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饥饿岁月
来吧，好好享受战后的时光吧。
因为很快它又要变成战前时光了。”
——沃尔夫冈·诺伊斯和沃尔夫冈·米勒
当一个人在德国去世，他的遗嘱会被送到遗嘱认证法庭。而在奥地利，遗嘱认证文件还有另一个名字——它的字面意思是“离弃文件”。这个词有点悲剧色彩，毕竟，被离弃通常是一种痛苦的经历。1920年4月1日，44岁的马克斯在维也纳的勒夫疗养院去世。爱丽丝很高兴他永远地离弃了自己。她一直在扮演一个知足的妻子，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需要极大的精力，爱丽丝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马克斯的死对爱丽丝来说意味着一种解脱，但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当打开马克斯的遗嘱时，爱丽丝才知道，表象和现实的差距比她担心的还要大。
这份遗嘱至今仍保存在维也纳档案馆中。这是一份超过50页的文件，从它的长度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有一些遗产可以继承。但这种猜测是错误的。
在短暂的七年婚姻中，马克斯输光了爱丽丝8万克朗的嫁妆。清点结果显示，他只留下了以下物品：
1.价值1960克朗的衣物，其中包括“一件深色的破旧冬衣，价值150克朗，一顶礼帽（50克朗），一件燕尾服（100克朗）”
2.一块金表（1000克朗）
3.现金（300克朗）
4.医疗器械（拔牙钳、镊子等），各种小型产科辅助器材，大型和小型检查台各一个，盥洗台，带墙架的消毒器，一张写字台
马克斯还有一些外债，他欠塞普·布鲁克纳（Sepp Bruckner）15克朗，欠柯伊特家（Familie Koet）30克朗，还欠城市博物馆咖啡厅115克朗。他还给爱丽丝留下了一些匈牙利证券和一份日耳曼尼亚人寿保险公司的保单。[3]
爱丽丝没有把马克斯的死讯告诉父亲。[4]西格蒙德·迈尔当时已经88岁了，爱丽丝不想再给父亲任何刺激。爱丽丝能猜到，对于她最近生活中的噩耗，父亲的反应会是多么震惊。他为女儿提供了丰厚的嫁妆，而现在，在短暂的婚姻之后，金钱和丈夫都离她而去。在西格蒙德·迈尔这样一个精明商人的眼中，爱丽丝显然是一个必须放弃的亏损项目。而他实际上早已经这样做了。
关于遗嘱开封的趣闻数不胜数。移民弗朗茨·玛里施卡（Franz Marischka）留下了这样一段逸事：多年来，他和他的弟弟乔治（Georg）一直希望在他们的姑妈莉莉（Lilly）去世时能继承一大笔钱。但当遗嘱打开后，弗朗茨给他的弟弟发电报说：“莉莉姑妈去世了——没我的，没你的。”[5]
后来爱丽丝也有了相似的经历。在马克斯去世七个月后，爱丽丝埋葬了她的父亲。西格蒙德在德布灵公墓的以色列墓区得到了一块气派的墓碑。[6]那是一块几米高的白色半圆形石头，右上角刻着西格蒙德的名字，旁边还有足够的地方留给他的孩子们，他们有一天也应该被葬在这里（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后来都在远离维也纳的地方死去）。墓地散发着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富有气息，西格蒙德的讣告也将他歌颂成一位成功人士。《新自由报》的悼文称这位“身材矮小、眼睛半盲的男人……对维也纳的公共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起了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家们的关注”。[7]
在他的遗嘱开封仪式上，西格蒙德再次让全家人对他的话洗耳恭听。虽然迈尔的商业帝国在战后就像哈布斯堡王朝一样灭亡了，但与马克斯不同的是，西格蒙德在1920年仍留下了一些可以遗赠的财产。他非常准确地列出了这些物品，除了一些通常的贵重物品之外，还包括德布灵的别墅、一个收藏初版书籍的大型图书馆以及一些证券。[8]遗嘱的第一个版本是1914年订立的。当时西格蒙德的财富约为40万克朗，价值相当于今天的200万欧元。1920年，这些财富缩水到19万克朗，只相当于现在的17556欧元。他将这笔钱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给妻子保利娜、儿子菲利克斯，以及三个女儿——海伦妮、西多妮和卡罗琳娜。这是一份严厉家长留下的遗嘱，最顺从的孩子得到了最多奖赏。
与爱丽丝有关的部分是这样写的：“我的女儿爱丽丝结婚时得到了价值8万克朗的嫁妆和价值5000克朗的家具。除此之外，我还为她的婚姻花费了大约5000克朗。因此，除了第三条第一款中我对她的赠予之外，她不再从我的遗产中得到任何东西。”[9]
西格蒙德第一次婚姻中的长子也受到了惩罚：阿诺德·迈尔博士（Dr. Arnold Mayer）的职业是一名日耳曼学学者和维也纳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本该让喜欢藏书的西格蒙德感到高兴。然而，根据菲利克斯的回忆录，阿诺德怀有一种“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并且已经改变了信仰。对西格蒙德来说，他与长子的父子之情似乎就此结束了。[10]阿诺德只得到了法定的份额，而西格蒙德最小的孩子海伦妮则得到了最丰厚的遗产。西格蒙德曾与她一起谈论自己的手稿和文章；她成为父亲一直期望的聪明的神童。为此，西格蒙德不仅给她留下了钱，还留下了一份特殊的纪念品：“我把我的结婚戒指留给女儿海伦妮，作为给她未来丈夫的礼物。愿它给她带来幸福。”[11]
尽管他的几个孩子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但这些钱很快就不值钱了。西格蒙德去世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日益加剧。1914年时，1克朗还相当于今天的5.12欧元。到了1923年，1万克朗的价值就只有4.37欧元了。当西格蒙德的继承人在1922年终于收到钱时，西格蒙德的现金资产就只有区区193欧元了。[12]通货膨胀吞噬了一切。
