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言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思想革命。与之相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创立与发展是世界美学史与艺术理论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变革与范式转换。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Γ.В.Ллеанов）较早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1]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齐斯（Авнер ЯковлевичЗисъ）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一书中指认：“马列主义美学的产生标志着美学史和艺术批评的革命性转变。今天，不仅审美活动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马列主义美学对于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矛盾，对于阐明艺术发展方向，对于指出艺术发展的途径等，都是重要的并带有根本性的意义。”[2]中国当代美学家汝信先生也曾指出：“马克思不是通常意义下的美学家，他并没有写过系统地论述美学问题的专著，但他在不少著作里涉及美学问题时所阐发的一些基本观点，却在美学中开始了一场真正的革命。”[3]显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并未因历史的变更而减弱，即便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今时代，马克思所具有的批判性与革命性依然充满着理论活力。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宣告，我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4]在当今时代，“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5]上述这些论述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意义，“革命性变革”成为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关键核心概念。

然而，应该意识到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表述为“革命性变革”虽毋庸置疑，但如何理解或从何种意义上理解这种“革命性变革”的真实内涵及其历史意义，却并非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自明性”（self-evidence）问题。也就是说，在许多语境中，要做到真正理解或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真实内涵和历史意义，却并非易事。与探寻科学真理一样，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真实内涵与历史意义，绝非一项轻而易举的理论工作。至少，一旦我们不再以“毋庸置疑”的“自明性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一个需要进行“前提性反思”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历史意义的重大问题。其实，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在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议题上就一直众说纷纭，复杂难辨，甚至形成了诸多难以相互认同且截然对立的解释模式和学派观点，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复数的马克思主义。难怪当年马克思在世时就曾特别地强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马克思这句话留给他的后续者一个看上去有些吊诡，但却不容回避和必须面对的理论难题：何为马克思主义？应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何种层面或何种意义上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显然，这些问题的反思和回答，构成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最为重要的“前提性”理论工作。

一

我们看到，马克思当年留下的“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难题，成为后来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断探讨的“前提性”基础理论问题。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在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开篇，就设立专章提出并讨论这个问题：“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后人留下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因而，要想回答和解决“何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难题，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回到马克思”来完成，也不应指望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著中“寻章摘句”或“论点摘编”来实现。也就是说，仅仅了解和熟悉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一些个别观点和结论，并不足以找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真正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有可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卢卡奇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7]卢卡奇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不等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具体观点或个别论述，因为一些具体观点和个别论述会因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过时”，如果无视历史时代的变化，把经典作家的具体观点和个别论述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更有悖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原则。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在于其具体观点和个别论述，而是其精神实质和方法论原则——是方法而非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在此，可以把卢卡奇的观点称之为“方法论优先”的原则。

具体而言，卢卡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也就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卢卡奇将其称之为“辩证的总体观”并强调指出：“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8]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甚至出现了前后矛盾、自我否定的复杂状态，但“方法论优先”是他始终坚持的观点。值得提及的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虽然用很大的篇幅反思了他早期著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他依然强调自己所做的最为正确的工作就是以“辩证总体观”这一方法论原则解答了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卢卡奇这样回顾总结说：“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ä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我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在我认为，这个定义不仅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处于马克思主义复兴前夜的今天能够产陌生相当重要的影响。”[9]我们赞同卢卡奇对自己的这一评价，赞同“方法论优先”原则——即以“辩证的总体观”而不是“个别的观点”，来整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但是，这种“方法论优先”的原则过于专注“方法”而忽视了“内容”和“目的”，造成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与方法视域之间的割裂。这就提出了如何避免仅仅从“方法论”入手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缺陷。对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范式论优先”的原则，这种观点试图从“哲学范式转换”或“哲学范式革命”的维度，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美学革命的理论实质与历史意义。其实，无论是卢卡奇的“方法论优先”原则，还是“范式论优先”原则，其实质上都是为了寻求从“总体性原则”出发，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这一点无疑也是卢卡奇探讨“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初衷和一以贯之的原则。在我们看来，相对于“方法论优先”原则，“范式论优先”原则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辩证的总体观”，更有利于我们从总体性上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精神实质与历史意义，以凸显其“革命性变革”的真实内涵。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特别关注“哲学范式”问题，提出从“哲学范式转换”的视域出发来阐释和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革命性意义”。王南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一文中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不仅寻求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进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为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论证，而这就涉及了哲学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总体上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思维范式转型的理解问题给出清晰而系统的规定，二是如何在实践哲学范式的视域中，重构一系列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避免地要给予某种解答的重要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前面描述的范式转换说能够成立，那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之深入发展的趋向或理论空间。”[10]应该说，从“哲学范式”视域出发，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置于“哲学范式转换”或“哲学范式革命”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和阐释，使我们获得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的“总体性”视域。这是一种基于“总体性”的“辩证的”“双重视域”——即“历史的”与“逻辑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视域”：从历时性的历史维度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置于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演进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从共时性的逻辑维度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区分开来，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形而上学的“革命性意义”。

