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做好企业，需要一个好的决策视角

认识小凯是30年前的事了。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海口，由公司的一位同事老陈带来。当然，那个时候，老陈还不老，40岁左右。

老陈告诉我，他有一个中学同学，叫杨小凯，正好来海南参加一个会议，问我有没有兴趣见一见。

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经济学家。但等见到他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那样温润，说话声音有些纤细，从他身上，丝毫看不到湖南人的“霸蛮气质”，更看不到他的那些过往经历可能在人身上磨刻出来的棱角和粗粝、尖锐的东西。这让我感到一些诧异。

之后，因为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及共同研究的事情，我们的交往多起来，慢慢就熟了。

和他交往中的两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1992年我开始创办北京万通。有一天，他来北京，约我见面。当时我住在保利大厦的一个房间里。房间是个套房，里面的屋子有床，外面的屋子像客厅一样，有沙发。他一进屋，说：“你现在有点儿阔气了。”我说：“这不是我的，是酒店的。”

然后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天。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事实上，正是他的这个问题，后来一直提醒我、激励我把企业做得更规范。

他的问题是：“你现在做公司，那你知道，有‘公司法’吗？”

我听了以后，很懵懂，不知该怎么回答。在这之前我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公司法”，甚至不知道办公司应该按照“公司法”来办。

他问：“没有‘公司法’，你怎么办公司？你办的叫什么？”

我说：“我办的，名字叫公司，但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公司。”

然后他就跟我讲，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会有公司，还给我讲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司的治理，以及公司股东的责任，等等。

事实上，我们当时虽然已经筹办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而且还发行了股票，但是我对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是股东责任，为什么要有一个“公司法”来约定这些事情，其实完全没有概念。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文件、报纸，因为所有的文件都是通过报纸刊发出来的。而我们做公司、发行股票的依据，是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这两个文件就登在报纸上。

我先前在国家体改委工作过，所以我对刊登在报纸上的文件非常敏感。至于跟公司有关的法律，首先，我不知道当时中国是没有的；其次，我也不知道赚钱这件事涉及这么多法律。

但是，小凯提醒了我。从那之后，我就知道赚钱这件事首先要有公司，而公司又必须按照“公司法”架构起来，然后明确股东的权利、义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的关系，公司高管的职责，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等制度化安排。

因为和小凯的这次聊天，这些事情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非常幸运的是，1993年12月，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了可以依法做公司的年代。公司是一个标准的经营实体；公司之间的竞争，就是“专业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公司之间做生意，不再是江湖，也不再是机关社团，而是一种独特的组织和组织之间的行为；是经营实体之间，按照标准的模式、标准的动作、标准的是非标准来做生意。

《公司法》从通过到现在，一晃将近30年过去了。全国人大通过的跟公司有关以及与规范公司之间运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将近400个。

如果说1993年是公司的原点，经过28年的发展，公司作为实体，在市场经营和资本的大海里，关于怎么游泳、怎么博弈、怎么做事以及其他所有问题的规范、标准、游戏规则，都有了。这些规则合起来，就叫作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

由此，我们也构建了今天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经营环境。每一个公司都在一个相对标准的游泳池里游泳，有一整套规则，有标准的教练，甚至溺水以后怎样抢救，都清清楚楚。

而我对这些问题持续关注的出发点，正是小凯那次提出的问题。我是沿着他的这个问题，去关注、去思考、去规范自己公司的行为的。

再说说第二件事——我和小凯讨论“后发劣势”的事情。

后发劣势问题是小凯始终关注的。在后发经济体当中，政府集中力量快速推动现代化。然而，问题是：经济起飞以后，这种经济增长是不是可以持续，会不会出现由创新推动的增长？如果答案是积极正面的，这就叫“后发优势”。

小凯发现，在后发经济体发展的初期，政府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实现一个阶段性的快速增长，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实现简单的工业制造业的规模化发展，甚至能实现国防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再往后，这种优势似乎就减弱了。原因在于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对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主导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完善而言，恰好是一个阻碍。

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全靠政府和超经济权力来强力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最终会导致“后发劣势”。

也就是说，在经过30年、40年甚至5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这种模式可能会逐渐走向衰落，因为它不能使每一个经济单元中的人，特别是企业家，产生一个巨大的内生性创造力，没法在充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创造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形成对“人”这个要素的解放。

小凯跟我讨论，我也不断地观察。

有一次，他来北京，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他说为了研究这个话题，他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实地研究，观察当地的经济增长，看优势、劣势到底在哪里。

就这样，在和小凯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我得以吸收到他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这使我在商业活动及企业经营过程中更理性、更自觉，也更自律。

小凯已经不在了。但是，每当我看到跟小凯有关的人和事，甚至是一篇文字的时候，我都会非常激动，而且非常怀念跟他讨论问题的那些快乐时光，以及深刻思考带来的乐趣。

后来，我和小凯的学生王珞有了联系。王珞一直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两栖耕耘，多年来，他不断在小凯的学术基础上探索拓展，尝试让小凯的超边际决策思想成为指导商业决策者的思维模式和工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非常直接、坦率的交流。

他会时不时告诉我，小凯的某个思想在他的研究中被怎样引申，被怎样证实以及被怎样发展。

现在，我手里又拿到一本王珞的新书。王珞以他的研究，去完善小凯思想当中的一些闪光点和一些学术的萌芽。

在这本书中，王珞通过实验法把不确定性引入博弈论，从而开始对不确定性博弈的研究，他的研究突破了主流博弈论教学一直采用的在给定结构下寻求均衡算法的范式，从博弈结构上寻找两难的突破，是结合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对决策思维的一个尝试。这对传统的决策模型，是一个挑战、进步与完善，这种突破均衡的决策的初始灵感就来自小凯的超边际决策理论。

除此之外，王珞还特别强调，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人面对不确定性时的行为特点，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突破两难的机会。

所以，在王珞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小凯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听到他那从容但是敏锐且坚定的判断。

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为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带来自觉和理性，从而能够把商业活动持续地做到更好，让杨小凯的思想体系影响更多的企业经营者和学者，就像小凯当年带给我的那样，带给企业界和学术界更加准确的观察和更加开阔的思想视角。

冯仑

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