遗嘱的公布证实了爱丽丝已经知道的事情：西格蒙德并不爱她，以及她的经济状况将一如既往地糟糕。社会地位的下降看来已不可避免。她是一个34岁的没钱的寡妇。没有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男人会娶一个身无分文还带着两个儿子的女人。爱丽丝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养活她的孩子。但她缺乏自信：“我确信我没有学过任何可以赚钱的本领。我曾上过声乐课和钢琴课。我跟着父母到过很多地方，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对艺术有了一定了解。这是中上层家庭对那些没有任何天赋的女儿所常用的教育方式。”[13]
*
有一段时间，爱丽丝在经济上获益于战后出现的一个问题——住房严重短缺。她开始收留女房客，“我把我不常用的大客厅转租出去。她们用捷克克朗付款，这比奥地利克朗和先令值钱得多。这些女孩都是朋友，她们三或四人同住一个房间。我教她们为生日聚会烘焙蛋糕和饼干。”[14]一起烘焙对爱丽丝有所帮助，烹饪总是给她一种安全感。
她丈夫的哥哥伊格纳茨·乌尔巴赫（Ignaz Urbach）则给她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安全感。他承担了奥托和卡尔的法定监护权并认真对待这份责任。伊格纳茨似乎在各方面都与马克斯截然相反。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他努力工作，对打牌和其他女人不感兴趣。他的妻子玛丽（Marie）是维也纳的天主教徒，伊格纳茨尽其所能地宠爱她和他们的孩子。[15]他们一家人住在森森路（Sensengasse）7号的一栋漂亮的房子里，伊格纳茨所经营的银行就在不远处的海尔登广场（Heldenplatz）附近。[16]通货膨胀开始以来，他的工作很繁忙，但他仍然定期来爱丽丝家里帮忙。爱丽丝很高兴伊格纳茨为奥托和卡尔承担了一部分父亲的角色，但正如爱丽丝一生中屡屡发生的一样，这种平静的生活也没有持续多久。
1924年春天，伊格纳茨身上发生了一种爱丽丝无法解释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欣赏她的厨艺、与卡尔和奥托一起玩耍的开朗的亲戚了。虽然伊格纳茨只有59岁，但他似乎正在迅速衰老。爱丽丝不明白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1924年7月5日，她从报纸上得知了原因。维也纳的多家报纸大肆渲染了这件事。《克朗报》（Kronenzeitung）将报道标题刊登在头版，《日报》（Der Tag）则在第五版刊登了一篇详细的文章，标题为《银行家乌尔巴赫之死——意外还是自杀》，文章写道：
警方正在处理一件奇案。昨天早上8点，乌尔巴赫银行（Bankhaus Urbach & Co）老板伊格纳茨·乌尔巴赫被发现死于贡扎加路（Gonzagagasse）23号楼房的三层，后脑勺有一个大伤口。五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一个半小时后，警方调查组也到了。救援人员和警方只能确定当事人已经死亡。至于这位银行家是否死于自杀，抑或是在三楼的楼梯上突感不适，摔倒在他的律师蔡瑟尔博士（Dr. Zeisl）的办公室门前并死于受伤，就不得而知了。也许还另有原因？[17]
这个戏剧性的问号让人不由猜测，背后是否还有更黑暗的动机。《克朗报》首先向读者解释了死者的身份。在1924年7月的那个致命的日子之前：
伊格纳茨·乌尔巴赫一直享有诚信的美誉。他从事证券交易35年，认真履行了自己的所有职责。然而，最近14天以来，一直有传言说伊格纳茨·乌尔巴赫的银行陷入了财务困境。据说代理客户抛弃了公司，而银行家乌尔巴赫正在想尽办法履行其支付义务。周四下午，乌尔巴赫与他同在银行工作的儿子［罗伯特·乌尔巴赫（Robert Urbach）］一起去见了律师蔡瑟尔博士。[18]
然而，蔡瑟尔博士并没有提供多少帮助。他建议伊格纳茨去见银行协会的代表坎托尔博士（Dr. Kantor）。坎托尔博士的办公室就在蔡瑟尔博士的隔壁。伊格纳茨拒绝按坎托尔的门铃：“乌尔巴赫回答说这样做没有用。他说自己已经试过了，但遭到了拒绝。”[19]根据《日报》记者的调查，伊格纳茨结束这次谈话之后回到了他的银行并“立即命令员工整理出公司所有业务状况的详情，这项工作让大多数员工忙了一整夜。早上6点45分，乌尔巴赫收到了一封来自布拉格的电报，导致他情绪异常激动。他匆匆戴上帽子，把银行职员准备好的公司业务状况材料放进衣服的侧兜里，又急匆匆地塞了几支上好的雪茄……”[20]那封发自布拉格的神秘电报究竟说了什么，后来并没有弄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早上收到电报后，伊格纳茨就去找他的律师蔡瑟尔博士了。然而，当他到达贡扎加路23号时，他并没有按响位于三楼的蔡瑟尔或坎托尔的门铃。他经过他们的办公室，又上了一级台阶，往四楼的方向。他在那里摘下帽子，放下手杖。也许他想用行动让大家看到蔡瑟尔和坎托尔对他做了什么。不管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几分钟后，也就是早上8点，贡扎加路的楼房管理员发现了伊格纳茨·乌尔巴赫的尸体：
双脚向上靠近窗边，头倒在一片血泊中，就在两位律师——蔡瑟尔和坎托尔博士的门外。种种迹象都指向自杀：伊格纳茨·乌尔巴赫和他的银行面临的困境、来自布拉格的神秘电报，以及在死者身上发现的一封写给妻子的信。这封日期为5月27日的信件是用颤抖的字迹写下的。乌尔巴赫在信中说，他已经束手无策，启动破产和解程序将无法避免。签名的下面还补充了一行附言，原话是：原谅我，请求你将我火葬。这句附言的下面没有注明日期，可能这句话是乌尔巴赫在自杀前刚刚写下的。[21]