以往，由于我们缺乏这种“范式研究”的理论自觉，不仅未能从范式革命的意义上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范式革命”意义，反而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以至于倒退到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前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范式”的水平上来理解和表述马克思哲学。从此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研究，对于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范式革命”的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范式革命或范式转换的经典范例。因此，从“范式革命”或“范式转换”的视域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革命性变革”意义，将使我们获得一个较之于以往完全不同的具有根本性变化的研究视域和方法。哲学范式是任何一种理论或学科建构的总体性架构，它规定着某一理论或学科的提问方式、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对于哲学基本理论来说，哲学范式的革命是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它将导致某一理论或学科总体问题域的改变，以至于导致一些经典范畴概念的彻底消失，从而生成出全新的理论题域。也就是说，哲学范式或哲学思维方式不是指某种个别的哲学立场观点，也不是指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总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或哲学思想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通常以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来表达哲学范式革命，无论是哲学范式的变革，还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都致力于从整体上或总体上理解、阐释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历史意义。因此，理论范式的审视检讨，理论范式的前提性反思批判，并不拘泥于某一经典概念或结论的对错与否，而是整体理论问题框架的彻底转换。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问题，是一个具有前提性反思意义的、最基本的理论题域。

众所周知，“哲学范式”或“哲学范式革命”的提出来自于当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和理论的启发。1962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并以“范式革命”来描述“科学革命”。库恩的“范式”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1]根据学者研究总结，我们大致上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其“范式理论”的基本内涵：一是，哲学思维方式意义上的范式，亦可将其称之为“元范式”或“哲学范式”；二是，科学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范式，亦可将其称之为“科学范式”或“学术范式”；三是，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亦可将其称之为“方法范式”或“研究范式”。在此，我们侧重于从总体性维度来理解“范式”，将“元范式”或“哲学范式”作为理解“范式”的“前提性”视域。尽管“范式”概念还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从总体性意义上来看，“范式”是指人们所持有的观察世界、看待世界、思考世界、理解世界、阐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模式、一种框架、一种体系、亦即一种范式。“一种‘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假定的‘格局’，不管它是隐而不露还是显而易见的，均内含在更为广泛的世界观中。库恩发现整个科学史都存在着范式的变化、概念的革命，它们由全新的假设、理论和研究范式所引发，而使那些占支配地位的主张陷入危机之中，最终出现瓦解和中断性的改变。”[12]因此，“范式理论”可以成为概括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知识系统的一种视域方法：它既是一种价值信仰认同，又是一种知识认知模式；它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体系，又是一种研究视域方法；它既是一种提出问题方式，又是一种解决问题框架。

