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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世界

对现代人来说，在脑海中勾画出几百年前农民的生活场景非常困难。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他们似乎只是个体成员之间毫无差异的群体，只有在作为被强行施加现代性的改革“原材料”时才显眼一点儿。事实上，农民家庭和社会之所以让人很难想象，原因正好相反：不同个人和集体生活在各有差别的法律、社会与经济形态之中，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种种动荡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不断与永远压在身上的重担努力而机智地斗争。

想要在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万千组合中描绘出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就实在太过狂妄了，但想谈谈他们之间的一些共性肯定是合理的。首先，人们无法单独挑出某个个体，因为尽管男性在这个高度男权化的社会中占据法律意义上的主导地位，但女性也与他们一起组建并管理家庭，而所有活动都围绕着家庭展开。男女双方都将婚姻视为一项重要的经济策略来追求，也都希望对方能为此做出贡献——继承的土地、存下来的积蓄、当作嫁妆的家庭资源。生活是危险的，而且往往短暂得异常残酷，一个人能活到结婚年龄就已经算幸运了，因为诞生在贫困阶层的孩子，至少有一半没能活到结婚。

从表面上看，农民的生活就像是静止的，可事实上这是一场和时间的持久斗争。父母需要孩子来保障自己长远未来的生活，可是每次怀孕都有生命危险，而且每个降生的后代都必须不断和疾病与饥饿斗争才能长大，直到他们可以靠劳动维持生活，才不再是家庭中绝对的经济负担。一些农村男孩可能会从乡村牧师那里勉强学点儿什么，而女孩基本就从来不会受到教育，除非她们展现出了罕见的天赋。要不就是，男孩一到青春期就会被送去做农场雇工、牧牛人或农田工人，而女孩更多的则是从事类似的室内劳动。

这些青少年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日子是一场更激烈的竞赛，他们得一边等待天降遗产（如果他们家有任何土地的话），或者是从病弱的父母那里接手租约，一边给自己存下一笔能起过渡作用的积蓄。这同样是一场与自己飙升的荷尔蒙的赛跑，在实现经济稳定之前，他们的婚姻根本无从谈起。他们的平均结婚年龄接近三十岁，许多夫妇会带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步入婚姻殿堂。老一辈的人总是希望这种结合对家族命运而言是一笔好买卖，而不仅仅是某场乡村舞会后令人懊悔的意外结果，或者其他更糟糕的情况。

这样一来，下一代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在汹涌的激流中植下一座小岛，他们希望它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好让家族逐渐壮大。但事情往往不会这么顺利，怀孕、事故和疾病都缩短了人的预期寿命，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通过二婚重组了家庭，这就将继子、继女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抛进了无可避免的分裂局面中，争夺遗产的场景日益逼近。家庭和社会适应了这种生命周期的冲击，就像他们不断调整自己对季节轮替那种直接而无休止的依赖，就算其中的风险和灾难一直如影随形。

受过教育的改革者总是确信，农民可以通过受教育学会如何更好地耕种，但这种思想往往包含了一些对农民可获得资源的想象，比如品质更好的种子、更多的肥料来源、新的作物品种，可这些对农民来说根本无法触及。严峻的经济问题让许多农民不得不重复上几代人做过的事情。在其他方面，这往往与当地的复杂状况有所关联。整个18世纪后期，王室政府推行了将“荒地”变为农田的政策，这在某些地区可行，但在另一些地区就可能受限于地主的权利，种植新作物还面临着被额外征税的风险，这让农民花费的成本比获得的收成还高。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普遍条件下，即便是最先进的农业措施也不能抵御病虫害的威胁，就像当今农业无法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一样。所有这些都可能摧毁个人自有田、整座村庄甚至整个地区。1788年7月13日，一场猛烈的冰雹严重毁坏了法国中部大片地区正要成熟的谷物，导致随后的严冬粮食极度短缺，从而催生了转年的革命。也难怪在面临这种威胁时，还有些农民社群坚信上帝会拯救苍生。教士们定期为丰收祈祷，敲响教堂的钟以图抵御雷暴也是当时的普遍做法。

农村人口不得不承受其生存环境带来的所有现实压力。一些人，也许历经几代人颇为走运的繁育和精明的经营，能够实现阶级的跨越，成为较为富裕的地主。有的则更进一步，用时间和金钱对教育远期投资，使新一代跃升成中产阶级，甚至某天能够步入上流社会。但是，绝大多数农民永远无法朝这个方向踏出第一步。当时十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虽然运气不好也是部分原因，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落入窘境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运作故意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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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前现代社会一样，18世纪的法国是以两种根本途径建立在农民人口的基础之上的。第一种途径，也是本质上的一种：所有人都需要依靠农民提供的食物。这种依赖往往会在恶劣天气和运输不足的情况下转变为对粮食匮乏的恐惧，这不仅没有让占总人口少数的城市居民感恩戴德，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怨恨。城镇居民焦急地等待粮食进入当地市场的消息，并经常为此无序抗议，这让当局担心导致灾难性的失控，长期结果则是粮食市场体系被高度监管，在这种制度下，集中在城市少数消费者手中的稳定供应方面的利益，压过了分散于农村的多数生产者的最大收益。

