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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战国时代到世界强权

1543年9月23日，一艘大型中国帆船出现在种子岛海岸附近。种子岛是一个手指状的小岛，距离九州岛最南端大约四十公里。船上有百余名船员，显然来自中国。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相貌极为古怪的人，大胡子、高鼻梁，种子岛的居民从没见过有谁是这副尊容。

这群外来者的首领，是一个叫五峰的中国人。他的真名是王直，一个臭名昭著、让人闻之色变的海盗头子，“五峰”只是他用过的无数化名之一。在种子岛人眼里，五峰像个儒生，虽然双方言语不通，不过他表示自己会写汉字，可以通过笔谈交流。聚在岸边的人都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文字，但是他们知道岛西头有一位叫织部的长者精通外国文字，于是他们把织部带来，让他和这个儒生模样的船员五峰（也就是王直）交流。

长者以拐杖代笔，在沙滩上划字。他首先问道：“你船上的那些人来自哪里？为什么长相和我们如此不同？”

“他们是南蛮人，”王直答道，意思是他们是葡萄牙人，“这些商人和我们的目的地相同，他们来此只是为了互通有无，没什么可怀疑的。”

随后，长者告诉他们，岛上最大的城镇是赤荻，岛主时尧就住在那里，如果他们想做生意，可以到赤荻去。安顿一番后，这艘载着葡萄牙人的外国船只启程前往赤荻，于当月27日到达。

在赤荻，葡萄牙人给岛主时尧和他的侍从们展示了一件古怪而神奇的武器。根据当时的记载，这件武器长二至三尺，外直，内有管，由金属制成；内部贯通，底端封闭；一侧有曲杆，为通火之路。“其为体不可比伦。其为用也，妙药（火药）装入其中，加添以小块铅，手置身边，以眼校之，火即从一穴孔中放出，莫有不击中者。其发也，如掣电光，其呜也，如惊电之轰，闻者莫不掩耳。”

显然，这是一支枪。准确地说，这是一支轻型火绳枪，可以直接靠在肩上射击，不像重型火绳枪那样需要枪托。它由一根安在木托上的铁管和一根装在右边的S形铜制蛇杆组成。为了能在较长时间里（例如一场战役中）持续使用，几尺长的浸过硝酸钾的芯（即“火绳”）是必备的。枪手将火绳一端穿过蛇杆，点燃这端的火绳，让它持续缓慢燃烧，将其余部分缠绕在木制握杆或手臂上。当枪手想要射击时，便举枪至肩，滑开盖住火药的铜盖，瞄准目标，扣动扳机，让蛇杆向下接触火药，这个过程看上去像小鸡啄食。刹那间，蛇杆末端燃烧着的火绳点燃火药，爆炸产生的巨大推力将铅丸送出枪膛，同时冒出黑烟。

时尧马上被这件威力强大的武器吸引住了。通过中国海盗五峰的翻译，他向葡萄牙商人询问使用这种武器的秘诀。得到的回答是“心要正”，还有就是要“闭上一只眼”。

时尧看上去一脸茫然。他继续问道：“经典时常教导我们要正心。心不正，我们就会言行失矩。但是如果闭上一只眼，怎么能看清远处的东西？”

五峰答道：“那是因为专注是万事的关键。当人专心于一物时，他并不需要广阔的视野。闭上一只眼不会让视线模糊，反而会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一处。”

时尧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说：“这符合老子说的‘见其小曰明’。”

时尧以极高的价格从葡萄牙人手里购得两把武器，夜以继日地练习射击。不久后，他便可以做到几乎每次都打中靶子。他还让手下向南蛮商人学习火药的制法，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南蛮商人离开种子岛后，时尧马上命令手下的工匠仿制这种火器。虽然仿制品从外观上看和原品相差无几，却射不出子弹，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将枪管末段封住。次年，也就是1544年，随着另一艘南蛮船的到来，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此次登岛的船员中有一名铁匠，时尧手下的匠人向他求助，询问要领。根据一则传闻，日本工匠为了习得技术，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女儿陪葡萄牙人。不管怎样，封闭枪管的难题很快得以解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种子岛的工匠们造出了二十多支类似的枪。时尧命令自己的侍从们练习射击，直到他们也几乎每次都能命中目标。[1]