“范式”与“革命”是我们理解库恩理论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范畴概念。这就是说，库恩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不仅提出了“范式”这一理论概念，而且以“范式革命”为理论视域，描述、总结并破解了人类知识增长与进步的秘密。库恩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观点：“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积累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旧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所抛弃、所取代的那个革命过程。”[13]在库恩看来，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并非一个连续积累的线性过程，它常常表现为断裂式变革转换，表现为新旧范式转换和革命的过程，表现为“范式革命”或“范式转换”。“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存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14]一般来说，在常规的科学发展阶段，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遵循共同认同和遵循的“范式”进行科学研究，虽然会有个别问题上的发现和个别观点上的创新，但不会突破固有的范式或范型。在这种情况下，很少会有人对共同遵循的“范式本身”提出疑问；只有当旧有的范式不能解释新的问题时，科学危机的时刻才真正地来临，这时，只有进行“范式的革命”，才能解决和克服科学的危机，一些科学家开始反思并突破旧有的“范式”，发现和创造新的“范式”，而一旦新的范式得以确立，旧的范式就会被废弃掉，科学发展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范式”阶段。这意味着，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出现了断裂，而这种断裂也就是一种“结构的革命”或“范式的革命”，是从一种旧范式到一种新范式的转换的“科学的革命”。

作为科学哲学著作，库恩的理论观点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其中，涉及“范式理论”对于自然科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否有效的问题。对此，库恩回答说：“迄今所论述的每一事件，虽是对自然科学和科学家而言，但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许多领域。……在古代和在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提供了进步的公认范式。”[15]在库恩看来，他的范式理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正如库恩所说的那样，范式理论不仅在科学研究界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促使当代文化思想界积极尝试将“范式理论”研究视角拓展到哲学、美学、艺术、文化等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例如，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学者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就十分自觉和明确地运用“范式理论”来把握歧义丛生的后现代文化思想转向，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他们指出：“当我们把术语‘后现代范式’概念化时，它既意指当代每一个实际的理论学科和艺术领域的特殊变化，也意蕴把这些变化与更大范围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因而影响到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与社会，还有日常生活的价值与实践。我们希望把范式的改变置于思想史之中如库恩及其他一些人，而且作为社会与习俗方面的因素发展的结果来加以研究，该发展受到工业、技术、经济、政治以及常常是科学本身的变化所推动。因此，我们分析范式改变既是某一特定的概念范围之内部回应，也是潜在的和不言而喻的‘知识的规则’之改变，例如早期的福柯试图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认识激动人心的概念断裂；同时又把之作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历史变化的组成部分，因而影响到文化与思想的变化。哲学、艺术、文学与科学有自己的历史、问题、争端和概念动力学，但是它们也深受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限制，无论人们承认与否。”[16]按贝斯特和凯尔纳的描述与理解，后现代转向虽然肇始于文学艺术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但在其后的发展中迅速蔓延扩展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上的范式转型。这也就意味着，要真正理解后现代转向的当代意义，仅将其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思潮来加以描述和把握，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要求我们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科学技术、文化生活和思想方式等多个层面，对其进行多维度的综合考察，同时，也要求我们从理论层面上，即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和理解。正是运用范式革命的理论，贝斯特和凯尔纳对“后现代转向”进行了“范式转换”的描述和研究，他们认为“过去几十年在理论、艺术和科学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它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主要范式的改变，有些人认为是从现代世界到后现代世界的划时代转型。……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后现代转向也包括后现代政治的产生、后现代认同的新形态以及文化与技术的新格局。”[17]

在贝斯特和凯尔纳看来，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主要研究的是科学范式，但同样也适用于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等人文学科领域，以及更为广泛的文化思想范式的研究。“库恩的注意力限于科学范式，但显然可能存在一种适用于任何理论或艺术领域的范式，也适用于一般意义的文化，例如，福柯试图通过他的知识概念认识现代知识发展的不同阶段。当我们把术语‘后现代范式’概念化时，它既意指当代每一个实际的理论学科和艺术领域的特殊变化，也意蕴把这些变化与更大范围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因而影响到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与社会，还有日常生活的价值与实践。”[18]在库恩看来，整个科学史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有一种线性的知识连续性和积累性，情况也许恰恰相反，它以一种断裂瓦解的中断性实现科学结构的革命性转换，新范式与旧范式之间构成着对抗性的冲突、断裂、更迭、取代。如今，库恩的范式理论已经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一种“范式”，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成为当代学者看待和分析复杂理论星丛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视域。