报纸随即开始讨论，谁该对伊格纳茨的死亡承担连带责任。《克朗报》的编辑认为自己知道责任在谁。该报在一篇名为《被干预委员会抛弃》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上周，银行家乌尔巴赫就已经找过所谓的支持委员会（Stützungskomitee）去申请贷款，以便能够履行其支付义务。过去的几周里，许多曾经生意兴隆的公司和银行都不得不求助于支持委员会，他们中有不少人获得了帮助，但也有很多贷款申请人被支持委员会拒绝了。银行家乌尔巴赫向支持委员会说明了情况：他的负债金额达到13亿克朗，他已经从其他渠道筹到了一些资金，但他还需要6.5亿，希望能从干预委员会（Interventionskomitee）获得这笔贷款。作为抵押，银行家乌尔巴赫提供了家里的珠宝首饰，还有两辆汽车以及曾经价值10亿克朗的证券。据证券交易所相关人士昨天透露，喜欢高谈阔论的干预委员会成员、库克斯·布洛赫公司（Kux，Bloch & Co）的布洛赫博士（Dr. Bloch）曾表示反对为乌尔巴赫提供贷款。[22]
所有业内人士似乎都清楚，同为银行家的布洛赫以这种方式清除了自己不喜欢的竞争对手。由于拒绝给予帮助，他显然对伊格纳茨的死亡负有部分责任，就像坎托尔博士和蔡瑟尔博士一样。但这种观点很难安慰到他的家人。对爱丽丝来说，这一切只意味着一件事：最后一位能保护她的男性死去了，而且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死去。维也纳的每个人都在八卦这件事。在1924年7月的那一天，爱丽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再也不能依靠男人了。男人们似乎都无法应对新时代的问题——她的父亲无法适应哈布斯堡帝国的衰落，马克斯在战争结束后彻底遁入赌瘾，就连可靠的伊格纳茨最后留给家庭的也只有悲痛。[23]爱丽丝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小受到的教育让我对一家之主充满尊重和敬佩。而当伊格纳茨死后，我意识到——我完全是孑然一身。”[24]
这一刻，爱丽丝下定决心，以后只与女人合作。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女人帮助她在职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
要了解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的政治氛围，你可以读读斯蒂芬·茨威格、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或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作品。或者你可以翻翻路德维希·赫施菲尔德（Ludwig Hirschfeld）在1927年出版的《导游手册没有告诉你的事》（Was nicht im Baedeker steht），如今这本旅游指南早已被人遗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赫施菲尔德就曾在《新自由报》上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家乡维也纳的故事，但当他准备写一本旅游指南的时候，那些文章中已经没有一句话可以用了。从前的轻松已消失不见：“就算最糟糕的胜利也不会带给我们如此剧变——我们在战争中的惨败、对奥匈帝国的清算使我们经历了彻底改变。旧的奥匈帝国就像一家公司一样解散了，但维也纳的公司总部还在继续空壳运转。”[25]现在赫施菲尔德再次重新审视了这个总部。他探索了这座城市，维也纳的餐馆、商店、剧院以及这里的名人和普通的当地人。像许多维也纳人一样，赫施菲尔德也是一些高级餐厅的常客，他建议他的读者一定要去萨赫餐厅转转。
有时，安娜·萨赫夫人带着她那举世闻名的斗牛犬站在萨赫酒店旁，与奥地利的最上层的贵族交谈，这种交谈每次都会演变成矛盾冲突。在萨赫餐厅门前曾发生过激烈争吵和打耳光的场面，但这些事总是发生在最封建的贵族成员之间，所以没有人真的为此担忧，人们只是会注意到，果然优雅的上层社会连打耳光也会选择在最优雅的场所。[26]
在萨赫饭店喝汤对大多数维也纳人来说依然是负担不起的，但人们可以免费旁观那些激烈争吵，赞叹行事果断的安娜·萨赫。赫施菲尔德意识到，这时社会需要的是像萨赫这样勤劳能干的女性。施尼茨勒所塑造的那些女性形象——“上层社会背叛婚姻的情场高手和底层社会的甜美女孩”——“终于可以退场了”。赫施菲尔德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糟糕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对女孩们来说——
她们的日子不再像文学历史上所描述的那些女性一样，只顾着开心或伤心，忙着多愁善感或一见钟情，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如果一个女孩每天都必须6点起床，整理房间，给全家做早饭，坐一小时电车去上班，在办公室里坐八小时，要写写算算、打电话，还要井井有条地处理税务和医疗费用扣除等问题，这样的职场女性真的没有时间去流泪……她不再那么天真和无知，相反，她已经彻底觉醒了……她已经完全“去甜”了。[27]
爱丽丝也有相似的看法，而这样的新一代女性现在成了她的机会：“大约在1923到1924年间，食物终于又充足了，”她写道，“几乎就像战前一样了！许多在战争中长大的年轻女孩不认识这些食材，也不会用它们做饭……我的机会来了，尽管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28]
爱丽丝之所以能够走上经营烹饪学校的职业生涯，有三个原因：首先，因为新一代女性需要烹饪课程；其次，因为新建住房都安装了现代化的厨房；[29]最后，因为维也纳社会的女士们又有钱举办大型晚宴活动了，她们需要为此准备餐饮。[30]