1543年由葡萄牙商人传入种子岛的轻型火绳枪，并不是第一批出现在日本的火器。在此前的两个世纪里，日本已经从火药的诞生地中国引进过不少火器，先是震天雷（炸弹），然后是大筒（火炮），最后是鸟铳。不过，日本人从未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过这些中国的输入品，因为它们过于原始、笨重，威力不大，实战效果不及弓箭、刀剑或长枪。时尧和种子岛人第一次看到葡萄牙火绳枪时的震撼，更多反映的是这个小岛的闭塞，而非当时日本人真实、普遍的认知状况。对于日本本岛见多识广的大名们而言，火绳枪似乎没有那么稀奇，它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良，从而将鸟铳这种华而不实的古怪装置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杀人机器。[2]

葡萄牙火绳枪（最初被称为“种子岛铳”）传入时尧所在的偏远南方岛屿后不过数年，其制造技术便传播到九州，若干有名的匠人开创了不同的铁炮铸造流派（日本人将轻型火绳枪称为“铁炮”），开始训练学徒。随后，这些学徒迁居他地，开办工坊，按照本流派的标准，铸造出外观、重量和口径完全一致的铁炮。铁炮工坊以这种方式遍布九州，然后传至本州。大阪附近的堺和位于今天东京南部的国友村，成为本州主要的铁炮生产中心。[3]

到了16世纪60年代，铁炮以每年至少数千支的生产速度传播到日本各地。和当时欧洲制造的火绳枪相比，它们不仅不落下风，而且因为标准化程度更高，反倒具有优势。欧洲没有标准口径的概念，每支枪都要有不同的弹头铸模。这意味着，如果一名士兵在激烈的战斗中用光了弹药，或者他的铅弹从背带上滑落，那么他的武器将变得毫无用处。他无法从同袍那里借子弹，因为它们和自己枪管的尺寸不符，也不能跑到附近的补给车抓上一把再继续投入战斗。日本的铁炮流派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但不同流派的铁炮口径仍差别很大，因此不可能用同一标准的武器武装整支部队。[4]不过，从同一家工坊（也就是同一个流派）采购的武器，足以武装一支人数较少的部队。这使得日本的铁炮更加实用，从而大大提高了使用者的效率。[5]

第一批葡萄牙火绳枪出现在日本时，正值该国的战国时代。这个词是那些熟悉中国历史的日本人最初开始使用的，本来是指秦灭六国（距当时一千七百多年）之前，中国经历的那段战争岁月。日本的战国时代始于15世纪60年代，讫于1590年，历时一百三十年。在这段时期，全国战乱不断，动荡不安。

战国时代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权威的缺乏。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京都的天皇开始逐渐失去自身无可争议的权威，一连串被称为“将军”的军事独裁者开始填补其留下的权力真空。开始时，他们仍然假借天皇之名号令全国。但是到了13世纪前期，天皇的权力过于虚弱，以至于将军甚至不屑于做这样的表面文章，幕府所在地镰仓成了实际的行政中心。

不过，镰仓幕府的实力因为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入侵而一落千丈。1333年，大权落入一系列新的军事独裁者手中，他们被统称为“足利将军”。从一开始便显得弱势的足利幕府（室町幕府），在随后的百年间逐渐衰落。很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于1401年派使臣向明朝朝贡，重启两国停滞已久的外交关系。他被明朝皇帝赐封为“日本国王”，这有助于维持其不稳固的统治。此外，两国间的勘合贸易也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为他提供了供养军队、维持奢华的生活和统治国家所必需的财富。

不过，对足利将军们来说，这些依然是杯水车薪，他们的衰败已经不可挽回。到了16世纪前期，他们失去了有效控制国家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影响力，日本内部再次产生权力真空。这次，没有人能够填补。

于是，必然的结果便是内战。由于不管是将军还是天皇，都无力保障财产权和法治的践行，野心之徒便开始蠢蠢欲动。16世纪的数百名地方领主和小型组织，一边觊觎着他人的土地，一边全副武装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害。通过不断的征伐和联盟，这些分散的势力逐渐被整合。到了16世纪中叶，整个国家落入一些互相敌对的世袭军阀之手，他们被称为“大名”。每个大名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不服从任何中央权威。