虽然，伴随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范式的消解与颠覆，以及审美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研究逐渐走向式微，各种具体应用的美学门类以及审美文化流变发展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并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但是，无可否认，哲学基础问题作为美学和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传统理论模式或传统哲学范式已经无法有效地阐释时代发展变化的今天，理论范式的转型变革更需求寻找新的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这也正构成了当代美学和艺术学基本理论研究不断探寻的内在诉求与整体态势。因此，传统美学范式的变革和新的美学范式的建构，已经成为当代美学和艺术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作为“前提性”的基础理论问题，美学或艺术哲学研究理论范式的反思，是对其赖以奠基的理论本身所进行的前提性反思。显而易见，理论范式是任何一种理论或学科建构的基础性和总体性架构，它规定着某一理论或学科的思考方式、提问方式与言说方式。对于“前提性”的基础理论问题来说，范式的革命是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它将导致某一理论或学科总体问题域的改变，以至于导致一些经典范畴概念丧失有效性或者彻底消失，同时也必然要生成出一些全新的理论题域。因此，对于当代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理论建构而言，理论范式的审视检讨，理论范式的前提性反思批判，并不拘泥于某一经典概念或结论的对错与否，而是对整体理论问题框架的反思重估和转换更替。这就意味着，美学或艺术哲学理论范式的转换问题，是一个具有前提性反思意义的最基本的理论题域。换言之，理论范式转换的问题，将直接决定着当代美学或艺术哲学转型变革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得以实现与完成。

二十世纪是一个终结的时代，各种宣布终结的声音弥漫于整个世纪，至今依然余响不绝，如所谓“哲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人的终结”等等。众所周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发生了许多重大的转向，如现象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实践论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等等，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其指认为“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将其指认为“后哲学文化”；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其指认为“后形而上学思想”；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将其指认为“后现代知识状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将其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些指述表明，当代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业已生成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或新的理论范式。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伴随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当代西方哲学和美学已进入到后形而上学时代，这势必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的失效以至终结，正像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宣布的那样，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为此，当代文化思想界陷入了“后理论时代”的恐慌之中。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形而上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经由怎样的范式革命和转换，终结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终结是否就意味着全部理论的终结？是否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或新的美学研究范式？以担负起时代赋予理论的思之任务？

如何理解传统哲学终结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如何理解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形上之思，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革命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当代哲学思想“终结或转向”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我们思考形而上学命运的关键所在。从“范式革命”的哲学方法论层面上看，这诸多终结的核心主题可以概括为“传统形而上学范式的终结”。按海德格尔的说法，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顶峰，随后哲学便进入其终结阶段。众所周知，形而上学是海德格尔终其一生所反思的主要议题，他所选择的路径是发生现象学的溯本追源，最后，他是否走出了充满迷雾的形而上学林中路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中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9]虽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如何终结形而上学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但我们可以将海德格尔的这一指认视为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路标，即从传统哲学范式终结的结点入手，切入形而上学范式革命的思想史发展脉络，这不失为一个比较恰切合理的方法和路径。

在我们看来，应该从西方形而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范式转换为切入点，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范式变革，以及这一变革在突破西方形而上学内在逻辑和传统范式后所开启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意义。只有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展开之中，才能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与西方形而上学内在逻辑关联的性质，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范式变革的真实意蕴和精神实质。因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及思维方式的确立，都以不同的形式同形而上学的命运与逻辑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关联。纵观西方思想史，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经由马克思开始赋予了崭新的方向和意蕴。概言之，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既是传统哲学范式的终结，又是传统哲学范式的超越；既是形而上学哲学范式的颠覆，同时也是形而上学哲学范式的超越。马克思哲学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对逻各斯主义的颠覆、对终极本体论的摧毁，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真正的思想理论的范式革命，建立开创了新的哲学范式和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启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崭新方向和路径。