爱丽丝的妹妹海伦妮就是这些名媛之一。她所过的生活对爱丽丝来说只存在于战前的记忆中。海伦妮嫁给了富有的律师乔治·艾斯勒博士（Dr. Georg Eissler），住在第一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海伦妮多才多艺，但她的才华不包括烹饪。正因为这样，爱丽丝才在穆齐[31]举办晚宴时全权负责了厨房的一切。她并不认为给妹妹那些有钱的宾客做饭会有失尊严。相反，她讲述了这项工作如何慢慢给了她自信。她为海伦妮的桥牌派对准备的独创美食尤为成功。在20世纪20年代，桥牌风靡一时，很多人痴迷于此。维也纳到处涌现出“桥牌室”，那是一种俱乐部和赌场的混合体。[32]海伦妮是维也纳最好的牌手之一，她会在自己家里组织桥牌派对。派对的重头戏是爱丽丝为聚会专门研制的食物。由于桥牌派对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而在此期间没有人愿意放下手中的牌。想要一边打牌一边顺便吃饱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爱丽丝发明了“桥牌一口香”（Bridgebissen）。2019年，奥地利报纸《新闻报》（Die Presse）重新发现了爱丽丝的菜谱，并将其刊发在其生活版增刊中［作者署名为鲁道夫·罗什（Rudolf Rösch）］：
最近流行一种带顶料的迷你小面包……就是所谓的“桥牌一口香”。正如其名，这些小面包被做成了一口大小，这样兴致勃勃的玩家们可以在不中断游戏的情况下将它们一口塞进嘴里。为了不必使用餐具，每个小面包上面都插了牙签，便于拿取……下面通常是用模具压制或是切成小巧形状的白面包或黑面包，上面摆上各种味道浓郁的小东西。“桥牌一口香”一般会放在小纸杯里，这样看起来就像面包房做的小甜点一样。做好之后通常还要快速地浇上一层冷却的液体肉冻。[33]
“桥牌一口香”在20 年代大受欢迎，但爱丽丝觉得，自己职业成功的关键还要算是“花式小点心”（Petits Fours）：
当海伦妮第一次宴请宾客并问我是否可以帮忙制作我著名的“花式小点心”时，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来了。她的客人都是些富有的女士，她们觉得“花式小点心”很好吃，并要求我教她们厨艺。但我的小厨房里最多只能容纳五六个人，所以我必须想点办法……但我没有从商经验，也没有启动资金。我去了市中心的一家卖煤气炉和电炉的商店。我知道他们那里有一个试用厨房。我和店主的谈话只持续了几秒钟：
“我可以每周借用这个厨房几小时吗？”
“可以，如果你支付煤气和电费的话。”
“谢谢，我会付的！”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在商店橱窗里挂出了开课通知：
爱丽丝·乌尔巴赫的甜点课堂
每周一和周五下午3点上课
第一个周一到了……我和我的助手米琪（Mitzi）一起站在试用厨房里。米琪当时18岁，她跟着我干了很多年，直到她结婚。她有很高的天赋，事实证明有她是我的幸运……那个星期一，我们唯一的学生是一位医生的妻子，硕大的房间里空空荡荡！我非常尴尬和紧张，没有加糖就把蛋糕放进了烤箱。但几天后，房间里就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女人——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有专业厨师，也有家庭主妇，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人。我非常高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如此成功。
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似乎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爱丽丝的很多朋友口口相传，以及她不同寻常的招生方法：“我总是话太多，”她略带自我批评地写道，“但正是这种不太好的性格给我带来了成功。我跟遇到的每个女人聊天，我的一半学生都是这样开始跟我学习厨艺的。”爱丽丝到处与人聊天——在火车站台上，在商店排队时，或者在政府机关办事的漫长等候过程中。她不仅自己说话，还会停下来认真听对方说话。她对人们的想法真的很感兴趣，并且在聊天中不断地积累精彩的故事。但倾听和交谈并不只是一种爱好。自从租下了那间试用厨房以后，她就把自己遇到的每一个女人看作潜在的厨艺学生，她们只是还有待被说服而已。爱丽丝成了一名战略演说家：
我就站在维也纳最高级的食品商店前，那些商店的橱窗里展示着漂亮的美食。各个年龄的女性们都会驻足欣赏这些精美绝伦的厨艺作品，她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神奇的东西是怎样做出来的。一旦我发现一个女人对此真的感兴趣，我就会递上我的名片……随后她就一定会来我的厨艺课堂，而且不是一个人来，她会带来她的姐妹、朋友、母亲和婆婆。
爱丽丝之所以能说服别人，除了她的滔滔不绝以外，肯定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她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她的长相和蔼可亲，丰满圆润，像一位慈母。如果你问一个孩子，女厨师是什么样子的，他应该会画出一幅爱丽丝的画像。终于，她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
需求越来越大，每周几天的课程已经不够了。于是我在自己经常买锅的铁器店里又租了一间小屋……生活突然开始重新善待我了，我很高兴。这时我可以给两个儿子购买他们需要的一切，除了父爱。我整天都很忙……我丰富了课程内容，加入开胃小菜、法式小点和三明治……那段时间我有很多学生，因此也突然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我可能是被其他某家烹饪学校举报的，他们嫉妒我的成功。
托贝格有句名言：“在维也纳有两种饭店——萨赫和萨赫的对手。”这句话同样说出了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但爱丽丝知道如何自卫：