恰是在这个时候，铁炮第一次出现在日本。在火绳枪发明之前，不管在日本还是在西方，战争方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变化。每一代人都拿着几乎相同的弓箭、刀剑和长枪奔赴战场。实际上，正如军事史专家格温·戴尔（Gwynne Dyer）所说：“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间，从世界任何地方随机挑选出两支实力强大的职业军队，他们在战场上战胜对方的机会基本相同，而且该年限很可能可以被上推到公元前1500年（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和迦南联军之间的米吉多之战发生的年代），只要允许他们把青铜武器换成铁制武器。”[6]随着铁炮的引入，各大名间的长期势力均衡受到挑战，并最终被打破。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生存下去，每个大名都不得不信奉绝对的实用主义，要有为了击溃敌人、踞其领地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决心，否则遭殃的只会是自己。因此，铁炮作为杀戮武器的价值很快得到认可。铁炮的造价不高，较富裕的大名可以拥有数千支之多。它们不需要精心锻造的箭头，只要有铅丸便可，其射程和杀伤力也要优于传统武器。例如，一支铁炮可以将子弹射出将近半公里远，而最重、最难操作的日本强弓的射程也不过380米；在大部分战役中，两军之间的距离较近，在这种情况下，铁炮可以洞穿铁甲，而弓箭只能留下些许刮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铁炮操作简单，这有效弥补了它射速慢的主要缺点。即使经过训练，铁炮手也需要用将近一分钟的时间装弹和点火。后来引进的火药填装技术“早合”（提前将火药和弹丸封在一起，可以一次填装完毕），也只是稍微提高了射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娴熟的弓手可以在一分钟内射出六箭。不过，训练一名技艺高超的弓手需要花费数年时间，为了拉开最重、威力也最大的弓，他们必须锻炼出强大的肌肉力量。因此，在战国时代的日本，弓手供不应求，而且身价不菲。与此相反，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周之内学会使用铁炮。给一支军队增加一队铁炮手需要的时间和费用，远低于为其增加一队弓手。大名们只需要拥有购买武器的钱和可供招募、身体健康的人即可。[7]

实战中的诸多好处，使铁炮成了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的战国时代后期的关键武器。如果各大名只能使用刀剑、长枪、弓箭等传统武器，内战的时间可能会长得多。铁炮的引入确保了乱世早早收场。积极使用铁炮的大名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他们短视的对手注定失败，最终加快了国家统一的进程。

织田信长是很早就认识到铁炮重要性的大名之一。据说他从1534年出生之日起便表现出了暴力的一面，尚在襁褓中的他频频咬伤奶妈的乳头。1551年，信长的父亲去世，他继承了位于本州中部尾张的一处面积狭小、边界模糊的领地（在今名古屋附近）。此外，他还和周边大名保持着脆弱的联盟关系，不过很快便分崩离析。几乎从一开始，这位二十岁的领主便发现，自己狭小的领地时常会遭到攻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信长不仅成功阻止了侵略者，而且一步步地消除了织田家族内部的敌对支系，统一了尾张。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尾张之外。

1560年，他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握有骏河、远江和三河，实力远超信长的大名今川义元，早就对织田家的领地虎视眈眈。他曾于1554年和1558年派小股部队侵入尾张，不过信长成功地将其击退。1560年，义元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次，他亲率四万大军出征。而信长麾下只有两千人。他明智地选择避其锋芒，在漆黑的雨夜偷袭侵略者。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搞不清楚信长军的实际兵力。奇袭大获成功，敌军溃逃，今川义元死于非命。

此时，时运转向了织田信长。1564年，今川义元的继承人逃入寺院，信长完全控制了此前属于今川家的骏河、远江和三河。1567年，斋藤家灭亡，信长顺势将北面的美浓收入囊中。然后是近江的一部分、伊势和伊贺。1568年，信长上洛，废掉其对手支持的有名无实的将军，拥立足利义昭作为自己的傀儡。义昭背弃自己的恩人，组织包围网对付他，信长将其赶走，终结了足利幕府。16世纪70年代，河内落入信长之手，接着是近江的其余部分。然后是摄津、加贺、越前、能登、飞驒、信浓和若狭。截至1582年本能寺之变为止，织田信长已经全部或部分控制了日本六十六国中的三十一个，约占日本总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织田信长能成为如此成功的征服者？因为他不循常规。首先，他不依靠骑着昂贵战马、挥舞着价值不菲的武士刀、穿戴着精心打造的铠甲的武士。相反，他的军队主要由地位低下的足轻组成。足轻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农民中招募，武装成本低廉，训练简单。其次，信长军具有极高的机动性。信长命人修路、建桥，在琵琶湖部署运兵船，从而保证自己的部队能够在本州中部迅速移动，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他尤其对新出现的铁炮情有独钟。16世纪50年代前期，他拥有五百支铁炮。到了1575年，数量增加到了一万支，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位大名。他占领了本州的两个铁炮铸造中心，1569年占领堺，1570年占领国友村，从而确保了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此后，除了九州及其离岛种子岛，其他地方制造的铁炮和大部分火药几乎都落入信长之手。在1575年的长篠之战中，他将拥有大量铁炮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三千足轻躲在木栅栏后，凭借铁炮齐射的威力，大败武田胜赖。战役结束后，武田麾下的万名士兵伏尸疆场，占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此战过后，日本很多传统的战争观念也随之而去。

