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文景之治对汉武帝刘彻的影响系列之汉武帝各种措施的实行及其历史影响

汉武帝实施政策的利弊及其历史影响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还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之后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古往今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历史弥补。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没有神殿但有宗庙；没有神谕，却有史鉴。我们没有最后的审判，却有历史的裁决；没有地狱却能罄竹难书、遗臭万年；没有天堂但可以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中国人崇拜着过去的辉煌、祖先的荣耀，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成了被供奉的“众神”。而在“众神”当中，汉武帝刘彻无疑是最闪亮的那颗星。

“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破匈奴、伐大宛、灭南越、平朝鲜，赫赫武功使得无数华丽的词藻和热血的情怀与武帝之名相挂钩。历史写就了大漠铁骑、西域雄师、征服岭南、扬波东海的英雄时代。诗歌里亦传唱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的柔情，“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的豪气。但是，历史还留下了“穷兵黩武”“海内虚耗”的字眼，诗歌中仍可见“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哀。只是后来者，太喜欢看人前的荣誉与辉煌，而淡忘了荣耀背后的血与泪。

1、迟到16年的罪己诏

汉武帝刘彻的统治，前后长达五十四年之久。在武帝统治前期，大约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足可谓太平治世。司马迁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粮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自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后，武帝开始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

在这三十多年间，除对外征伐外，武帝还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改革，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设刺史等政治军事改革，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经济制度改革。后世所推崇的文治武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然而，读史者如果细查一番，不难发现这些大事基本上都是在元狩、元鼎年间完成，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也就是说，如果武帝身负历史使命，那么到元封年间他就已经完成。这之后，应当停止大规模的对外用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可是，直到征和四年，武帝才颁布转变统治政策的轮台诏。武帝的轮台诏，广受后世所赞扬，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难得的成功之举，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引发了后继者的“昭宣中兴”。不过，在今天看来，班固所动情称赞的这份“仁圣之所悔”的罪己诏完全可以早上16年，那样武帝后期的家国民生不至于出现“亡秦之迹”。

2、劳民伤财的雄才大略

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世后的第六年，主政大臣霍光召开盐铁会议，其授意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攻击盐铁等政策，试图在舆论上搞臭长期主管财政的政敌桑弘羊。但没有想到，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而桑弘羊又坚决维护官营政策，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打乱了霍光的原定部署，使得霍光骑虎难下。

不过，这场失控了的“辩论赛”却让后人对于武帝一朝的政治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其中，有一段值得关注：“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

贤良文学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清晰揭示出武帝统治政策的实质。武帝即位后逐渐开始用兵四夷，主要是对匈奴的军事征伐，这是武帝朝政治活动的第一原动力，“奋击之士”因此兴。然而到元狩四年左右，连年征伐匈奴导致“财匮，战士颇不得禄”，汉廷发生严重财政危机。

在此严峻形势下，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应运而生，汉廷积极开拓财源，增设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入粟补官、入羊为郎、出货除罪等兴利活动，在数年之间不仅成功化解财政危机，而且为武帝后半期的对外军事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源。但是兴利活动却搅乱了民生，造成了社会动荡，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于是武帝又在全国上下大兴酷吏之治，以严刑峻法高压统治。

可以说，汉武帝因穷兵黩武的关系，才逐渐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又不得不用残酷的刑法来维稳，三者互相因缘。武帝对外征伐、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并大兴酷吏政治的统治政策保证了其文治武功的实现，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3、对外征伐

据《汉书•武帝纪》和《史记》、《汉书》中各少数民族传记记载中的情况，汉武帝在位期间，仅对北匈奴用兵就多达44年，几乎平均1年2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战争。这还不算对朝鲜、南越等地区发动的战争。这些战争中，有些确有其必要性，如对匈奴的几次战争。但也有很多纯属得不偿失，如征伐大宛。在司马迁笔下，汉武帝派李广利攻打大宛，是出于他喜好大宛宝马的私欲。