总之当局了解到，有一位乌尔巴赫太太是一位医生遗孀，她从未上过家政学校，却正在教数百名学生。这个女人没有营业执照，却在一家铁器店里授课！这家商店也没有举办此类活动的许可证，但它从中获利了，因为学习烹饪的学生会在那里购买乌尔巴赫太太在讲课时推荐的锅和其他厨具。当然，所有这些指控都是真实的，因此，这位从未接受过教师培训就敢当老师的“臭名昭著”的乌尔巴赫太太被传唤到了有关部门。但我的运气并不算差。[34]
她的一个学生是副市长的太太。这位副市长帮助爱丽丝获得了无可挑剔的营业执照，于是她在格戴克路（Goldeggasse）1号开设了自己的烹饪学校。学校位于一个美丽的住宅区，离美景宫（Schloss Belvedere）非常近。下课后，爱丽丝的学生们可以到公园里散步，以消耗过多的卡路里。“在几年的时间里，我的烹饪学校变得大受欢迎，”爱丽丝写道，“对年轻的姑娘们来说，上我的烹饪课已成为一段‘不可或缺的经历’。我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有女演员，有贵族，甚至还有几个男学员。”
其中一个男学员是列支敦士登皇室的一位王子，“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他正在准备环球旅行，想学习自己做饭，这样就不至于在南美洲只能吃烤蚂蚱了”。许多女学员还从没有自己做过饭，包括美国作家艾米莉·里夫斯·特鲁贝茨科伊公主（Prinzessin Amelié Rives Troubetzkoy）、一位名叫艾伦塔尔（Aehrenthal）的伯爵夫人、前首席芭蕾舞演员格雷特·维森塔尔（Grete Wiesenthal）以及英国大使沃尔福德·塞尔比（Walford Selby）的“美丽女儿”。[35]爱丽丝使她们都成了精通厨艺的专家。
海伦妮帮助爱丽丝招收富有的社会上流女士来学习。与爱丽丝同父异母的姐姐西多妮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她，两人年龄相差22岁，但她们仍然很亲近。家里人称西多妮为西达，她有着一头红发，眼睛有一点斜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那种为大家牺牲自己的女人。菲利克斯·迈尔后来写道：“她有一颗世界上最慷慨无私的心。”[36]西达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写作的天赋，她决心成为一名记者。由于她那一代的女性通常被认为不太懂政治，西达选择了一个几乎不会有男性记者与其竞争的领域——家务管理和时尚。在某种角度上说，西多妮是爱丽丝的引路人；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写过关于家务管理的文章，并举办过关于烹饪的讲座。[37]1925年，她与爱丽丝合作出版了她们的第一本书：《美食家的烹饪书》（Das Kochbuch für Feinschmecker）。该书由一家名为莫里兹·佩尔斯（Moritz Perles）的犹太出版社出版。13年后，该出版社被雅利安化了。[38]
西多妮总是有无数的点子，她用这些想法帮助爱丽丝的课程不断丰富和创新：[39]
我每周会邀请一位著名的厨师为我们大家做一道特别的菜。其中一位名厨是斯波克先生，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先生，他曾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Kaiser Franz Joseph）做过饭。皇帝去世后，斯波克成为齐塔皇后（Kaiserin Zita）和卡尔皇帝（Kaiser Karl）的甜点师。他向我们展示了他为皇室子女的生日聚会设计的最精美的蛋糕和冰激凌作品。
在这段时间，我有了组织自己的厨艺展览的想法。每年一到两次，我们会展出学生制作的最佳菜肴。我们选出100件最好的、最诱人的作品进行展示，我邀请所有报纸和杂志的记者来参观品尝，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媒体的评论。反响好极了……那时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40]
那段时间，爱丽丝还在全城举办讲座，题目包括“职业女性的快速烹饪法”[41]“家庭主妇及其对现代饮食的看法”或“灶台边的女孩”[42]等。
报纸报道了这些讲座，《新维也纳报》（Neue Wiener Journal）以“烹饪是现代的吗？”为题，详细报道了爱丽丝的课程。这位记者对烹饪学校的许多外国女性印象特别深刻，“具有各国特色的词语表达使课程具有了丰富的世界主义形象”。爱丽丝可以混合使用英语和维也纳语授课，也可以同时使用法语和维也纳语。她的听众“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习这些用多国语言教授地道维也纳美食的课程。在这样一位有学识的女士的带领下，这些课程一定会为维也纳美食重新赢得美誉”。[43]
由于爱丽丝与外国学生有很多接触，并对国际流行趋势感兴趣，她成了第一个在维也纳提供送餐服务的人。[44]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外卖服务在当时还是新事物，得到了媒体的高度赞扬：
美国化无处不在——现在在维也纳也是如此，美食佳肴正以创纪录的速度热气腾腾地送到家中，供我们享用！（这要感谢）爱丽丝·乌尔巴赫夫人，她是格戴克路现代烹饪课堂的知名女老板……一些职业女性没有时间自己做饭、请不起女佣却又想在自家餐桌上与家人共度短暂的用餐时间，还有大批长时间连续工作的雇员、无法出门的病人，他们都可以……吃到美味的、有营养的家常菜了！[45]