织田信长成功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非常残暴。在私生活里，他品位高雅。例如，他醉心茶道，允许家臣举办私人茶会，并将此视为能够赐予家臣的至高荣誉。但是在战场和政治舞台上，他将所有的优雅弃置一旁。他的目标是征服，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早期统一织田家和自己的故乡尾张的战争，曾导致若干家族成员死亡。1565年，他把自己的妹妹嫁到浅井家，以确保和他们的同盟。六年后，同盟破裂，婚姻纽带并没有阻止信长屠戮自己的姻亲。1571年，信长征讨全副武装的僧兵，攻克他们的据点比叡山，无数僧人惨遭屠杀，包括大殿在内的整座寺院被夷为平地。在越前之战后，他写道：“府中町死骸遍地。”[8]虽然不能说信长的残忍与其对手截然不同，不过他显然更精于此道。

织田信长的终极目标是征服全日本。至少从1567年开始使用“天下布武”的印鉴之后，他的志向一直很明确。不过，信长的统一方式非常缓慢，而且代价巨大，因为他每征服一地，几乎必然会遇到激烈抵抗。对于大多数信长的敌人来说，不战而降几乎意味着失去一切，只有性命可能得以保全。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反抗。因此，即便信长仍然活着，也绝对无法保证自己可以成功地统一全国，因为若干实力强劲的大名仍然是他的绊脚石。即使他继续胜利并最终赢得全日本的霸权，花费的时间很可能也要多得多。而实际上，这个过程耗时不过九年。这主要得益于他的继承人丰臣秀吉所采用的截然不同的统一策略。

秀吉的崛起很好地展现了战国时代的一个侧面——下克上，即贵胄被出身贫贱之人推翻。秀吉的父亲是农民，他却成了日本最有权势之人、全国的统一者和亚洲最强军队的统帅。

秀吉于1536年（一说1537年）出生于织田家的尾张国中村。在他出生前，他的母亲曾向太阳神许愿，因此他的父母以太阳神之名给他取名为日吉丸。据说，他出生时已经长牙，脸上皱纹很多，颇似猿猴，因此被戏称为“猴子”。[9]关于他的家世背景和早年经历的材料，几乎无籍可考。他在世时的传记（包括他亲自监督编纂的那些）全都令人起疑，里面充斥着荒诞不经的想象。成名后的秀吉，显然更关心如何攀附上高贵的祖先，而不是忠实记录自己卑贱的出身。其中多少可以相信的内容如下：他的父亲弥右卫门是一个农民，只有名字而没有姓氏，属于社会最底层。弥右卫门可能在织田信秀的小部队里待过一段时间，直到因伤而不得不重新回去种田。此后，他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即秀吉和一个名叫阿友的女孩。过了不长时间，在1543年，弥右卫门去世，秀吉的母亲（她的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嫁给了一个叫竹阿弥的人。他和弥右卫门一样，在织田家从事低阶工作，很可能是偶尔作为足轻加入织田的小部队。秀吉的母亲在第二次婚姻中又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取名秀长，他对秀吉的崛起帮助很大，而阿友的儿子秀次同样将扮演重要角色。

1558年，和自己的生父与继父一样，秀吉也开始为织田家服务，当时的家督是织田信长。年轻的秀吉并不算特别显眼。他的身高可能略高于一米四，体重一百斤左右，是身高约一米六的拿破仑的瘦小版。[10]他可能像典型的前工业社会的农夫或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一样，瘦小而有力。他的长相肯定非常难看，因为信长给这个农民之子起的两个绰号分别是“猴子”和“秃鼠”。[11]当然，鉴于他从无人注意的最底层工作做起，仅用了十二年时间便成长为指挥三千人的将领，跻身信长家最重要的十家臣之列，他肯定有一些特别之处，可能是智计百出、聪明过人、勇气非凡或是组织和领导能力出众。

服侍信长绝非易事。他喜怒无常，对家臣很粗鲁，常常羞辱他们。不知道有多少次，“猴子”秀吉不得不对主人粗俗的玩笑和侮辱笑颜以对，然后冒着大雨或烈日完成他的每一项命令。秀吉默默忍受着，从来没有半句怨言。他耐心地服侍主人，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