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美学或艺术哲学对于理论范式转换问题的研究，关涉到如何理解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论形态问题，也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范式转换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要以马克思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范式革命为理论前提，以西方传统哲学消解与当代哲学转向为整体背景，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美学或艺术哲学研究理论范式的革命性转换。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坚固性，致使人们很难从传统哲学范式中挣脱出来，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的迷雾和谵妄之中，甚至于最具颠覆解构色彩的后现代哲学范式似乎也难以彻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羁绊，稍不小心就会将哲学美学的阐释重新纳入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使之退化到传统理论范式之中，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哲学范式转换的理论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来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及美学的诸多变革和转向，依然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因为，批判黑格尔主义、揭秘意识形态、颠覆形而上学、解构实体本体论哲学，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起点，是马克思当年已经开始进行并基本完成的理论任务。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颠覆中，已经进入其被“拒斥”“取消”“拆解”“摧毁”的阶段，以至于海德格尔说，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经由马克思进入到终结阶段。因而，我们认为，离开西方当代哲学范式转换的整体背景，就难以认清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与理论意蕴，也难以洞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想之间的历史关联，因而也就难以理解马克思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时代超越性，难以理解马克思哲学对当代西方文化思想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仍然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或者说，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激进批判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的思考，更清晰地凸显了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真实内容，从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历史理解。

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范式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要对象，这种哲学范式革命具有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意义上“认识论断裂”的特征。正如阿尔都塞的学生埃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在《马克思的哲学》一书中指出：“因此，我们可以坚持说马克思以后的哲学不再是以前的哲学。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发生了，这与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的哲学观点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只是要求改变观点和方法，而是要去转变哲学的实践。当然，马克思不是唯一引起此类历史效果的学者，我们认为，在当代至少还有弗洛伊德在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从另外的目的出发产生了同样的影响。”[20]这一哲学的断裂或变革，同样导致传统美学的断裂和变革。大致上说，马克思以感性实践论哲学终结了传统哲学美学范式，开启了反传统形而上学的艺术哲学范式变革。由此，马克思哲学在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过程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理论视域，为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创立与发展是世界美学史和艺术理论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变革与范式转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时代难以超越的理论视域。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之后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2]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在新时代语境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讲话，更为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达到的理论创新高度和理论创新意义：“‘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2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段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使用了三个“新高度”，以阐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补充强调说：“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4]

必须明确认识的是，“两个结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时代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飞跃。必须重点强调的是，“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提出的原创性意义在于，在“第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深刻领会的是，“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实现了从“第一个结合”跃升到“第二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飞跃。

要理解和领会“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关键在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25]这一理解和把握，将“现代”与“传统”有机的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建构起相互“赋予”、相互“融通”的互动契合关系。

作为一个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历史价值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这就要求我们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锐敏的时代意识，来把握和领会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深刻思想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26]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视域看，之所以要提出“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其实质是为了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转换与发展，如此看来，“创造性转化”实质上也可以理解为“现代性转化”之问题。

何为现代化？何为西方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毫无疑问，作为重大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有其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理论内涵，因此，要真正领会这一时代命题，就必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历史辩证”关系，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要义，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开“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来理解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尝试从现代化发展历程、现代性反思批判这两个维度出发，阐释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强调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27]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8]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提示我们，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理解和解决好“本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以历史辩证的眼光来把握“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连续性。无疑，这是一种以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的思想方法，因而有别于抽象地、凝固的、静止地看待“传统”的思维方式。