爱丽丝现在经常在外忙碌，开讲座、购买食材或上门送餐。西多妮和一位保姆帮助她照顾两个儿子。卡尔是个乖孩子，但奥托在学校里不断有“麻烦”。他越长大，对周围的世界就越叛逆。1928年，他又一次从联邦理科中学带回了一份惨不忍睹的成绩单。除了体育（优秀）和地理（良好）以外，其他科目的成绩都是“及格”。他被学校视为麻烦制造者，很少完成作业，也不愿服从任何权威。他对老师很反感，老师对他也是一样。奥托认为学校并不重要。他的大脑转得很快，充满了各种混乱而发散的、漫无边际的想法。他梦想搞出一些发明，还梦想环游世界。为此，他在地理方面颇下功夫，一定要搞清楚到底哪个国家的边界在哪里，以便制订自己的逃跑计划。他会时不时给自己放个假，逃课去滑雪。夏天，他会跑去维也纳的某个火车站，就为了看火车驶出车站。西站、南站、东站、北站和弗朗茨·约瑟夫站，都成了他经常活动的地方。除了南站以外，其他车站都位于萧条破败的区域。但对于在奥塔克灵长大的人来说，贫穷并不稀奇。奥托屏蔽了周围环境的沉闷压抑，幻想着自己也成为这些手提大行李箱的旅客中的一员。行李箱上那些代表着大都市、航运公司和高级酒店的彩色贴纸特别吸引他。他偶尔会帮助搬运工装卸行李，换取一点零花钱，并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撕下一些贴纸收藏起来。那些年，他积累了大量来自欧洲各国首都的贴纸，但他的收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奥托希望有一天能去那些地方。如果真的有机会远行，他将把这些贴纸贴在一个漂亮的大行李箱上，这样大家就会认为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环球旅行者。
爱丽丝对奥托去火车站的事一无所知，但她注意到，奥托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这让爱丽丝产生了一个想法，让奥托更多地参与她的工作。她教奥托如何做饭，并惊讶地发现他颇具天赋和创造力。奥托16岁时还曾在她的培训课堂上帮忙。[46]一起工作使他们母子的关系亲密了一些。尽管如此，当奥托有一天告诉爱丽丝，他要永远离开学校时，爱丽丝还是大为震惊。奥托想设计汽车，并且已经在维也纳的雷诺公司（Renault）找到了一份学徒工作。在爱丽丝看来，这是一场灾难。成功的犹太男人是不会当机械师的，他们会做医生或律师。奥托没有理会这些反对意见。他完成了学徒培训，并于1932年进入英国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的联合矿业公司（United Mining Cooperation）担任技术员，为期18个月。然而，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办法，因为他真正的梦想是远离欧洲生活。1934年，他申请移民到巴勒斯坦，但不久后又决定去美国。[47]奥托这种杂乱无章的生活几乎让爱丽丝感到绝望，幸好这段时间卡尔在学校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至少他还有意成为一名医生，从而挽救家族的荣誉。回顾过去，爱丽丝写道：
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两个儿子能够比我更优秀！我的长子（奥托）小时候让我很担心……但他长大后去了美国，千百倍地弥补了儿时惹过的麻烦。在他小的时候，我本来应该知道他性格中有些特别之处的。但当时情况很糟糕……鲍比（奥托的昵称）进入了一所非常进步的学校读书——但即使在那里，他在行为纪律上也得到了很低的分数。他在家里从不惹事，他的保姆很了解他，知道他有了想法就必须要实现。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学校愿意收留他，因为他从不遵守规则！维也纳对他来说太小了。他是一个很棒，很可爱的儿子，但他想走出去。所以我在他22岁的时候就放他走了。[48]
1935年，奥托进入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学习。爱丽丝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个决定会对她的生命至关重要。
[1] 这是一部1958年的德国电影，德文原名为“Wir Wunderkinder”，英文没有官方译法，民间又译作《神童》，本书英文版直接保留了电影德文名称。沃尔夫冈·诺伊斯（Wolfgang Neuss）和沃尔夫冈·米勒（Wolfgang Müller）是本片演员。
[2] 1958年的《神奇的我们》是库尔特·霍夫曼（Kurt Hoffmann）导演的一部反纳粹电影。爱丽丝的儿媳维拉·弗里德伯格在影片中扮演移民薇拉（Vera）。
[3] 财产清点记录，1920年8月22日。马克西米利安·乌尔巴赫博士的遗嘱档案，维也纳档案馆。在爱丽丝的官方回忆录中，她有意淡化了1920年的财务状况，称情况是后来才恶化的。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页。
[4] 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非官方回忆录。
[5] 弗朗茨·玛里施卡，《永远微笑：戏剧和电影中的故事与传说》（Immer nur lächeln：Geschichten und Anekdoten von Theater und Film），慕尼黑，2001年，第34页。
[6] 德布灵公墓，2号门2组17号墓。
[7] 1920年10月30日，《新自由报》。
[8] 另见迈尔和萨姆辛格合著《好似天方夜谭》，第111页起。据估计，初版书图书馆已经被卖掉了，但菲利克斯·迈尔似乎保留了其中的大部分书。维也纳档案馆，德布灵地方法院A4/1，西格蒙德·迈尔遗嘱编号827/1920，保利娜·迈尔（Pauline Mayer）遗嘱编号259/1921。
[9] 西格蒙德·迈尔的遗嘱，第2页。在第三条第一款（IIIA）下，列出了价值5000克朗的遗产，大部分赠予保利娜。