织田的其他家臣则没有这么逆来顺受。明智光秀尤其讨厌信长，积累多年的怨恨最终促使他竖起反旗，其中一些不过是琐事。例如，信长喝醉时会夹住光秀的头，像敲鼓一样，狠狠地敲他的脑袋。另一些事则造成了长久的创伤。在围攻丹波国的八上城时，明智光秀向城内的波多野兄弟保证，只要献城投降，便可保住性命。他还将自己的母亲送进城当人质。八上城投降后，信长到来，命人将两兄弟烧死，打破了光秀的誓言。为了报复，两人的亲属同样烧死了作为人质仍然留在城里的光秀之母。虽然光秀得到丹波作为封赏，但是他从来没有原谅信长，也没有忘记过这件事。[12]

在织田家二十四年的经历，使秀吉获益匪浅。在私生活方面，他努力培养在能剧（日本传统戏剧）、赏樱、连歌和茶艺方面的高雅品位，就像他的主人那样。晚年的秀吉会兴致勃勃地描述，当信长允许自己举办茶会时，他觉得多么荣耀。在战场上，秀吉学到了，足轻的价值高于骑马武士，铁炮的价值高于弓箭。在他所有的战斗中，铁炮足轻都扮演了或大或小的角色。他还学到了，在战场上要像信长一样发挥全部的创造力。例如，1582年，他修建了一条三公里长的堤坝，将附近的河水灌入毛利家牢不可破的高松城，成功地把他们“冲出城去”。

秀吉也学到了高机动部队和当机立断的价值，这条经验使他在信长死后获得了极大的收益。

1582年夏，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到来。数周前，信长邀请对手德川家康参加在安土城举办的宴席，以确定双方的联盟。他命令明智光秀做必要的准备。光秀全力以赴，订下了最有名的菜肴，安排了大量娱乐节目以取悦主人。然而，在宴会快要开始时，信长命令他立即离开，前去增援正在进攻高松城的秀吉。为了准备宴会，光秀殚精竭虑，现在竟然不被允许赴宴。他怒气冲冲地离开安土城，返回自己的封地丹波，表面上是要集结军队支援秀吉，实际上却是向安土城进军。他的目标是京都和信长。

6月21日凌晨，光秀到达目的地，强行闯入织田所在的本能寺。信长绝望地组织反击，但是显然已经无力回天。大火在寺庙里肆虐，信长退入内室，解开外衣，伏剑自杀。他在地上抽搐而亡，享年四十九岁。火焰很快将他吞噬。随后，光秀率军前往信长之子（也是他的继承人）织田信忠的住处。那里上演了类似的场景，信忠同样自杀身亡。

次日，获悉了信长死讯的秀吉内心狂喜。这是绝佳的机会，他绝不会放过。秀吉迅速解围（水攻已经让毛利军处于崩溃的边缘），并于6月23日开始向京都进军。不到一周，双方的战线确定了下来。一方是明智光秀的一万大军，另一方是秀吉的两万人马，他得到了京都附近几位实权人物的支持。7月2日，他们在天王山下的山崎相遇，此时距信长之死不过十一天。光秀在雨夜中先到，让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平原，然后派铁炮手和弓箭手控制山麓，以占据高地之利。但是秀吉已经等在那里，他抢先一步占领了天王山。两军在黎明的曙光中交战，明智军很快不支，秀吉率军掩杀。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光秀企图逃跑，但是被一群村民抓住后杀死，献给秀吉，然后被带到已经被焚毁的京都本能寺遗址，以告慰信长的在天之灵。

山崎之战是日本统一进程的分水岭，它标志着织田信长的霸权转到秀吉手中，后者将使日本走得更远。他将改变该国的历史轨迹，进而影响整个东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个用来指代这场发生在1582年持续了两小时的关键之役的新词，将会被添加到日文词典里。这个词就是“天王山之战”，用来表示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或军事胜利。

虽然信长在世时，秀吉总会尽职尽责地完成主人的命令，不过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行事作风。如果用其他方式（如计谋、静观其变或安抚）可以更容易地取得胜利，那么他绝不会像信长那样，急于把士兵投入战场。信长暴死之后，两人的差别更加显著。1583年巩固了对前织田领地的统治之后，秀吉放弃了信长的吞并统一策略（即一个接一个地消灭敌人，将他们的领地分给自己的忠实仆人）。只要敌对大名承认他的权威，他乐意不计前嫌，允许他们保留原来的领地。如同他在伊达政宗投降之前写的信中所言：“我不会细致调查那些向我投降的大名的过往。这是天道，我将遵循这个原则。”[13]这个根本性的改变，将大大加速统一进程。现在，敌对大名有了选择的余地。他们可以冒着失去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的风险，同秀吉日渐强大的军队作战；也可以向他宣誓效忠，从而保住自己的全部或者大部分领地，以及作为地方大名的地位。当然，他们还需要承担其他义务，如交税和为了确定石高（赋税标准）而进行的检地；[14]军队要参与正在进行的统一战争；家族成员必须被送到京都作为效忠的额外保证，这在当时颇为常见。不过，这些负担并不算重，肯定比继续作战所耗费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少得多。更何况他们的付出也不是无偿的。秀吉是个慷慨的霸主。加入统一战争的大名，可以得到更大的封地、更多的俸禄，有时还会收到金银或昂贵的礼物。

