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说说我们如何拍片子的

通过苏遇，我有幸认识了高导。750毫升的啤酒，高导可以喝一打儿不挪地方，烟抽得也凶。每每匆匆地赶来，没落座便摸烟，抽出一根，烟盒捏成个小团轻轻放进烟灰缸。“谈了点事儿，来晚了，自罚三杯！”然后再猛抽苏遇的烟。

高导十五岁立志拍片子，种种客观原因，这个理想至今没能实现。DV带子倒是拍了四五盘，谁也不敢剪。有天晚上在挪亚酒吧，苏遇出去到路边摊买烟，高导对我掏了心窝子。“其实，没事的时候，我们这样坐坐聊聊不也很好吗？”

对此我深表同情和理解，因为本人发誓当作家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平心而论，拍片要比写诗写小说困难得多。“拍片是一项工程。”首先从来就没有一部好的剧本，主要又缺乏资金。优秀的男演员倒是容易找，比如苏遇，合适的女演员却太难求了。好在这些年来高导一直在换，一直在找，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的机会。“女演员是影片的眸子”，凑合不得。其实，我倒觉得，如果硬是要拍要剪的话也未必不可行，只不过高导一般总喜欢把开工的日期定在明天。除了女演员试戏安排到今天今晚，其他的事情统统明天。永远是明天。为了挨过今天至明天的这段荒凉时光，高导只好喝酒、上网、看碟。动情之处他还爱流眼泪。“我哭了，我像个娃娃似的哭了。”

有一次，苏遇甚为不解地问我：“《可可的西里》恁鸡巴假，有什么可哭的啊？”

大上个月，高导三十五岁生日过完没有几天，看法斯宾德的时候，眼睛突然瞎了。原本只是暂时性失明，可高导想到自己这么大一导演，竟然一部片子没有拍成，不免悲从中来，涕泗滂沱，害得眼睛彻底地无可救药地器质性地瞎了。我把高导的故事讲给一位朋友听，朋友纠正我，说此人根本就不能算作导演，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眼睛瞎了未必就拍不出电影来，这也是我和苏遇去医院探望高导时所达成的共识。那时候高导已经冷静下来了。为了让关心他的朋友不过分伤感，他一上来便问我们一些戛纳颁奖的情况，“怎么样啊，电视上小帅紧张不紧张？圆圆穿啥颜色的裙子？”温柔性情，依然不改。

我们决定等高导出了院就开机。我写剧本，苏遇饰演成年男主人公，女主人公由我和苏遇预审，高导拍板（起初他曾提议起用盲校的女盲生，苏遇强烈反对，我则宁可把盲女修改复明了）。“这将是中国第一部由盲人执导的片子！”已经稳拿到手了一个第一的高导并不满足，他拉起我的手（其实他想拉的是苏遇的手），“宏伟脱了，仅仅是个侧面。你来个正面。我给定格五秒。然后一只纤细白嫩的手伸过来……”由于苏遇和我对诸如机位了调度了一窍不通，高导最终妥协，同意聘用一位助理导演，无片酬，包食宿，欢迎热爱做片子又没有做过片子的朋友积极参与，特别是影视院校在校大学生。八月开机，暑假结束前封镜，有愿意者在此跟帖即可（谁说小说里没有绝对的真实，这条信息就是绝对真实的绝对真实）。南京的张浩民张导张老师若能屈尊就驾光临指导，本人将感激涕零。限于剧组的经济条件，接待水准比照助理导演待遇，并报销单程车费。

影像将围绕一座老旧的电影院展开。那种老电影院，甘井子测绘大队院里有一座，已经废弃多年了（其实石灰石矿的那座最合适，可惜今年春天修路时给拆掉了）。我本人在这个部队院长大，找人联系不难。

影院座椅是那种光滑的，带弧度的九合板。黑暗中，四只小手把座位一个一个放下来，两条腿跑向另一头，站下，转身（注意，到此一直是静音的），然后突然往回跑，边跑边把座椅一个个折上去，一连串噼噼啪啪的响声在空旷的影院里回荡，过了一会儿，同时响起一个小女孩银铃般的笑声。她是个盲童，部队首长的女儿，平常放电影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家郁闷……警卫排的战士用腰带驱赶大院外面拥来的老百姓家孩子。没票的男孩摩挲着影院外墙壁徘徊。影院里面战士们的赛歌声：“二排的战士来一个，要不要啊？”“要！”要不要的问题问到报话连的女兵，同样是响亮的齐声回答：“要！”电影开演之前的三遍铃声。传送拷贝的摩托车。与盲女孩巧遇相识以后，小男孩跟盲女孩达成协议，她送电影票给他看电影，第二天，他领她来电影院，把电影讲给她听—“女孩必须特别漂亮”，这一点决不能动摇。高导的标准是《单车》的圆圆，我希望她长得像学生时代的徐静蕾，苏遇则津津乐道儿童时期的玛丽莲·梦露。苏老师补充说，一定要儿童时期的，因为玛丽莲老师非常早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