[10] 在家族回忆录《迈尔家族的一些成员》中，对阿诺德生平往事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阿诺德在出生时没有接受洗礼，但他与西格蒙德·迈尔的所有其他孩子一样，出现在犹太社区的登记簿上。他后来改变了信仰，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与历史学家海因里希·里奇［Heinrich Rietsch，圭多·阿德勒 （Guido Adler）的学生］一起出版了一本关于15世纪蒙德塞（Mondsee）和维也纳地区歌曲手稿的书：F. 阿诺德·迈尔/海因里希·里奇，《蒙德塞和维也纳地区歌曲手稿以及萨尔茨堡的修道士——对文学和音乐史的研究以及手稿中的文本与注释》（Die Mondse-Wiener Liederhandschrift und der Mönch von Salzburg. Eine Untersuchung von Literatur- und Musikgeschichte nebst den zugehörigen Texten aus der Handschrift mit Anmerkungen），第2卷，柏林，1894—1896年。在家庭回忆录中，阿诺德的死亡日期也被错误地写成了1910年。实际上他于1926年在卡塞尔去世。
[11] 西格蒙德·迈尔的遗嘱，第4页。
[12] 见迈尔和萨姆辛格合著《好似天方夜谭》，第112页。
[13]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页。
[14]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7页。
[15] 每年他们都会一起去维也纳附近的巴登疗养。在“疗养宾客名单”中出现了“商人”伊格纳茨·乌尔巴赫与八个家庭成员“及仆从”。参见奥地利国家图书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的奥地利报纸在线项目（ANNO），1901年5月29日的巴登疗养宾客名单。
[16] 这家银行位于绍弗勒街（Schauflergasse）2号。像伊格纳茨这样的小型私人银行在当时被称为“兑换所”，听起来不太起眼。实际上，他们不仅受理货币兑换，还擅长各种证券交易。见厄兰·洛尔（Eran Laor）的《逝去与磨灭：对斯洛伐克－匈牙利犹太人的回忆》（Vergangen und ausgelöscht：Erinnerungen an das slowakisch-ungarische Judentum），斯图加特，1972年，第72页。
[17] 《银行家乌尔巴赫之死》（Der Tod des Bankiers Urbach），《日报》1924年7月6日，第5页。
[18] 《被干预委员会抛弃》（Vom Interventionskomitee im Stich gelassen），《克朗画报》（Illustrierte Kronenzeitung，即《克朗报》，“Illustrierte Kronenzeitung”是该报在大约1905年至1941年间使用的名称），1924年7月5日，第1页起。
[19] 《被干预委员会抛弃》（Vom Interventionskomitee im Stich gelassen），《克朗画报》（Illustrierte Kronenzeitung，即《克朗报》，“Illustrierte Kronenzeitung”是该报在大约1905年至1941年间使用的名称），1924年7月5日，第1页起。
[20] 《银行家乌尔巴赫之死》，第5页。
[21] 《克朗报》在其刊登的故事中演绎了一个不同的场景：“警方调查组不仅注意到尸体的特殊位置，即靠近蔡瑟尔博士门前，与楼梯的栏杆平行，而且还证实死者的受伤有点奇怪，即后脑勺遭到撞击。据医生说，这与自杀不大相符。法庭顾问里恩博士（Dr. Rien）倾向于认为，患有糖尿病的乌尔巴赫可能有从四楼跳下的打算，但在那一刻，他突然感到一阵不适，放弃了自己的打算，下到三楼，准备去蔡瑟尔博士的办公室寻求帮助。在门前，突如其来的一阵眩晕，他摔倒在地，后脑勺砸在石砖上。在死者身边，发现有三支在一起的雪茄，所以他死前似乎手里正拿着雪茄。”伊格纳茨打算自杀，这一点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他最后出现在那两个不肯为其银行提供帮助的人的门口，似乎也并非巧合。
[22] 《被干预委员会抛弃》，第2页。 关于布洛赫公司，又见彼得·艾格纳（Peter Eigner）、赫尔穆特·法尔施莱纳（Helmut Falschlehner）、安德烈亚斯·雷施（Andreas Resch）合编的《奥地利私人银行的历史：从罗斯柴尔德到斯潘格勒》（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Privatbanken：Von Rothschild bis Spängler），维也纳，2017年。
[23] 马克斯·乌尔巴赫博士的遗嘱文件：爱丽丝在1925年1月24日通知说，共同监护人伊格纳茨·乌尔巴赫已去世，已经找到了新的共同监护人，即工厂主莱昂哈德·布赫瓦尔（Leonhard Buchwahr），联系地址：第六区，玛利亚希尔夫大街（Mariahilferstr.）95号，承担共同监护责任。
[24]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2页。
[25] 赫施菲尔德，《维也纳》，第3页。
[26] 赫施菲尔德，《维也纳》，第65页。
[27] 赫施菲尔德，《维也纳》，第243页。
[28]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7页。
[29] 奥地利建筑师玛格丽特·舒特-里奥茨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对厨房进行了最重要的革新。见莫娜·霍恩卡斯尔（Mona Horncastle）著《玛格丽特·舒特－里奥茨基：建筑师、抵抗运动斗士、活动家》（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 Architektin，Widerstandskämpferin，Aktivistin），维也纳，2019年。
[30] 爱丽丝的外甥女莉莉·巴德这样写道：“在20年代中期，货币似乎趋于稳定，随后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维也纳市的住房计划令人鼓舞。社区保障性住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建立起来……有集中供暖、有自来水、带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洗衣房、美丽的庭院、儿童戏水池和幼儿园。”出自巴德所写的《一次生命是不够的》，第190页起。