秀吉承诺，只需付出适当的代价，即承认他是该国的最高领主和主人，大名们就可以获得安全、稳定、和平和财富。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条件是无法拒绝的。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名都选择不战而降。但是那些抵抗的人并没有坚持太久，反抗的力度也和信长遇到的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现在投降的诱惑要大得多。

1584年，秀吉和据有京都以东三河、远江之地的大名德川家康相持不下，后者是一个矮小、微微发福、老谋深算的人。他们在当年早些时候曾有过两次冲突，不过二人似乎颇为尊重彼此，他们都没有对另一方发动全面战争。相反，他们坐观其变。最后，现实主义的家康向明显更加强大的秀吉臣服。他于1586年向后者宣誓效忠，被允许保留全部领地。为了确保联盟，家康让秀吉认养自己的次子，秀吉则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她已经结婚，但是秀吉让她离婚）送去做人质。

长宗我部元亲是一个更加顽固的敌人。他刚刚成为四国岛的领主，四国是组成日本列岛的三个岛屿中最小的一个（北海道在三百年后才正式并入日本）。秀吉照例向四国岛送去一封信，要求其投降，但是元亲轻蔑地将其退回。于是，秀吉准备入侵。在同母异父的弟弟秀长和侄子秀次的率领下，秀吉的十五万大军于1585年渡过濑户内海，在一个月内让这位顽固的大名俯首称臣。元亲明智地选择在情况变得彻底绝望之前投降，因此被允许保留一国作为封地。秀吉将四国岛的其他土地分给自己的亲信。现在，他比前任织田信长更加强大，占据着半个日本，而且是更加富裕、人口更多的半个。

下一个目标是九州。岛津义久是当地的主要统治者。他占有该岛绝大部分领土，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产自九州日益发达的武器制造中心的大量铁炮。他没有理由向一个远在本州的自命不凡的大名投降。岛津家已经在九州经营了十四代，而秀吉充其量不过是农民之子。秀吉以一支前所未有的大军作为回应。

1587年年初，秀长率六万大军先行抵达九州。两周之内，又有两人带着九万人马赶到。随后，秀吉亲率二十五万主力登陆。四个月后，岛津义久求和，剃光头发，取了僧侣用的法号，以表达自己将远离战争之意。和四国的长宗我部一样，他选择求和，而非抵抗到底，因此得以保住九州南部一块五十万石的领地。

紧接着，本州东部诸国相继落入秀吉之手。这里的主要对手是北条氏政，他领有以现在的东京（当时称江户）的小渔村为中心的九国领土。秀吉再次集结自己的新日本的力量，将这位桀骜不驯的大名逼入绝境。秀吉军的猛攻很快迫使北条龟缩在自己的领地小田原城，这是一座坚城，拥有宽阔的护城河、厚厚的石垣和高耸的天守阁。秀吉这次不需要再使用任何耗费大量人力的攻城之策，也不需要建土堤引水灌城。他只是简单地建起护城河和城墙，将该城围住，如秀吉自己所言，把敌人置于“鸟笼之中”。[15]然后，他让军队扎营，轻松地在城外守候。商人被请进军营，妓女和艺人接踵而至，艺人的表演和茶会成功地驱散了无聊和不满。1590年9月，经过四个月的围城，小田原陷落。次年，秀吉轻而易举地降服北方的内陆国出羽和陆奥，终于完成了一统日本的霸业。

和南方四国岛的长宗我部以及九州岛的岛津不同，北条氏政抵抗的时间过长，因而秀吉不愿对他网开一面。在小田原城陷之时，氏政被勒令切腹。九国中的八国被赐给德川家康，以嘉奖其在战役中的功劳。这大大增加了德川领地的石高，使其成为秀吉麾下最富有的大名之一。不过，这也强化了秀吉对他的控制，因为他不得不离开经营已久、忠心耿耿的三河和远江。转封是秀吉常用的策略，以后也将反复使用。他以更加富裕的领地为饵，确保大名们乐于前往。通过转封，秀吉切断了大名和当地人的联系，特别是和原来家臣的联系。这样，能够持续出现在日本民众眼前的只有秀吉一人，只有他可以成为人们效忠的对象。