显然，一旦隔断“古代”“现代”和“未来”的历史时间连续性，就会将“传统”仅仅等同于已经逝去的“过去”，这势必会造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阻断隔离，难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来看待“传统”、关注“现在”、展望“未来”。从西方现代历史上看，“传统”正是在与“现代”的对比中才得以形成，或者说，“传统”是现代的一种发明。西方社会历史步入现代性历程以来，开始将“古代”（antique）一词对应于“现代”（modern）。“现代”指称的是创新的、富有活力的现时代，而“古代”作为它的反义词则指称古老的、陈旧的过去。也就是说，正是伴随现代化的进步发展，“古代”才逐渐成为“传统”，并成为必须被“现代”所抛弃的陈旧落后之物。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由于缺少现代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观念，中国古代在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上形成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循环主义历史观念，“传统”往往会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自中国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进步、革新、革命的观念才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中国迈入现代历史进程的口号标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时代精神产物，其中，新文学运动、新美术运动、新戏剧运动等等汇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文化思潮。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不同思想观念的博弈，但他们在摒弃传统、求新求变上却基本保持着一致，这也是后来的人们将其称之为激进主义的主要缘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五四”进步主义诉求的革命化产物，从陈独秀、李大钊到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都是坚定彻底的革命进步主义者——“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9]对于传统，他们总体上趋于批判否定的态度，并主张对传统进行“革命性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30]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时期的文化任务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进行“革命性改造”。

如果说革命时期党的文化任务主要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革命性改造”，那么，新中国建立后伴随“革命”向“建设”的过渡发展，党的文化策略逐渐从“革命性改造”过渡到“现代性转化”。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党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战略目标，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更为紧密地联系为一体，邓小平同志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31]这标志着文化现代化问题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32]显而易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基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时代命题而提出的当代文化理论命题，或者说，之所以要提出和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乃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题中应有之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文学艺术创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系时曾特别强调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33]显然，只有把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整体性意义，才能够深刻认识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内涵。

必须强调的是，与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等相关问题研究有所不同，新时代需要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历史时代语境出发，来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问题的历史视域、时代诉求与方法路径。因此，“现代性视域”与“创造性转化”便构成我们理解、把握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维度和方法路径。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传承绵延、历久弥新，至今依然作为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文化砥柱。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来自于通变，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从古今通变的意义上说，传统并不意味着亘古不变的过去，真正的传统应该鲜活地存活于当下，存活于现在，同时也孕育着未来。惟其如此，传统才会充满生机活力；而正因充满生机活力，传统才堪称伟大。因而，并非所有传统都具有历久弥新的通变活力，或者说，在经受时势变迁的挑战中，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范式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要使传统在现代性条件下存活并葆有生机活力，就必须解决好传统的现代转换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把问题归结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其意义在于，既要强调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又要强调两者之间的融通和合，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传统与现代”“保守与维新”“继承与发展”“转化与发展”的两元对立思维方式，以确立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辩证法。

曾几何时，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其最大危机来自于西方现代化的侵袭与挑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4]西方现代性的殖入导致传统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结构，同时也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华民族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为了挽救危局，无数仁人志士，致力革故鼎新，一时间改良维新的思潮风起云涌，发出了革新变革的先声。

显然，强调现代性条件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何为现代性？辨识现代性的优长与隐忧在哪里？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何为传统？辨识传统的缺欠与优长在哪里？简要地说，现代性的优长是理性化，这不仅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而且极大地发挥出人类运用理性工具改造并支配整个世界的能力，现代文明的进步可以说就是人类运用理性工具改造并支配世界能力的不断加强。然而，优长之处同时也是其缺欠之处。概言之，现代性的缺欠即是理性的工具化，理性工具化追逐形式和程序层面上的效率，这带来了精神、价值、信仰、情感、伦理的失落与荒芜，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冲突与分裂状况，将人类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35]我们看到，正是伴随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缺欠与隐忧，人们开始反思批判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而成为十分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展示出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人类生存智慧和文化思想魅力。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36]众所周知，儒家和道家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思潮，由此建构起“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原型。在此，我们试以儒道思想为例，阐发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和文化魅力。