凡尔赛宫，这座17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辉煌殿堂，对上述政策的支持态度让其变得毋庸置疑。宫殿正门右边的是象征着工业的人像，而在左边和它对应的就是农业的象征，一名被出产于丰饶土地的各种作物包围的女性。她坐在一个男人（农民）的背上，后者被雕刻成双眼突出的怪物，嘴张得大到在当代艺术中会被理解为代表着缺乏自制力的野兽，他正抓着一块抹布擦拭额头上的汗水。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愿意将法国经济对农民阶级的依赖如此表述出来，反映了社会依靠农民劳动的第二种，也是普遍存在的途径。

法国的社会结构是由特权驱动的，这不仅是一种隐喻，还是一种真实的、法律上可执行的划分。一个人积累的特权越多，社会地位就越高，缴纳给国家的税和其他财政负担也就越少，还越能从地位更低的人那里索取。社会的不平等及其压迫性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法律和政治的现实情况上。从其根本上看，这种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有输家。没有非特权阶级，特权就不会有意义，农民正是广大的无特权群众，承受着各阶层的重压。他们几乎是唯一被征收了基本的国家土地税的阶级，这种负担和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直接相关，以至于说某个人“可被征土地税”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着社会歧视的标签。

国家税收和天主教会索要的什一税都是沉重的负担，而且那些付了款的人往往得不到任何回报。但是，这两者之外还有第三座剥削的大山，即领主制度，这一制度将分裂的基础更深地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领主被称作“lord”（主人），同样的词还用于“Our Lord”（我们的主），即上帝。这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区别，还代表了一种支配关系。

在不稳定的中世纪，有一次（故事是这样讲的）领主们将自己提供保护的范围从自己的城堡城墙之内扩大到了当地村民身上，再从那些经过了几个世纪，已经慢慢将自己从事实上的农奴身份中解放出来的人那里收取报酬。当时，那些人仍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讲述领主如何慷慨、如何如同父母般关爱人民的故事，渗透在贵族领主制度的历史记忆中，模糊了过去几个世纪不断变化的景观，让它们成了没有具体所指的美好昨日时光，而与之相对的则是18世纪晚期沉重又贫乏的残酷现实。当时，一位领主可能是四五代的世袭贵族，但也可能是那些存下的钱不多，却决定买下领主身份的任何一个人。

领主的权力是一种可以在市场上公开交易的合法财产，只要有一套在公证处公证过的转让文件，某位前批发商人或律师就能摇身一变，有了坐在当地教堂前排、享受以自己的名义点燃的焚香、在当地桥上收过路费，以及强迫农民支付在他的磨坊研磨谷物或在他的炉子里烤面包的费用的权利。不仅如此，领主还能在每年的收成里分走一部分，对曾经的“公有”土地恣意分割并开发、种植或砍伐树木，维护养兔场或鸽舍以保护这些“居民”及其他野生动物在破坏庄稼时不受攻击，随意收取各种其他次要或临时杂费，通过自己亲自任命的官员组建起来的领主法庭对整个系统进行监管，对任何异议者随意处罚。

在这一切状况中过着自己的日子，边过边付钱，就是农民每天面对的现实。在许多地方，领主权会被出租，有时还会进一步转租给商人，而商人唯一的兴趣就是从这个体制中攫取最大利益。在其他一些地方，一座村庄可能分属于数个领主，他们每个人在物质生活上也没比普通村民好多少，但仍然实实在在地支配着村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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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负担之下，在许多不同的生态区和区域经济的差异中，农业仍然支持着具有强烈自我认同和世界地位意识的社会。生活在高耸的比利牛斯山脉中与外界隔绝的牧羊群体定居地的人、居住在处于汝拉山脉森林缓慢节奏中的村庄里的人、沿主要河谷山坡种植葡萄的人、畜牧饲养人、奶农、家禽养殖人和城镇门阶上的市场园丁，以及所有种植那些养活了全部人口的珍贵粮食的农民，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生存方式。如果处于社会下游的他们能沾上随便一点点其他阶级享有的法律特权的光，那他们的生活可能还稍微容易一些。

