。
随着典当业监管与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得到充实完善与发展，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川经济考查团报告称：“较稳定之大当店有恒通、义通、全盛荣、华通、徳详、固利六家，其余城乡场镇经营者甚少。随着政府出台及支持，典当商业报告记载大当为二十六家，区乡场镇先后开设七十一家。典当业类别依照不同划分标准，可以分为当铺和押号、动产典当和不动产典当、独资、合资、合股典当、官府典当业和私人典当业等若干类。以资本额的大小，利息的厚薄，满期的长短，纳税的多寡作为分类标准，有典、当、质、押四种，典的资本最大，利息最轻；当次于典；质又次于当；押则资本最小，利息却最重，此外还有代当。经通过搜集口碑极佳，为战乱民众解决困难。
乃抗战时期，典当物之估价为大当与小当高低之分。普通皆以一贯五为原则，所谓一贯五者，即值十当五之谓，惟货物之性质不同，亦酌量情形，互有参差，如金银首饰价高可当至九成，锡器皿因政府收售估价亦高。衣服被褥亦有打破一贯五之原则，因抗战爆发，布匹棉纱高涨之故，典当物品多有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西洋物品及服装，更有不动产田地、房产等。而不动产典当要求当户将田地或房产作为当物抵押典当行，当事人双方需要立约，这种文约称作典契纸，必须缴纳相应典契税。
再有就是典当估价尚有淡旺季营业之分，如年关、青黄不接为“上架时期”估价则贱。秋后为“下架时期”估价略高，平时常与物价涨落相连。总之，有典当物者的生活也都是在饥饿线上，须拿典当以苟活一时；即可想而知，更多没有当物者的生存处境该是如何？维护世界和平是何等重要！这就告诫我们要拥戴曾经为我国抗战作出贡献者，以及无数为此牺牲的先烈们，他们在那个悲惨的战争年代，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和平之今日的安定生活。
也正是根据本省典当行业实际发展给战时带来有利因素，以及相应制定适合典当业的法规制度与一系列措施，在江苏、上海、浙江等省既参照制定典当法规等系列政策，这些法规政策对于各省典当行业也都起到了很好的监管作用。随着典当业分布范围的广泛及典当业种类较多，各地也成立了典当同业公会对典当业的管理，即依照不同划分标准，大致分为四类。各种不同类型的当铺规模范围不同、业务对象不同、收当物品、当期、当息都存在差异，但它们互为补充，即充分发挥各自作用，为各个阶层民众提供资金借贷渠道，这也是我国典当行业在战争时期，必然存在的重要因素与原因。
尤其是在我国最危机时刻，时任川省主席王缵绪及时推出法规政策及严格监管，让典当业存在自己内部组织及奉行严密行业规定，使各机构之间分工合作相互配合，以大大提高典当行业的运营效率，这不仅让特有的典当行业规范化，即保护当铺安全，又不作为非法场所，以及拉近典当业与普通平民之间距离。仅典当行业，即着实为我国战时阶段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