武帝以丧师五万、转运万里的巨大代价，仅得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得与失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难免觉得这场战争是多么得不偿失。而事实上这场彻底断匈奴右臂的战事，确实是损失惨重，代价巨大。汉代的贡禹、夏侯胜、贾捐之、扬雄、蔡邕等人，以及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们也一致认为，武帝拓边劳民伤财、虚耗国力，导致灾祸并生、盗贼蜂起、天下大乱。

夏侯胜甚至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矣。”汉代以后，批评武帝穷兵黩武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唐代名臣狄仁杰就说：“汉武追高、文之宿限，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明代顾炎武也批评到“汉武穷兵极远，逞一时之私心，以启后世无穷之祸。”

4、兴利政策

汉武帝统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兴利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些战时经济政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农抑商，或农商并重，而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制止其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以谋取暴利。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地方郡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其最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用以填补西汉王朝在财政支出上的巨额亏空，支持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耗费。

这些政策在短时期内确实起到了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的功效，支持了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奢极欲。但从长远来看，却存在着许多弊端：比如贤良文学指出的官营生产的铁器难以适应农民实际生产，给耕作带来极大不便，又加重劳役；平准制度也往往会走向物价飞涨的反面；官营举措又导致各级官吏尤其是上层官员的腐败，所谓“因权势以求利”。

5、酷吏政治

为了支撑帝国庞大的战争消耗和刘彻本人的享乐开支，武帝时期力役极为繁重，民众甚至作歌以泄不满：“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憩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秋杜》、《釆薇》之所为作也。——《盐铁论•繇役》”

武帝甚至将人头税征收年龄从7岁降为3岁，逼得贫民无钱纳税而杀死初生婴儿，“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另外，武帝还经常打破常规，随机征收赋役，“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

6、国富民穷

民不聊生，因此揭竿而起。武帝晚年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之间有坚卢、范生等。在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前，武帝不思自己所作所为、改弦易辙，而是派出大批酷吏和绣衣直使前往镇压。这些人奉命之后，即到各地对反抗的百姓大开杀戒，“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血流十余里”。在血腥屠杀未能奏效的后，又实行相互株连的“沉命法”进行镇压，结果愈压愈烈，反者更众；治奸愈迫，奸者愈匿，使得武帝末年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不可遏制。

7、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

如果说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穷兵黩武，还有着祸在当世、功在千秋的情有可原，那么耗费国家财物、追求个人奢靡享受所做的大修宫室、求仙访神则是不可饶恕。宋人曾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间耳。”

武帝挥霍无度，赏赐动辄数百万；游猎无限，扩京畿方圆数百里为专供游乐的上林苑；大兴土木，在关中各地建造离宫别苑；喜好女色，“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并且其妃嫔用器奢侈，最宠爱的李夫人“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当享受到极致的时候，就开始追求生命的无穷。秦始皇如此，汉武帝则更甚。

武帝将那些胡言乱语的方士奉为上宾，虔诚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指引一条长生之路。从23岁碰到李少君开始，武帝就陷入了神仙方士的包围之中。他先后任用李少君、齐少翁、栾大等人，利用各种手段寻求长生之术。武帝多次巡游东海、访求神仙，动用方士达几千人，又在京城为神仙修筑高台楼阙，凿池造山，“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晚年又登临东海、寻访神仙，为此还差点葬身鱼腹中。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二十余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达十余次，“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总结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司马光取舍般的评论深含其时代影响和个人政见，不能不听亦不能全信。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多灾多难，时常受外敌之辱，恰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往往会借古讽今，寄情于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无疑是寄托富国强兵、扬威异域理想的最好人选。因此人们往往习惯性去多看几眼那个时代的英雄，而暗淡了庶民的血与泪；习惯性的冠以功大于过；习惯性的去说祸在当代、利在千秋。

然而，毕竟我们有着历史的高度。如果，你身处英雄时代却不是立功立名的英雄豪杰，而只是普罗大众的一员：或为力役、或为征夫、或需卖妻、或要杀子，不知你是否还能唱出“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豪情万丈、“倾城与倾国”的柔情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