儒家学说特别关注社会人伦道德秩序的建立，致力于解决人与人、个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仁”也就是两个人或多个人的意思，“仁者爱人”则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实现伦常有序的“仁爱”和谐社会。因此，如何培养伦理道德的人格，成为儒家学说和教育的核心内容，人们称儒学为“立人或成人”的学说。孔子“成人”学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如何将外在强制的社会道德规范（礼）与内在欲求的个人心性情感（乐）相统一起来，塑造一种“合情合理”“礼乐和合”的理想人格和社会。我们可以从“立人”“树德”与“处世”三个方面理解儒家的文化精神：“仁爱为本”以“立人”；“行健自强”以“树德”；“贵和尚中”以“处世”。儒家主张“仁爱为本”，其目的是“立人”，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古典哲学所表达的一种“人本”或“民本”思想。“仁者爱人”的仁学主张，以“仁爱之心”缓解协调人自身、人与人、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冀望以“礼乐教化”，陶冶塑造“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进而建构伦常有序的“仁爱”和谐社会。儒家激励“行健自强”，其目的在“树德”，是指发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修身养性，修德养气，气正德明，化育涵养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以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理想目标。儒家喜欢“贵和尚中”，其旨趣为“处世”，所倡导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和原则。“中和之美”是建立在“中庸之道”的儒家哲学伦理学基础之上而提出的艺术审美原则，“中庸”就是“执两用中”“和合两端”“不偏不倚”“中正和平”，将这种思想方式、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推及到艺术审美领域，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艺术辩证法。作为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几千年的思想传统，儒家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厚的根基和文化传承的生命力，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如果说，儒家美学思想注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以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探寻人伦道德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那么，道家美学思想则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以无为的出世精神，追求顺任自然天性的人生境界。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37]“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是世间万物生成生长的本源，是宇宙大化运行的律动之源。道家认为宇宙大化的根本法则在于“道”，天道自然，非人力、人为、人道所能企及。因而，人应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不为利害得失而操心劳苦，以达致“顺任自然”“安之若素”“泰然处之”的境界。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老子》）视人工所事为违逆自然天道的“伪”，主张“无为而治”或“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美学追求“法天贵真”的素朴之美。在道家看来，天道自然既是宇宙大化之运行律动，又是天地大美之自然显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天地之美也就是大道之美，而大道之运行乃自然天成、无为而为。因此，“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这自然就规定了艺术要“见素抱朴”“返璞归真”“法天贵真”，以不假人工人为的天然之美为至高境界，由此形成“天然去雕饰”的中国艺术精神。

儒道美学思想历经几千年的文脉演进，在历史的挑战与调整中不断变通，绵延至今，显示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在新时代，我们运用中华传统生存智慧，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维度重新阐释儒道思想的精神实质和生存智慧，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我们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断开辟提供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向我们提出了新时代的新要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8]我们自信并坚信，只要我们站在“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高度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一定会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自己，同时也属于整个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注释

[1]〔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第507页。

[2]〔苏〕齐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彭吉象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第13页。

[3]汝信：《马克思和美学中的革命》，《汝信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5，第134页。

[4]〔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22页。

[5]〔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99页。

[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48页。

[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15页、第61页。

[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新版序言（1967）》，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1页。

[10]王南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学术研究》，2021年第1期。

[1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57页。

[12]〔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7页。

[13]〔美〕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匈〕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1页。

[14]〔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83—84页。

[15]〔美〕库恩：《对批评的答复》，选自〔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327页、第329页。

[16]〔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8页。

[17]〔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页。

[18]〔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7页。

[19]〔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1244页。

[20]〔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6页。

[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13页。

[2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17页。

[2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2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2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26]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14页。

[2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2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2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9页。

[3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69页。

[3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11页，第212页。

[3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14，第3页。

[33]习近平：《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324—32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15—116页。

[35]习近平：《自觉承担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314页。

[3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18页。

[37]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上篇二十五章，中华书局，2018，第62—63页。

[3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