[31] 穆齐是海伦妮的小名，前文提到过。
[32] 1927年，赫施菲尔德估计维也纳的桥牌室数量约为70家。“每家桥牌室都位于市中心附近的某个所谓的高级会所……通常由两三位女士联合开办一家，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白班和夜班接替，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运营所需的人脉资本”。赫施菲尔德著《维也纳》，第248页。
[33] 《新闻报》，2019年2月17日的生活版，印刷本。爱丽丝的菜谱在这里以鲁道夫·罗什的名字转载。该报后来在网上对此进行了更正。
[34]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8页起。
[35] 关于她学生们的情况，见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9页。爱丽丝没有提到王子的名字。这里说的可能是弗朗茨·约瑟夫二世（Franz Joseph II）王子，后来列支敦士登公国的大公（1906—1989）。他于1925年在维也纳高中毕业，然后在维也纳农业大学学习。提到的其他学生还有：美国女作家阿梅利·路易斯·里夫（Amélie Louise Rives），她在第二次婚姻中嫁给了俄罗斯王子皮埃尔·特鲁贝兹科伊（Pierre Troubetzkoy）；芭蕾舞演员格雷特·维森塔尔（Grete Wiesenthal），本名玛格丽特·维森塔尔（Margarethe Wiesenthal），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于1902年在宫廷歌剧院发现了她，除了成功的个人事业外，她还在柏林与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一起担任编舞。1919年，她在德布灵创办了一所舞蹈学校，1934年在维也纳音乐和表演艺术学院任教；大使的“漂亮女儿”是多萝西·薇拉·塞尔比（Dorothy Vera Selby，1912—1982），她是沃尔福·塞尔比爵士（Sir Walford Selby）的女儿。
[36] 出自菲利克斯·迈尔著《迈尔家族》。
[37] 见爱丽丝·乌尔巴赫著《迈尔家族的一些成员》。
[38] 1926年，西多妮和她的合著者艾玛·施莱伯（Emma Schreiber）在同一出版社出版了《单身汉菜谱》（Kochbuch des Junggesellen），1928年又出版了《周末菜谱》（Weekend-Kochbuch），其中有“周末度假小屋的实用菜谱”。
[39] 爱丽丝每年都会多次刊登广告宣传新的课程安排：“爱丽丝·乌尔巴赫夫人的现代烹饪课堂讲授开胃菜、甜品和特色肉菜的烹饪方法。授课地址：第四区，格戴克路7号（新的现代化房间）。今年的下午课程将邀请一位优秀的厨师参与。全新课程（也适合以前的学生来完善厨艺）。分为上午班、下午班和晚班。”《新自由报》，1933年10月1日，第15页。
[40]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0页。例如，《维也纳日报》（Wiener Tag）报道说：“爱丽丝·乌尔巴赫夫人是现代烹饪课程当之无愧的成功创办者，我们要感谢这次令人愉快的展览，这些最精致的美味再次向我们展示了‘维也纳人是不会倒下的！’……遗憾的是，展览不得不提前结束，原因完全可以想象——菜品很快就售罄了。”每次展览都有不同的主题口号，1930年12月1日的口号是“请上桌！”。
[41] 《新维也纳报》，1928年11月22日，第12页。
[42] 《新自由报》引用爱丽丝的话说：“我承担了一个光荣任务，拯救灶台前的女孩……经验告诉我们：女孩——或已经是年轻的女人——有学习的愿望，她们会兴致勃勃地学，就连有工作的女孩，或是正在上大学的女孩，都会来学习做饭。” 《新自由报》，1929年11月27日，第7页。
[43] “上层社会的女士们以一种相当民主的方式聆听了实用的烹饪讲座，其中有些人也许是由于职业的改变或由于晚婚，直到现在才开始关注烹饪，她们与许多可爱的家庭女佣一起学习厨艺。相同的学习目标将她们连接在一起，这个目标超越了社会差异。”《新维也纳报》，1930年11月30日。
[44] 1932年1月，爱丽丝在《新自由报》上做了广告：“爱丽丝·乌尔巴赫女士的第一个维也纳‘美食到家服务’。只需2先令，就能将您预订的每日完整套餐送到家中或办公室。热气腾腾，可立即食用！营养丰富，美味可口！” 爱丽丝为此申请了一个额外的营业执照。1932年1月30日，营业税登记簿上有如下记录：“爱丽丝·乌尔巴赫，销售和配送即食菜肴，不包括任何与特许权有关的活动。注册地址：第四区，格戴克路1号。” 维也纳档案馆，税务登记簿，核心业务登记簿K2/1，爱丽丝·乌尔巴赫；烹饪学校，第四区，格戴克路7号。
[45] 里兹·雷莫夫（Riz Remorf）的文章《现代女性的现代美食》（Neuzeitliche Küche für die moderne Frau），《新维也纳报》， 1932年1月31日，第23页。
[46] 1929年，爱丽丝的营业执照上加上了奥托的名字，现在他有资格提供家庭烹饪课程了。感谢塞巴斯蒂安·达林格（Sebastian Dallinger）为我找到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册，核心业务登记簿K2/1，爱丽丝·乌尔巴赫；烹饪学校位于第四区，格戴克路7号，维也纳档案馆。
[47] 维也纳巴勒斯坦办事处于1934年11月16日确认：“上述人员于1934年8月3日向我们提交了一份巴勒斯坦入境证的申请，编号为1910。”奥托·乌尔巴赫的遗物。
[48] 爱丽丝·乌尔巴赫：《我的儿子们》（My Sons）。四页的手写稿，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