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秀吉不遗余力地想要摆脱自己的农民出身，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他的首要任务是获得一个合适的姓，加到自己出生时所取的名字前面。16世纪60年代，他开始借用妻族的姓氏木下。1573年，他放弃了这个姓，从信长手下两位备受尊敬的家老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改姓羽柴。1582年，在成为信长的继承人之后，他开始寻找更具威望的姓，最终通过认麾下最有名望的家臣为养父，成了高贵的藤原氏。最后，随着将全国的霸权掌握在手，这个姓氏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他需要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姓氏，为其家族和继承人提供合法性，希望以此确立长期的、不容挑战的家族统治。他成了丰臣秀吉。

秀吉还需要一个头衔。起初，他有意担任征夷大将军，并于1585年请求前将军义昭收自己为义子，这样他便有资格获得这个称号。义昭拒绝了，声称秀吉出身低微，不足以担此大任。义昭受到尚未被征服的九州毛利家的庇护，秀吉也无计可施。于是，他选择担任关白，这是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朝廷要职，但在此前的三百年间逐渐没落。他让天皇免去现任关白，并于1585年取而代之。秀吉担任此职六年，随后于1592年1月将其赐给自己的侄子和指定继承人秀次。自此以后直至去世，他被称为“太阁”。

在秀吉努力谋求获得显赫的姓氏和头衔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认真培养上层阶级的品位。他从自己的主人织田信长那里学会了品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更加精通此道，收集的茶碗和茶具无与伦比，常常带着两间可移动的茶室巡游全国。他还有着不俗的连歌创作能力，这是一种在闲暇时非常流行的活动，参与者轮流即兴创作短诗，后一人需要回应或继续前一人的想法，直到作出一百个或更多的“连”。秀吉对能剧也有兴趣，先是作为资助者，然后成了某些为了庆祝自身功业而特别创作的剧目的主角，如《讨伐明智》或《征讨北条》。[16]

到了1591年，尾张国中村农民弥右卫门之子秀吉，成了全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话成了从气候温和的九州南部到冰天雪地的本州北部森林的法律，从地位最低的乞丐到后阳成天皇都必须服从。他成了有权有势、赫赫有名的丰臣家的始祖、能剧艺术家、连歌高手和享誉全国的茶道宗师。简而言之，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政治和社会阶层的跃升，是最能体现战国时代特征的例子。

但是这些还不够，秀吉想要更多。早在1585年，他就开始表露出要在统一日本之后征服中国的野心。在当年9月给一位臣属大名的信中，秀吉写道：“我不仅要统一日本，还要入唐（中国）。”[17] 1586年，基督教神父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记录下了自己和秀吉在大阪城的一段对话：“（秀吉说）他马上就要征服日本……等这个结束后，（他将）把（国家政务）交给弟弟秀长，他自己将动身征服朝鲜和中国。”[18]在次年的九州征伐开始后，秀吉提到，只要巩固了对日本的统治，他就会“开出一条路”，前往朝鲜、中国，甚至更远的印度。[19]在九州之役结束后不久，他在给妻子宁宁（正式称呼是北政所）的信中写道：“我已派快船命令朝鲜臣服日本。如果（朝鲜）不从，我已经传信，明年将惩罚（那个国家）。甚至连中国都会落入我手，我将在有生之年成为它的主人。”[20]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21]

《吴子兵法》，公元前4世纪

为什么丰臣秀吉想要征服亚洲，或者更准确地说，想要征服他所知道的世界的绝大部分？阻止国内失序可能是动机之一，他需要通过不断的征服来维持和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截至1591年，秀吉的统一战争以三种方式安定了国家。首先，它使此前所有世袭大名都臣服于自己，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其次，它使整个国家专注于同一个目标，即全国统一。实际上，刚刚臣服的大名经常被命令参加这场迫使其臣服的统一战争，各个封地的人力、物力都被调动起来为秀吉服务，而不是用来实现大名的个人目的。第三，它使秀吉的新老家臣感到满足和顺从，因为他们得到承诺，将会通过新的征服获得更大的封地。

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大名可以征讨，没有更多的领土可供封赏，那该怎么办？当统一大业完成，和平重新降临日本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和平与统一会持续下去吗？抑或是现在无所事事的大名们，会开始酝酿阴谋、秘密结盟，然后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而重启战端？如果这些忧虑确实出现在秀吉的脑海中（很难相信秀吉没有考虑过这些），那么出兵海外或许可以被看作从策略上对此做出的回应。通过将目标由统一国家改为征服亚洲，秀吉可以使属下的大名们忙于实现他的愿望，而非他们自己的愿望（当然，他也许诺会奖励给他们大量新封地），大名领地内的人力、物力也要被用于实现新的国家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国内的安定得以维系，秀吉及其继承人为自己赢得了时间，有利于他们强化对国家的控制。

