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引言
国王刚说完那里应该有一座宫殿，一座非凡的宫殿就出现了……[1]
这听起来像个童话，而且这句话确实来自《小红帽》《灰姑娘》《穿靴子的猫》（以及其他许多经典童话故事）的作者夏尔·佩罗。他提到的凡尔赛宫的建造过程，并非像童话故事中那样一蹴而就，但也相去不远。1660年后的几年里，一座不起眼的狩猎小屋摇身一变，成了庞大、恢宏的建筑群，威风凛凛地矗立在华丽的园林之中。在当时及日后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凡尔赛宫都重新定义了一座皇家宫殿应有的模样。
若说所有这一切都出自一个人（其实就是佩罗的主人）之手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也并非一个阿谀奉承之人的溢美之词。作为专制君主、拥有神赐王权的统治者，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选择了这处（其父路易十三喜欢的）地点，将他想要修建的宫殿概念化，并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投入自己全部的创造力将其变为现实，直到他离世。凡尔赛宫是一位国王的智慧结晶——他想要一座能够起到崇拜、纪念、鼓舞和统御作用的纪念碑。这座宫殿根据王室的命令建造，按照王室认可的设计进行修葺和装饰，整座宫殿依照一个人的标准迅速拔地而起，这个人在他的廷臣和子民面前自称为“路易大帝”。
正如童话作者暗示的那样，这个如同被施了魔法的地方令人彻底眼花缭乱。规模和美感相辅相成，让所有看到它的人——廷臣、贵族、外交官、旅行者、商人、工匠以及普通的法国民众——不得不肃然起敬、惊叹不已。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受命创作出一件壮观的装饰性巨作。这项工程延伸到了宫殿围墙之外，因为路易十四还对园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座欣欣向荣的卫星城也在毗邻的小村庄上“变”了出来。凡尔赛宫不仅是一座权力建筑，还拥有一整套权力景观。它也体现出一种宇宙的维度：宫殿中最主要的权力象征之一便是太阳王(1)路易十四的代表图案——宇宙围着他转，而他仁慈的恩典泽及万民。
1682年，路易十四将整个宫廷迁至凡尔赛，使其声望达到顶峰。他还将政府机构一并迁到这里，从事实上放弃了欧洲大陆上最大且最负盛名的城市巴黎。从此以后，凡尔赛实际上成了法国王室的宫廷、首都及政府所在地。
在欧洲，只有最伟大、最富有的国王才可能构想如凡尔赛宫一般宏伟、野心勃勃且耗费资源甚巨的计划。随着18世纪向前推进，凡尔赛宫的声望大增：欧洲其他各国君主竞相效仿；以其庭院为代表的“法式园林”风格席卷欧洲，甚至连实际由路易十四创造的道路宽阔笔直的凡尔赛镇，也为19世纪奥斯曼主持的巴黎大改造提供了样板；更直接的是，还给美国华盛顿的设计规划以及葡萄牙里斯本的震后重建提供了灵感。
这块典型的细木护壁板中心处饰有路易十四的太阳图案。
然而，凡尔赛工程给路易十四的国库造成了沉重负担，也将其后继者路易十五（1715—1774在位）和路易十六（1774—1792在位）置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两人都不愿打乱看似成功的路易十四式伟大模式，因为这建立在向国内外展示实力的基础上。然而要达到前辈的标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两位君主都发现路易十四并不容易效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能通过在某些方面背离路易十四的理想来做自己。对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来说尤其如此，她沉迷于凡尔赛宫的奢华，却希望这种奢华只聚焦于自己。公众与日俱增的不安情绪，有如围绕路易十四的破坏性战争与对新教徒的镇压而形成的黑色传说，凸显了宫廷之奢靡与民众之境况的鲜明对照。到1789年，凡尔赛宫已经成为国家争论的焦点，而非波旁王朝统一的象征。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人们已经对凡尔赛宫在政治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质疑，而当时法国的君主制已病入膏肓。第一共和国（1792—1804）建立后，有人质疑，一处为现代早期欧洲最强大的君主政体量身打造的宫殿建筑群能否与一套现代化政治体系相兼容？凡尔赛宫能实现“去波旁化”吗？在后专制主义时代，凡尔赛宫应何去何从？后续历任政府——包括第一共和国瓦解后的拿破仑帝国（1804—1814）以及复辟的波旁王朝（1815—1830）——都曾努力解决这些难题，但在极度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均未能提出可持续方案。
最具实质性的答案来自路易-菲利普国王（1830—1848在位），他是波旁家族奥尔良分支的成员。他希望将凡尔赛宫变成一处纪念法国整段历史的场所，上自远古，下至他自己的“七月王朝”，包括各个共和国、帝国及君主国。为此，他修建了内容丰富的历史画廊，以献给“法兰西的所有荣耀”。路易-菲利普倒台后，画廊在第二共和国（1848—1852）和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1852—1870）期间得到保留和改造，直至今日。
这尊精致的路易十四半身像出自意大利雕塑家和建筑师吉安·洛伦索·贝尔尼尼之手，他于1665年应国王之邀前往法国。
凡尔赛宫就这样从创造历史的地方变成了铭记历史的地方，但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时刻却让这座宫殿短暂但引人注目地回到了法国历史舞台的中央。首先是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落败，路易十四著名的镜厅成了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场所。在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到1879年），凡尔赛宫在第三共和国时期（1870—1940）一度成为国家政府的所在地。40年后，即1919年，凡尔赛宫迎来了第二个重要时刻：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和约在这里签署。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签字仪式被特意安排在镜厅中举行——这一招摇之举是法国人对1871年国耻的报复。
从那以后，凡尔赛宫同时成为共和主义和传统君主制的标志性地点。这座宫殿被纳入法国的政治主旋律，实现了共和化，甚至去政治化。在第四共和国（1946—1958）和第五共和国（1958至今）期间，它继续扮演着微小但意义重大的仪式性角色。然而，贯穿整个19世纪、曾使国家陷入分裂境地的政治辩论，已失去其意义和影响。
凡尔赛宫对当代政治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很显然，这绝不是每年有六七百万游客前往参观这座宫殿及其庭院的原因。吸引他们的是凡尔赛宫遥远的历史，而非事关当下的政治。对这种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催化因素是，自19世纪末以来，一些富有远见的管理者做出了贡献，让这座宫殿扮演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这些人意识到，在荣耀与影响力方面，现代的凡尔赛宫永远无法与历史上的凡尔赛宫相媲美，因此它的未来就存在于它的过去之中。但它的新角色被定位为一处记忆场所，让参观者能够以某种方式体验1789年以前宫殿最伟大的时刻及其取得的文化成就，而非路易-菲利普描绘的建立在民族主义基调上的沙文主义历史课。这种对其使命的改变涉及一系列保存、维护、商业化及富有想象力的宣传，以使非凡的历史瞬间及其相关艺术和文化成就为自己开口说话。
因此，本书分三个阶段讲述这座举世瞩目的历史古迹的故事。首先，一处没有历史的荒芜之地如何被改造成一座创造了历史的童话式宫殿（第一章）；之后，凡尔赛宫在其黄金岁月里如何运转（第二、三、四章）；最后，这座宫殿在努力尝试融入现代社会后，最终如何找到自己作为记忆场所和文化中心的使命（第五、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