每个规模大到能有座教堂的村庄都有集体生活的基础：弥撒后大伙儿可以聚集在某个地方讨论，还有一名教士会阅读来自遥远当局的指示、要求或训诫。大多数村庄的团体性质受法律承认，并由一组经民选或提名的男性户主代表全体居民面对外部世界，尽管往往只有领主同意之后这些人才能被任命。

村民们生活在经济制度与社会分化及相互团结共同组成的复杂网络中。农民实际上拥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几个家庭往往会把少量土地的控制权结合起来，再另租一些，以此来建立规模可观的事业。佃农制在某些地区得到充分实施，在这种土地租赁制度下，收成的很大一部分需要提前交付给地主。巴黎附近已经开始形成更先进的做法，大量无地劳工在集中所有权的生产性农场里工作。在一些地区，地主实际上更喜欢农民保留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因为这样就能束缚农民，压低他们的工资并提高租金。

在许多地区，居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产品最终可能出口到欧洲或是世界各地，这在补贴收入的同时也逐渐提高了对海外需求和商人投资的依赖程度。到18世纪80年代，全球棉花产业的蓬勃发展已经让纺车和织机传播到法国北部农村地区，但在其他地方，类似的羊毛贸易早已扎根，法国东南部一些地区丝绸纺织贸易也呈现出同样的发展态势。一些地区有生产蕾丝花边、木制品、皮具等技术专长，这些生产活动填补了当地人民农耕劳作的间隙，也为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商品。

农业迫使村庄内部以某种形式团结起来。比如，雇用流动劳工团队协助收割就是一项集体事务，当羊群走失或是就边界问题产生分歧时，对邻近村庄使用法律手段也是一种。许多土地的使用权受到各种复杂多变的惯性权力制约，有时是土地实际的公有权，有时是在土地上收集各种作物、放牧、收集木柴和其他资源的权利等，这些都限制了对私有土地的使用。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债务责任中，那些可能使一座村庄团结起来反对近邻的各种争端，同样可能发生在任何团体内部。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防止公共权利被滥用，尤其是在每个家庭都艰难地维持收支平衡时，因为这时他们可能会受到各种诱惑，愿意去碰碰运气。团结的程度也非常有限，村里的年轻人在地区集市上和别人起冲突时，可能会大声喊出自己村子的名字以示反抗，但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村民们不会再正眼看这个闹事者了，他们还会急切地向已经过度扩张的皇家公路警察举报任何“难缠的乞丐”，好让那些人都被抓起来。

人们常常注意到，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而且绝大多数农民都讲当地方言或完全不同的语言（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加泰罗尼亚语），而不讲法语。政府官员和开明的改革者将这视为发展的障碍，但这种态度本身就象征着上层支配下层的欲望，他们为他人利益插手农民的生活，全然不顾农民自身的权益。改革者还试图纠正法国司法和行政制度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系统中的权力关系一层层交织叠加，新制度往往只是对旧制度的补充而非取代，各地方司法权力机关对边界的管辖十分混乱，许多地区甚至无法明确地在地图上标示出来。

几座彼此相邻的村庄很容易发现它们受到了三四组不同立法、司法和行政网络的管辖，而究竟哪个社区属于哪个辖区则全无逻辑。但是，这种在局外人看来一片混乱的景象，对扎根于那里的人来说，却意味着丰富的可能性。每座村庄都处于高度地方化的法律与机构关系的网络中，而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找到利用这些机构政策互相矛盾之处的方法，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生存策略。

到18世纪后期，农民群体越来越善于利用地方法院提供的皇家司法，来挑战地方领主强加给他们的司法。皇家官员热衷于维护自己的优越地位，同时村民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要向渴望利润最大化的领主缴纳越来越多的，甚至是编造出来的税，双方聪明的律师可以让纠纷持续许多年。

参与这类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也表明，农村社会并不会因为独立而陷入闭锁。哪怕没有报纸这样的东西送到他们手里，也会有许多小贩定期走街串巷，出售其他类型的出版物。他们有旅行者口述的见闻和普通市场上流传的八卦，还有源源不断的官方指示。许多在地理上最偏僻的地区和规模最大的城镇中心有着字面意义上的“交流”，因为乡下的男人们会季节性地，或以更长时间跨度为单位迁移，去城市工作。例如，利穆赞大区的石匠在巴黎很受欢迎，需求颇大。与此同时，家政服务产业让成千上万的青春期农村少女领略了有产阶级的生活，而其中大多数人只会在城市里待上十年左右，存够嫁妆钱之后就体面地回到村子里或者小镇上生活。穷人知道富人是怎么生活的，因为为了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他们本身也经常成为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