不过，除了显而易见的预防国内纷争的目的，秀吉制定入侵大陆计划的背后还有其他原因。从他在战前送给亚洲各国的外交信函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认为自己注定将征服世界。1589年，他在给朝鲜的国书中写道：“虽然豫当于脱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于怀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天无不照。壮年必八表闻仁风，四海蒙威名者……夫人生于世，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年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隔山海之远，一朝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22]

如同吴子（吴起）在公元前4世纪所说，秀吉的第二个动机是“争名”。

如果秀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帝国，为什么他要定下征服中国这种极难达成的目标，而不只是更加现实的征服近邻朝鲜呢？这当然与秀吉无限度的自信心和野心大有干系。占领朝鲜只是从中华帝国的边陲切下一块，却很可能会消耗掉自身大量的人力和财富。任务完成之后，他将不得不重新组建军队，以图在其他地方再切下一块。另一方面，如果他派兵迅速通过朝鲜攻下北京，明朝人居住的整个世界都将臣服于他。简而言之，擒贼先擒王。

秀吉的计划是“开出一条路”前往中国，虽然充分体现了其极度膨胀的野心，不过这个计划实际上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异想天开。当他称中国人为“长袖”（这个词用来指文弱的明朝官员穿着的不适合作战的长袍）时，他对明朝人蔑视的想象中包含了一个重要事实：16世纪后期的明朝非常虚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等待着一个实力更强的征服者到来。明朝的常备军庞大的规模只体现在纸面上。在实战中，即便费尽全力，它也只能勉强拼凑起一支由十万名训练不足、难以驾驭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在1619年标志着明朝最终衰亡之始的萨尔浒之战中，区区六万女真战士击溃了明廷可以调集的最大规模的军队。这和秀吉不可同日而语。他可以召集二十五万人，可以用成千上万支精良的铁炮武装他们，可以任命能力卓著的宿将作为他们的统帅。

1591年，秀吉实际上掌握着世界上前所未有、实力最强的战争机器。当时欧洲最强的军队，甚至无法和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纪律严明的部队相提并论，那种程度的军事力量要等到二三十年后才会出现。[23]不过，不论是亚历山大的重装步兵，还是16世纪欧洲的“超长枪方阵”，在秀吉面前都没有丝毫取胜的机会。1587年，太阁的九州征伐军由二十五万人组成，装备有数以千计的铁炮；1592年，他又派出十五万八千八百人入侵朝鲜，而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大兵力很少能超过五万。[24]

秀吉不可能真的了解明朝到底有多虚弱，例如朝廷实际能够征召多少士兵，其实连明朝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都不甚清楚。不过，非常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确实存在，而且秀吉显然知道。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明朝对长期侵袭其海岸的倭寇束手无策。从15世纪后期开始，这些由中日两国不法之徒组成的、以日本南部和中国离岛为据点的海盗，沿着中国南部和中部富庶的沿海地区，或从事走私贸易，或直接劫掠，明朝却无法将其绳之以法。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当时明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其所宣称的那么强大。直到16世纪50至60年代，明朝才终于找到有效解决倭寇问题的对策，而在此之前，朝廷最好的应对办法，只是将屡屡受到威胁的沿海地区住民连同他们的财产一并迁徙到内陆。

另一个证据可能也让秀吉看出了明朝的虚弱：它无力控制自己的属国。在动荡的战国时代，日本忘记了自己在15世纪初由第三代足利将军重建的和中国的朝贡关系（足利将军因此得到了“日本国王”的封号），不再派贡使前往北京。明朝没有对此加以斥责，也没有任何回应。实际上，它并不关心自己和日本的关系，即使朝贡关系停止，也没有任何其他想法。不过，秀吉却有不同的解读。作为一名曾经牢牢控制着自己封臣的军事独裁者，他很可能认为，明朝缺乏回应反映了它的虚弱，说明它没有能力约束自己的属国。

从16世纪后期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使秀吉相信，明王朝将会落入自己手中。于是，同古往今来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开始着手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邻近地区。他将占领中国，因为他相信自己完全有实力这么做。朝鲜将会妥协，因为它是通向战利品的大道。征服将会使秀吉和丰臣家声名远播。它可以阻止国内失序，因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将忙着在大陆征服土地、攫取财富。它将为全国提供一个新的、统一的国家目标——成为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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